新加坡华人国家认同的演变——从开埠到李光耀政府时期

1819年是新加坡历史的转折点,英国人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并将此开埠为自由贸易港。英殖民政府一开始就鼓励各方移民迁入新加坡,这吸引了大批来自中国华南地区劳工移民。独立建国之前的新加坡,华侨国家认同的偏好更加倾向于中国而非新加坡,移民以“侨居”心态居于此。20世纪50年代是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期,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激烈变化,动摇了新加坡华人认同的根基,产生了转向的迹象。李光耀带领下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致力于树立一个健全的国家意识,使全体国民都认同于新加坡,国民以作为新加坡人为荣,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

论冷战国际环境中的中国与新加坡关系

从1965年新加坡宣布独立到1990年中新两国正式建交为止,中新关系经历了从最初隐晦疏远到最后自如密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新加坡从各自政治经济关系的对比差异、冷战国际环境变迁中新加坡大国平衡战略对中新关系的积极意义,以及新加坡在海峡两岸的关系等方面,对双边关系进行了务实性调整和适应。正是冷战国际环境中这种务实性的中新关系,为冷战结束后中国与新加坡关系全面而迅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政治家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治理——以新加坡李光耀为例

国家层面语言治理的规划者通常由政治家、语言学家和政策专家等人员构成,其中政治家往往是语言治理的核心人物。采用民族志方法以新加坡开国元首李光耀为例,发现政治家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治理之间存在密切互动关系。政治家的语言生活或语言实践是形成、加强或改变他们语言意识形态的基础,而政治家的语言意识形态是他们做出语言治理决定的根本。语言生活通过语言意识形态间接或无形地影响着政治家的语言治理,而语言治理又直接影响或引导着政治家的语言生活。

李光耀与新加坡的刑事政策

李光耀对新加坡法治的影响深远,在他的倡导下新加坡整个刑事政策的设置很重视刑罚的威慑作用,如废除陪审团制、保留鞭刑、强力反腐等等。要研究新加坡的政治法律制度,就离不开对李光耀的研究。

试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确立并巩固的过程可分四个阶段:1955年大选使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政治舞台上首次亮相,李光耀等三位人民行动党党员当选为立法议员后,成为议会中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李光耀担任反对党领袖,人民行动党从此正式开始了争取掌握政权的斗争。1955年至1959年,是人民行动党努力实现由在野到执政地位跃迁的时期,这一时期正是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1959年至1968年,人民行动党利用其执政地位和英国殖民统治的余威,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阵线进行打压,逐渐取得了对社阵的胜利,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在风雨飘摇中经受住了考验。1968年,人民行动党第一次赢得国会全部的议席,从而开创了"一党独大"的局面,标志着"一党独大"政党体制的最终形成。此后,新加坡"一党独大"政党体制进入平稳运行期。人民行动党利用其执政地位,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控制等各种途径对这种政党体制进行巩固和强化。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的社会生态研究

人民行动党自身的成功和对新加坡治理的成功,原因就在于它适应了新加坡的社会生态环境。与其他政党的执政环境相比,人民行动党与其执政环境的关系又显现出了执政环境的相对性与被动性,即作为现代新加坡的缔造者,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环境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人民行动党自己创设的,所以,人民行动党与其执政环境之间就较少地存在不和谐因素。人民行动党通过议会选举来取得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其首领被任命为政府首脑,几乎垄断了新加坡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后,致力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人民行动党执政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人民行动党在执政之后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不管是夺取和维持执政地位,还是推行自己的政策,达到执政目标,都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对于新加坡而言,其自然生态是其政党制度形成与维持的基本物质条件之一,其独特的自然生态也是人民行动党执政的一个最具现实作用的基础。虽然新加坡是一个合法的独立国家,而且繁荣昌盛,同时却仍然十分脆弱,不大能够自由行事,不管是地区范围的国际环境,还是全球范围的国际环境,都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产生了巨大影响。

艾滋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艾滋病每日每时都在威胁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惊人的。该病对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加严峻，将加速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崩溃，是造成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及苦难的主要原因。本文概要地论述了艾滋病对经济发展。

双向互动:林德宪制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关系初探

林德宪制是新加坡自治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人民行动党则是战后新加坡政坛上最为重要的政治力量。这两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首先,人民行动党的成员及其他政治力量对于民族国家的追求促成了林德宪制的形成;其次,林德宪制催化了人民行动党的诞生并影响了它的组织结构;第三,林德宪制不是一个理想的宪法,人民行动党对其抱有较多的保留;最后,林德宪制的架构和内容对于后来人民行动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东方的法治主义——新加坡法治模式及其启示

新加坡法治模式具有限制自由,严刑峻法,重视秩序,平等执行等特点,新加坡因地制宜的法治模式与西方法治有着相当的区别,但仍然保有了法治的核心理念,是一个东方的法治国家。新加坡法治的推行有赖于领导人李光耀的洁身自好,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以及良好的施政绩效。新加坡的法治模式与其推行手段都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相当的启示作用。

二十世纪中期新加坡民族国家建构理念析论

民族国家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要解决“谁的国家”的问题。新加坡的民族国家建构理念可以追溯至新马合并时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新马分离后,新加坡并不急于将各族群整合成一个民族,而是努力构建个人和族群对国家的认同。新加坡对华人宗乡社团进行改造、取代,将华人还原成个体的公民直接与之接触。新加坡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力图为各族打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将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确立为具有官方地位的语言,为各族表达差异、发展文化留下了空间。新加坡还着眼于提升落后的马来人的竞争力,在一定时间内优待马来人,肯定少数族群的文化,将国家建成保护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政治屋顶。

