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安和洛阳地区三国至北朝墓葬出土的一些器物

本文对长安和洛阳地区三国至北朝墓葬常见的铁片形器、铁钩形器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它们分别是地券、铭旌及旐的竿首,这些认识对探讨这一时期的丧葬习俗有重要意义。

甘肃敦煌新出魏晋十六国镇墓文研究

2014-2015年,甘肃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新发现魏晋十六国镇墓文,对研究古代敦煌姓氏家族及基层行政组织演变问题,均具有重要价值。镇墓文记录翟氏、窦氏、钟氏、孙氏、王氏等5姓7人,补充和丰富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姓氏资料,也弥补相关家族人物活动的时代缺环。镇墓文记录曹魏、前凉、后凉时期敦煌乡里名称,不仅填补曹魏、后凉在敦煌设乡里的资料空白,也证明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设置、名称沿革的延续性,还反映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百姓埋葬地和组织名称的新变化,推进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制的研究。

魏晋十六国经略河湟探赜

河湟地区作为政治、军事、经济和交通的战略要地,历来被各朝所重视。曹魏西晋在两汉经营基础上采取稳定河湟、安抚诸羌的政策,一方面承袭东汉的郡县体制,在河湟地区设置西平郡;另一方面以护羌校尉节制安抚河湟诸羌。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汉、鲜卑、氐、羌和卢水胡部族建立的前凉、前秦、后凉、后秦、南凉、西秦、北凉等诸政权相继深入河湟展开经营进行角逐,并随着河湟地区复杂的民族形势以及十六国各政权间的战和关系变化而不断调整改变经营策略和方式,各政权在河湟地区定都城、置郡县、设护军,发展经济和农业,传承传播中原政治文化制度,开发建设河湟,更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华夷观在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曲折演变

魏晋时期呈现出极为森严的华夷观,江统的《徙戎论》可作为代表性言论。西晋为夷狄所灭后,其华夷观如何转变?按照传统华夷观,华夷双方要遵守“内诸夏而外夷狄”,然而进入十六国时,夷狄却在中原建朝立业而成为历史主角。他们虽困苦于传统华夷观,但为了既巩固统治基础,又赢得华夏支持,不得已尝试“变夷从夏”。其主要体现在寻找和华夏同源共祖;倡导并传播儒学思想;强调以“受命者”、“有德者”得天下;宣传以“仁爱者”治天下。华夷关系至此出现全新的变化。

十六国与北魏初期诏令的承变及其文学史意义

十六国和北朝以诏令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并逐渐成为学界共识。这种文学观念、制度化的写作实乃奠基于十六国和北魏初期。此一时期的诏令不仅承继魏晋以来中原地区汉民族的文学传统,还在以拓跋鲜卑为代表的异质文化的影响下激发出更大的活力。在此过程中,诏令代拟者作为国家行政不可或缺的一环,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政治文化和身份意识,并以此构建新型的士人关系网络。诏令作为十六国和北魏前期“文学荒漠”下的潜流,是传统文学断层再造的新生产物,为改变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不均衡局面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客观上消弭了华夷界限,推动了民族之间的平等交流,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有利于促进多民族文学的一体化发展。

《魏晋十六国河西镇墓文、墓券整理研究》未收河西墓葬文献辑补

贾小军、武鑫《魏晋十六国河西镇墓文、墓券整理研究》搜集整理2017年以前甘肃河西、青海西宁和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的魏晋十六国镇墓文、墓券等墓葬文献129件,2022年第2次印刷时补入2014—2016年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新发现的65件镇墓文,总计194件,是目前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文献整理研究的重要著作。依该书上卷《魏晋十六国河西镇墓文、墓券汇编》体例,增补遗漏或新近公布未及收入的河西出土镇墓文、衣物疏、墓券、棺板题记和砖铭等各类墓葬文献19件,进行文献移录、释读断句、文字校补和著录说明。为研究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民众生活、宗教信仰、丧葬观念、纪年变化、家族演变及基层行政组织沿革等提供重要的史料。

