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互鉴中建构中国自主文论知识体系

中国自主的文论知识体系建构离不开“在世界中”的中西文论交流互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形势,促使我们需要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审慎地处理好“古今”与“中西”的关系。20世纪西方文论无疑深化了我们对文学的本质、意义和价值的深入认识;同时“,后学”思潮过度强调边缘文化和弱势群体的解构意义,成为当下欧美社会撕裂、极化的文化滥觞。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增强学科自觉、开拓研究视野、推动范式转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文化差异、语言障碍以及理论框架的局限性,西方文论在解释中国文艺经验时也蕴含着误读的风险。在新时代背景下,立足“两个结合”的文论知识体系建构是化解“古今中西”的文论互鉴难题的重要方法。

中西设计美学思想差异下的家具造型研究

家具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美学思想的不同、生活方式的不同、文化传承的不同及礼仪要求的不同造就了中西家具的不同特点,体现了中西方在地域和审美等方面的差异。文章基于中西美学设计思想的差异性,通过对比分析中西家具造型,归纳中西家具在设计上的异同,并探究其产生差异的缘由。通过分析总结,为当代中国家具设计提供发展方向及理论依据。

现代儒家文化的传统与创变——以熊十力本体论为视角

现代新儒家自兴起以来,一直以应对现代化困境和复兴中华文化传统为己任。这种复兴与应对,会通中西,融贯今古。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性”研究的一部分,以熊十力为例,借剖析其哲学特色,可以探析中西文化的异趣。熊十力发挥了《周易》“生生之谓易”的精神,对比柏格森看待“生命冲动”的解读,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上别开生面。现代新儒家立足中西文化交流,以彼此之优长互补彼此之偏,救时代之弊。熊十力哲学以儒学生命之“本”融贯了现代性的要求,从而实现儒家精神的返本开新,成为儒家文化现代化尝试的开篇之作。

“第三帝国”流亡上海的难民与中国音乐的关系

“流亡在上海”是许多学科的研究课题,各学科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它体现了“文化震惊”(Kulturschock)和陌生感,另一些学者则强调着犹太难民与中国人特别友好的关系。该文从第一种观点入手,解析了流亡上海的难民对日常生活中中国音乐的轻视态度、流亡音乐演奏家和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的重视与尊敬,及流亡作曲家对中国现代音乐的贡献,从而准确而详实地展现“第三帝国”时期难民音乐家在上海期间与中国音乐的关系。

传教士汉学的性质、历史、特点与影响

传教士汉学作为西方汉学史上的一个关键阶段,对西方专业汉学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然而学术界尚未对传教士汉学的诸多基本问题加以厘清。传教士汉学不仅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紧密相连,而且其学术成果在西方文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传教士汉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1500—1800年的初识与和平交往期,以及1807—1949年的紧张与冲突期。传教士汉学对西方中国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其研究成果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从《谟区查抄本》中的哪吒形象看16世纪末中西文化交流

《谟区查抄本》是一部记录16世纪末东南亚及东亚地区地理信息、族群特征以及文化资讯的西班牙人主导完成的手稿作品。其中有关中国神灵部分所塑造的哪吒形象极具中西交流的代表性,不仅借鉴了中国同类型文献中的图像和文字叙述,还融合了西方绘画的风格和技巧,以及作者在西方框架中引入路西法的故事对哪吒的理解与诠释,使之更符合预设的西班牙读者的价值观,因而可将《谟区查抄本》视作当时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与华人合作交流的文化载体。抄本中的哪吒文本与现今可见的中国文献存在相似之处,又有所不同,可能原因有三:一是作者将多种汉籍中有关哪吒的情节进行了拼接;二是彼时存在与抄本中类似剧情的底本;三是其内容得于传闻,通过作者的自身理解所构建。抄本中的哪吒形象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体,以西班牙统治阶级为读者受众为前提,是中西文化调适融合的成果。探究抄本中的哪吒形象,或可推测出其所在的中国神灵部分是按照职能进行组合与排序,也可看出作者与教会人士对于中国信仰的不同态度,这是寻求抄本其他部分作者的一个路径,此外更为研究明代哪吒崇拜提供了新的材料。

民国时期哈佛燕京图书馆方志馆藏建设研究

通过梳理民国时期哈佛燕京图书馆档案,从方志采购的背景、经费、时间、方式、来源与成效等方面对民国时期该馆方志收集历史开展研究与分析,揭示其对哈佛燕京图书馆早期馆藏建设以及哈佛大学乃至北美中国研究的影响,为方志流播海外的历史研究提供参考。

18世纪苏禄与中西方的外交互动

18世纪,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发展,苏禄作为南中国海东南部海域的商贸中心,成为欧洲国家商业势力和殖民扩张的竞逐目标。苏禄为发展海洋贸易和维护国家独立,周旋于欧洲商业殖民势力和中国清朝之间。为抵抗西班牙的殖民侵略,苏禄恢复已中断数百年的对中国的朝贡关系,甚至向清朝提出“输诚向化,入附版图”的请求,试图在朝贡体系下寻求清朝的保护。在被清廷明确拒绝以后,苏禄接受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签订商约的要求,与英国人缔结同盟,以提供海上航运便利和出让贸易垄断权为条件,争取军事外交上的援助与支持。苏禄的左右逢源与外交转向,既体现了朝贡体系和条约体系的碰撞,也反映出近代早期东西方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的互动。