“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政策发展展望

2015年,建国之父李光耀病逝,新加坡正式进入了"后李光耀时代"。随着李光耀之子李显龙的再次组阁成功,人们开始思考面对新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形势,以及日益关注的民生问题,新加坡未来政策的走向将会如何?本文以新加坡政治历程中首次出现三位统筹部长的管辖范围以及被统筹部门的最新施政目录为观察视角,尝试解读其安全、经济和民生政策的走向。从国家安全政策来看,李显龙仍会延续之前的做法,通过外交手段来争取国际生存空间的同时,加强自身的国防力量和国内安保措施。李显龙政府更多的变化将会出现在经济政策上。本届政府将会大力进行改革以推动经济转型,加速向创值型和投资型经济发展。在民生问题上,新一届政府也将会花更多的精力发展"智慧国家"计划,加快医疗、交通、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

论李光耀的人才思想

本文针对新加坡建国４０多年来的建设成就，以《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为依据，对李光耀在培养和利用人才方面的主要思想进行归纳和分析，以得出其人才思想的精髓。

中国知识分子观念中的李光耀图谱

在亚洲以及西方的许多人看来,新加坡与李光耀不可分割,甚至将两者等同。这种观念是否同样流行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本文所关注的自1963年至2013年有关于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学术文章给出了否定答案。这些学术文本是中新关系领域活跃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对于李光耀的观念的载体。对它们的定量统计结果和具体内容解析显示:中国学者对于李光耀的解读并不必然固囿于新加坡的国家框架内,在他们的认知中,李光耀和新加坡的非重合部分呈现出远为丰富和重要的意义。中国知识分子观念中的李光耀图谱不仅勾画了李光耀和新加坡的故事,更折射出中国自身发展的变迁和其精英阶层思考的演进。

英军撤离前后新加坡的自立方略与成就

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后不久,又面临英国政府1967年宣布的提前撤军危机。这使得新加坡在军事、经济、人民生活等诸多方面面临措手不及的严重打击。面对这一严峻挑战,新加坡人民团结一致,在政府的明智决策指引下,建立了有效的防务力量,实现了经济的成功转型,凭借信心和自力更生的精神,走上了民族自立的道路,创造了亚洲的神话。

论李光耀的经济思想

本文以《李光耀 40年政论选》为依据 ,围绕李光耀执政期间所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政策 ,从经济发展的政府行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等三个方面 ,总结评述了李光耀的经济思想。

李光耀的文化认同及其政治取向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新加坡的研究有了较大进展,但论者在探讨新加坡文化时多被其成功的经济表象蒙蔽了理性的眼睛,往往以经济的成功取代了文化上的凋敝。有新加坡"国父"之称的李光耀其文化认同感在学者们的眼中是扑朔迷离的,多数人是由其政治观而顺延至其文化观,从而产生了文化认同与政治取向上的混淆。文章尝试从李光耀主政以来的华文教育政策及对南洋大学的态度上,剖析李氏的文化认同感及其政治取向,从而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未必就是一个优秀的文化传播者,而更为严重的是,政治人物的主观努力,往往在客观上给文化的传播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叙事、实践与展演：李光耀葬礼中的“剧场政治”

东南亚地区是观察"新国家"的人类学"实验室",而作为新兴国家的新加坡尤其具有显著的研究意义。李光耀辞世预示着新加坡一个时代的终结,对新加坡国家发展而言更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李光耀葬礼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和社会通过口述历史或文本制作等方式来叙述李光耀,辅之以各方行为者全面参与的幕后实践,在跨域空间和国家仪式舞台前狂欢式地展演新加坡。最终,李光耀成为新加坡国家的符号象征,从而凸显了新加坡国家建构的"剧场政治"。来自李光耀葬礼的"地方性知识",对于思考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国家建构路径以及进一步了解"剧场国家"的内涵皆具有启发意义。

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微型政党的发展

2015年新加坡国会大选被视为新加坡政治发展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事件,因为2015年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离世,"后65世代"的年轻化选民首次成为选民主体,这些都为新加坡微型政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实际上,选举结果体现出李光耀光环效应还在延续,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李光耀效应的淡化,处于有限民主调试期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许会因合法性需要而迎合青年选民,逐渐为微型政党"松绑"。因此,步入后李光耀时代的微型政党,特别是工人党,在克服自身弱点的过程中有望成为名副其实的反对党,改变新加坡的政党模式。

李光耀时代新加坡选举制度研究

新加坡作为东南亚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其特殊的选举制度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选举呈现一党独揽、他党无票的特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有人民行动党党员众多、竞选策略得当等原因,但同时与其独特的选举制度具有直接的关系。文章通过梳理李光耀时代的选举制度,阐释了其选举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路径的梳理与思考——以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为例

本文通过对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官网的浏览和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在短短13年内,其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成果显著。不仅有独特鲜明的办学理念,强大而优质的师资力量,多元互助的国际环境,赫赫有名的来访嘉宾,丰富有效的研究成果,庞大有力的社会捐助,而且该学院首倡跨学科一体化教学方法,被世界名校广泛采用。通过对其学科发展路径的梳理和思考,结合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的不足之处,在学科定位、课程设置和机构合作等方面提出建议,以启发和促进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