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政策与户籍、就业制度交织下的中国人口迁移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迁移的作用不容忽视。区域政策、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的交织演变共同影响着中国的人口迁移,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等最新数据反映出中国人口迁移的主要特征:在规模上,从零星迁移到大量迁移,流动人口规模增速加快;在结构上,乡—城迁移人口持续增加,城—城迁移人口占比提高;在流向上,从单向迁移转变为多向迁移,东西差异与南北差异并存;在范围上,省内迁移是人口迁移的主流,就近迁移趋势增强。其中,区域政策对人口迁移的流向特征和范围特征影响较大,而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则对人口迁移的规模特征和结构特征影响较大。因此,可以通过区域政策、户籍与就业制度的改革来引导人口的迁移,以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南京市无偿献血者积分落户政策实施效果及思考

目的 分析南京市无偿献血者积分落户政策实施效果,为其他省市制定无偿献血激励政策提供参考。方法 Excel统计分析2017~2021年申请积分落户的献血者人口学基本情况、申请加分情况和未能获得审批通过原因。结果 1)2017~2021年间共有388位献血者进行了无偿献血积分落户加分申请,占南京市无偿献血人数的0.042%(388/923 160),最终通过申请的共357人,占南京市无偿献血人数的0.039%(357/923 160)。2)申请对象男性(55.15%)比例高于女性(44.85%);26~35岁的申请人数最多,其次是36~45岁,申请人数最少的是18~25岁;江苏省内申请人数的比例较外省申请人数高23.27%;申请人职业最多的分别是职员、工人和无业人员;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申请比例(35.05%)最高,其次是高中29.38%和中专23.20%;首次献血者申请比例最高(33.24%),重复献血者中比例最高的是献血2~3次的献血者(23.93%);加分超过100分的共有19人次,占比4.90%。3)2017~2021年共有31名无偿献血者未能通过积分落户加分申请,占总申请者人数的7.90%。其中,有23例申请者未在南京地区参加过献血,有5例申请者不能提供有效献血证件,有3例提交材料内容与无偿献血审核内容无关。结论 无偿献血者积分落户政策为学历不高、经济条件不足,无法满足其他加分项的献血者搭建了落户南京的有效平台。

人力资本流动性与创新--基于我国人才引进政策的比较研究

文章采用2000~2014年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人口等数据,以专利数衡量创新水平,借助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各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相继推行的人才引进政策这一外生事件形成的"准自然实验",研究了人力资本流动性的释放对于该地区教育投入与创新活动存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流动性释放提升了创新的产出效率,这种提升源于个人创新产出的提升。人力资本流动性的释放激励了个人创新行为,是推动创新活动由公共部门创新向全民创新转变的一项举措。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建立人才保障机制等措施,增加人力资本流动性,激发个人创新活力,促进创新模式的转变。

中国一元化户籍改革的社会政策协同机制研究

本文对实施一元化户籍改革存在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险、兵役优抚安置和计划生育等社会政策协同难点进行研究,提出与户籍改革相适应的社会政策协同机制,努力实现赋予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和利益分配机会,最终改变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别。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政策评价的应用研究

目前我国不少地区都开展了户籍制度改革,但是不少地区户籍制度改革最后结果都存在着收效甚微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评价机制建立和完善存在着严重的空白,因此,户籍制度改革的相关政策评价体系建立是一项至关重要和迫切实施的工作。本文将层次分析法引入到户籍制度改革政策评价中,将复杂的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政策指标定量化并确定其权重,以为全面了解户籍制度改革可行性和有效性提供重要的方法支持;最后得出相应的结论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社会政策执行力及其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以重庆市户籍改革为例

本文试图运用定量方法对社会政策执行力进行评估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选择2010至2015年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为案例,首先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重庆市户籍改革政策执行力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71.193分,说明重庆市户籍改革政策执行力一般。其次从政策执行者角度,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重庆市户籍改革政策执行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影响重庆市户籍改革政策执行力的因子主要是领导与执行组织因子、执行者态度因子、政策本身因子、目标群体因子和执行者素质因子。最后分析了研究结果的理论启示和对于我国提升社会政策执行力的实践启示。

大城市户籍改革的困境及未来政策走向——以上海为例

我国的户籍改革按照从小城镇、中等规模城市再到大城市的逻辑顺序展开。大城市户籍改革面临着人口承载能力限制、财政分权模式下的差别待遇、人才与人口可控性等一系列难题。消解大城市的户籍改革压力,涉及均衡区域资源配置、是否保留户籍的工具性,以及筛选机制和户籍门槛等核心问题。大城市户籍政策调整的关键仍然是寻求政策供需的均衡点,未来的政策走向是渐进式改革与福利供给"普惠制"的实现。

户籍与当代中国社会差别——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的定量研究

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原始数据的定量分析表明,个人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差别,仍然与户口性质密切相关。就经济地位而言,非农业户口者比农业户口者更可能获得较高的月收入;就政治地位而言,非农业户口者比农业户口者更可能获得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就社会地位而言,非农业户口者比农业户口者更可能获得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视阈出发,户口之所以成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严重不公的祸端,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户籍政策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奉行的以"效率至上"为特征的行政理念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集中体现。因此,实现户籍政策的改革和创新的首要前提就是实现政府行政理念的彻底转变,将社会公平作为政府施政的首要价值诉求。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分析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相对城市而言严重不足 ,但农村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基层政府在公共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却存在严重的财政困难 ,其原因即在于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违背了公共品供给的受益原则、公平原则和最优原则。我国应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和完善财政税收政策来优化农村公共品的供给。