格里芬纹样在中国的传播与会通

作为在世界文化艺术交流史中颇具影响的格里芬纹样的起源和在中国本土的传入、传播与发展,是纺织服饰史和丝路交流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学术问题。结合新近出土的文物和史料发现,文章认为格里芬起源于公元前三千纪的古埃及,随后传播至两河流域和古希腊,并伴随欧洲大陆的“罗马化进程”向东传播,通过北方草原民族传入中国西北地区。元代以格里芬为主题的纳石矢织金锦,从艺术和织造技术上综合反映出了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对格里芬纹样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对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路径和范围理解更加细化,对中国丝织品纹样史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文学翻译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处理

文化差异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分析了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其主要表现形式,阐述了文学作品翻译中文化差异处理方法。通过介绍韦奴蒂的翻译理论,本文指出,当今学术语境对于翻译理论的探讨,已超越语言符号,上升到文化层面,这种转向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面性。

“来通”——兽首玛瑙杯的名物考释

1970年出土于西安何家村的兽首玛瑙杯,是迄今为止唐代唯一的俏色玉雕,选用极罕见的缠丝玛瑙琢雕,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禁止出境展览文物。“来通”起源于希腊,广泛流行于欧亚大陆,在贵族酒宴、集体筵席或是祭祀典礼上使用。从“来通”的演化脉络、传播过程等可见何家村兽首玛瑙杯的珍贵价值。研究中国发现的“来通”此类器物,不仅是探讨中西文化交流的需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亚洲文物的交流也提供了重要的鉴定参考或者依据。

福开森金石交游考

美籍汉学家福开森在金石研究上成就卓著,这离不开其与中国学人的交流切磋。本文通过对日记、书信、档案等文献的梳理,揭示了晚清时缪荃孙、端方在金石方面对福开森的影响,并考察了民国时福开森与王国维、陈垣、容庚、陈邦福、关百益、郭沫若等金石学者的切磋交流。

元朝时期西方人的“中国观”

元朝是东西方大交流的时代,蒙古人的征战以及蒙古四大汗国的建立,使得东西方在蒙古人建立的秩序下开始互相了解,这也是西方人“发现”中国人的时代。当时的教皇、国王派出了正式的使节,意大利的城邦国家的商人也陆续前来中国经商,使得当时中国的很多信息被传到了欧洲,逐渐勾勒出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初步认知体系,形成了西方人的“中国观”。元朝时西方人的“中国观”依旧包含了此前他们对中国人的一些虚无缥缈的传说,他们很多论述还是用一种传奇故事的方法来阐述;但随着他们对中国认识的深入,欧洲人在对比自身不足的情况下,对中国还是有了一些客观的认识,甚至有些认识是非常深刻的,这连中国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萨法维青花瓷所见中西纹饰及其历史内涵

得益于自身深厚的制瓷传统、长期的对外交流和借鉴以及全球化早期外部市场需求,到萨法维时期,伊朗青花瓷从生产规模、制造工艺到装饰风格全面走向成熟。萨法维青花瓷在器型和装饰风格上对中国元明青花瓷多有借鉴和模仿,但同时也根据欧洲市场需要,大量吸收西方装饰元素,将中国、欧洲和本土文化完美地融于一体,从而使萨法维青花瓷成为全球化早期历史的物化见证,且同时浓缩和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内涵。

明清时期景德镇窑瓷器的生产与外销

明清时期,景德镇制瓷手工业的发展使瓷器的产量和质量迅速提高,得以满足海内外市场的需求。通过梳理明清时期景德镇制瓷手工业的特点,大致可以将景德镇窑瓷器的外销分为六个阶段。频繁的中外陶瓷贸易使景德镇窑瓷器受诸多域外文化的影响。

《西儒耳目资》成书初探

《西儒耳目资》由来华耶稣会士金尼阁用中文撰写并于1626年在陕西出版,被视为首部用拉丁字母为汉字进行系统注音的作品,该书出版后受到当时学界的一定关注。然而,《西儒耳目资》的成书并非金尼阁一人之功,中国学者在其中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帮助,这也是一次中西方学者对话与交流的过程。

南怀仁的浑天仪:中国传统浑天仪象形制下的欧洲仪器

1668年底,康熙对南怀仁在天文测验中所使用的一件仪器产生兴趣,将之留用,后又于1669年4月命南怀仁等人以白银为材料制作一架新仪。经考证得知,这件银制新仪即故宫现存藏品“银镀金南怀仁款浑天仪”,被南怀仁于1669年6月9日进呈御览。南怀仁浑天仪所蕴含的宇宙理论、基本环圈结构、日轮和月轮的演示方式,是对一种通行于16世纪欧洲的测算演示用地心环形天球仪(armillary sphere)的延续。这类仪器最早随利玛窦进入中国,其相关内容和图像出现在利玛窦早期手稿和世界地图之中。同时,通过去掉四个赤道平行圈,巧妙融合“天圆地方”与表里三重结构设计,南怀仁浑天仪与中国传统浑天仪象在形貌上达到了最大程度的贴近。然而,其所装置的地球模型和黄极通轴等细节,又显露出这件“浑天仪”不能被忽视的欧洲基因。

关于李之藻生平事迹的新史料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李之藻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关于他的资料很少,致使许多史实不清,学者们深以为憾。根据新发现的一些史料,李之藻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名字分别为李荣、李子堂、李师锡。李之藻本人出生于1571年10月13日,而不是目前所说的1565年或1566年。李之藻于1598年会试中式后,先在北京工作,而没有去南京。在地方志中,发现了他在山东张秋任职时所写的铭文。1621年,李之藻任光禄寺少卿,但这不是由于徐光启的推荐。此外,李之藻至少有两个儿子:李长楙,李次虨。李长楙的儿子李禧熊是清顺治九年(1562)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