北魏解散部落政策与领民酋长制之渊源新探

前秦攻灭代国后,通过"散其部落"之措置,解散了拓跋部族联合体。北魏道武帝的解散部落政策,实取法于前秦,亦即将所征服或来附的部族联合体分割成更小的部族单位,纳入到北魏国家的统治体制中,部落组织和原本世领部落的酋长对部民的统治权仍得以保存。这种得到国家认可、授权的部落酋长,北魏名之为"领民酋长"。这种性质的领民酋长实亦见之于十六国,并为北魏所取法。从比较研究视角考察十六国时期的解散部落和领民酋长,有助于深入理解北魏解散部落政策和领民酋长制度的渊源及实质。

夫余国与汉魏晋王朝的朝贡关系

夫余国建立于西汉武帝时期,最盛时分布在西流松花江流域到嫩江下游地区。最迟西汉末年夫余国已与西汉王朝建立朝贡关系,夫余王谨守朝贡制度规则,得到汉朝授予藩属王的印绶和玉匣。汉魏晋时期夫余朝贡活动先后由汉朝的玄菟郡、辽东郡,魏晋王朝的幽州、护东夷校尉府管辖,在夫余国强盛时期曾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亚朝贡体系。两晋时期,在东北朝贡成员之间发生战争时,世守忠孝的夫余国得到晋朝的扶持和保护,但当晋朝内乱,夫余国失去中央王朝的保护后,迅速衰落乃至亡国。

魏晋北朝疫病流行及救助

魏晋十六国北朝疫病流行呈现出连绵不断的趋势。疫病流行大多发生在人口聚居稠密的地区,水旱灾害和战争之后也往往伴随着疫病流行;疫病爆发多在冬春季节交替之时。北方军队在南征的过程中因不适应长江流域的湿热气候,也经常发生疫病流行,疫病流行遏制了北方军队进入长江流域的势头。疫病流行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民众的生命财产构成严重的威胁。人们对疫病流行的危害有了明确的认识,政府及社会各阶层开始采取诸如抚恤疫病死亡者的家属、医药防治等一系列的救助措施。

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窖穴遗迹2016年度植物浮选结果分析

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位于晋源区苗圃内,2016年发掘中,对该遗址东组建筑基址的两座窖穴遗迹进行了系统的采样与浮选。38份土样中出土炭化植物种子共计2696粒,其中农作物遗存包括粟、黍、水稻、大豆、豌豆、大麻、小麦、青稞等8种,非农作物种子以藜的数量最多,其次为洋车前草、狗尾草、马蔺、锦葵、稗等,同时还出土有可食用的甜瓜和蛇莓。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窖穴浮选结果对深入认识魏晋十六国时期晋阳地区生业方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科学意义。

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

主要通过文献法、逻辑分析法,对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解放前的研究特点:积极探寻中国古代体育源流;具有民族本位主义的思想,以之抵制西方体育文化。新中国以来的研究特点:一是不断延续革命史话语外,重头是中国古代体育史方向的研究,即"寻根史学"的特点,二是90年代,开始从客观讨论古代体育的历史、地位、价值与意义。近十年的研究特点:中国古代体育史、参与史学研究范式和古代体育断代史是其主要特色,二是体育史学在理论方法的运用方面受到一些新史学方法的影响。纵观百年来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进展,始终是中国体育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是学术主流。在古代体育史这个主题上,不少研究虽然以此为枢纽,但实际上又超出了古代体育史的范畴,大大推进和深化了中国体育史的整体研究。

河西出土魏晋十六国文献纪年信息申论

河西地区出土的魏晋十六国镇墓文、墓券、发愿文、写经题记等文献中的纪年信息,涉及魏晋十六国时期曹魏、西晋、前凉、后凉、西凉、北凉等政权统治河西的各个阶段。考察这些纪年信息,对了解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政局变化和民众对这种变化的适应过程以及普通民众对所在王朝的认同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简析古代日本对曹魏西晋王朝的朝贡

两汉时期开始,古代日本通过朝贡,纳入到中原王朝的册封体制之内。曹魏西晋时期,封贡关系进一步密切,古代日本频繁向中原王朝朝贡,中原王朝也首次派使者出使古代日本,这是以往两国发展史上没有的先例,开创了两国关系新的篇章。

汉魏两晋十六国时期竖琴的东传及形制考察

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图像资料与考古文物,分析了汉魏两晋十六国时期竖琴的东传路径、传播区域及竖琴形制等问题。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之疆域及其分析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诸多的中原王朝外拓乏力而彼此之间的内竞无有休止。外拓乏力,则中原王朝的总体疆域范围呈现收缩的态势;内竞不止,则各别政权的疆域盈缩、疆界变动极为繁复。分析由于内竞而不断改变着的政治地理版图,可以得出的认识是:对立政权之间的征伐与争战是疆域变动的直接原因,地理条件的限制作用决定着疆域变动的走向与幅度,正统观念影响了疆域变动的若干特征。

试论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对汉画像的新变——以斗鸡、驻马等非典型图像题材为中心

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在继承汉画像传统的同时,亦产生了相当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其沿用汉画像格套与承袭汉画像题材的过程中,采取了新的处理方法,比如增减、分割格套中的图像元件,更换图像主题,改变画像的整体"语境"等,从而营造出不同的视觉效果,甚至削弱或转换了部分图像的原有象征意义。

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四献疑

长沙走马楼吴简面世之后,我根据这一崭新资料对于传统"吏户"论重新审视,发表了《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认为从吴简观之,吏、民的户籍被混合编制于地方基层乡里,不存在单独编制的"吏户",吏与民同样享有平等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吏的地位还略高于普通编户民,表明当时并不存在地位低于普通编户民、另外编籍的所谓"吏户"。此后十余年发表的几篇坚持"吏户"论的文章,虽然举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资料和论据加以辩解,但是并没有举出有说服力、足以否定我的质疑的新旧史料或论据,以驳倒拙文所阐述的基本观点。由此而派生的学风问题却并不为少,其中可以孟彦弘先生为代表,他将"吏户"论关于"吏"有单独的户籍、地位低于普通编户民的基本观点加以阉割,认为这与"吏户"论没有"必然联系",而吏的"身份性"才是"吏户"本质的似是而非的孟氏"吏户"论,以回避"吏户"论的要害。但是在为其"吏户"论辩解时,却以"吏"的户籍和地位问题作为论据,从而陷入自相矛盾的逻辑混乱之中。为了驳倒笔者对于"吏户"论的质疑,他又将这一学术问题引向个人治学"思路"问题中,试图从贬低这一质疑的学术创新以达到维护"吏户"论的目的。

士族门阀政治与九品中正制

士族集团形成于东汉 ,并于东汉后期作为第三种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庶族阶层的代表曹操终其一生对士族豪强实行抑制与打击的政策 ,但迫于形势 ,又不得不同时实行拉拢政策。正是由于曹氏集团对士族集团的拉拢与妥协 ,九品中正制得以创设 ,从而 ,为士族门阀制度的确立铺平了道路。

曹魏西晋的皇帝诏令与行政运作

曹魏至西晋,拟诏机关为中书省。当时三省的机构职能尚未完全确定,拟诏机关及人员不绝对是中书省及其属官。诏令的形成过程,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在具体运作中,很多诏令直接指明了执行机构或具体执行者。为了正确贯彻自己的意图,皇帝还会在前诏的基础上发出新诏,对如何执行做出明确而详细的指示。在诏令的发布和执行过程中,会有多次的反馈和调整:反馈包括预前反馈和同期反馈;调整既有对诏令本身问题的调整,也有对执行不力、违背诏令精神行为的调整。曹魏西晋皇帝诏令的形成和执行过程说明当时的行政运作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醉心山水 任意逍遥——魏晋南北朝旅游热及其原因初探

魏晋南北朝这个乱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旅游高峰。参与的人群普遍而广泛;旅游的热情高涨而独具风格;旅游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这一切的形成都和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门阀制度的存在及老庄思想的流行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