回流对贫困地区农村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实证检验

在当前的户籍制度和城市教育政策下,回流现象在农村流动儿童中普遍存在。根据2015年河北和四川两省五县137所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调研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首次从经验上分析儿童生命历程早期的回流经历对农村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回流经历会对农村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造成回流儿童的抑郁风险增大,同时降低了他们的自尊和抗逆力水平。相比而言,短期随迁儿童一旦发生回流将面临更高的抑郁风险,而随着回流时间的延长,回流儿童的自尊和抗逆力将得到改善,但他们的抑郁风险仍无法自然缓解,必须进行适当的心理干预。初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来自城市和农村成长环境的"双重排斥"是造成回流儿童的心理健康恶化的重要原因。

“两个为主”政策:演进、问题与对策

"两个为主"政策之所以难以落到实处,主要原因在于它不但与现行的"就近入学"原则和"以县为主"体制相抵触,而且也没能充分考虑流入地政府的巨大财政压力及其与流出地政府的分工与合作问题。为有效缓解非户籍常住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困境,应尽快调整现有政策和法规,并积极推动流入地政府开展地方教育立法和政策创新工作。

户籍制度利益分配功能的形成及改革思路探讨

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政策导致户籍制度异化为社会利益分配机制。随着社会经济政策的转变,户籍制度的利益分配功能在改革开放前后具有不同的特点。户籍制度改革必须以社会经济政策的整体调整为先导,以转换政府职能为切入点。而社会经济政策的调整必须考虑社会利益集团的利益刚性和利益博弈,走一条渐进改革的路径。

基于户籍新政解构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路径的重构

户籍制度是市民化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方面和绕不开的门槛,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2014年7月30日,户籍改革新政的正式出台,将有利于消除传统户籍制度对人口迁移流动的负面影响,成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重要保障。由此,通过对户籍新政的解构,围绕"规范有序、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统筹配套"的推进机理,重构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进路径。

城乡二元体制的建立:农民与市民的制度分野

从统购统销、剪刀差和户籍制度三个方面考察分析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可以看出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关闭了粮食自由市场,割裂了农民与城乡市场的联系,农民失去了自由支配粮食的权利;"剪刀差"的实质是国家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夺,在身份上,公民被划分为农民与市民两种人;城乡有别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农民被人为地降为二等公民。

城乡一体化与我国“二元”生育政策改革

我国目前实施的是以户籍为标志的城乡有别的"二元"生育政策。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大势所趋,由此会带来生育政策适用对象不明确的问题。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本文通过比较多种生育政策调整方案,认为选择新的区分城乡人口的标志来代替"户口"以维持现有"二元"政策的方法不能成立;城乡统一的"更严格"的生育政策不符合我国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将现有的"二元"生育政策经"两阶段六步骤"调整为城乡一体的普遍"二孩"的生育政策是一种更优方案,它既能解决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生育政策执行问题,又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中国户籍制度与城市化进程

户籍制度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政策因素。中国的户籍制度经历了严格控制、逐步放松和有针对性的放松或管制3个阶段。户籍制度作为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曾经起到防止过度城市化现象的作用,但也使城市无法达到其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口规模。文章梳理了学者们对户籍制度改革方向提出的不同观点,提出了基于城市化进程的户籍制度改革原则及设想。

上海户籍迁入人口的变化与政策导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本地户籍人口老龄化速度的上升,上海加大了人口迁入的力度,户籍迁入人口规模逐渐扩大。但是,迁入人口的类型主要是求学类迁入和投靠类迁入,户籍制度在导入人才和就业类迁入方面的作用并不大。上海的户籍准入尚未在整体上建立起公开与公平的机制,人口迁移管理体制和政策有待统筹协调。根据全国城乡协调发展和上海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形势要求,上海必将加大人口迁入的力度,为此,上海必须进一步完善户籍人口迁入导向政策。

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变化趋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全面两孩”政策为背景

利用队列要素法预测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未来75年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变化趋势,发现"全面两孩"政策有助于降低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但是难以改变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会导致储蓄率降低、减少财政收入和生产性财政支出,并且不利于技术创新,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因此放缓。因此应加大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发展老龄产业,建设和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通过户籍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巩固并提高城镇化水平,能够减轻人口老龄化水平,从而减少其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

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户籍政策评价与前瞻

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由于户籍壁垒的存在,长三角地区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不平等待遇并未被熨平甚至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充分凸显了户籍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尤其是在人口红利、资源和能源红利以及经济全球化红利等传统驱动力日渐式微的新常态背景下,应当发挥户籍改革红利的乘数效应,对于长三角地区更彰显其内在拉动力和扩张力。长三角地区户籍制度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种种限制,由此对附加在户籍上的教育、住房、医疗等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改革形成了倒逼:长三角地区不同省域应发挥其协同效应,在"虚拟一体化"的框架下进行跨区域多层次的沟通合作,并在中央政府的宏观框架下,建立与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相匹配的户籍制度,充分发挥在全国范围内的示范与引领效应,为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有序流动和合理的空间布局提供新的制度安排。

综合性积分落户政策的特征、限度及完善——北京市积分落户政策研究

北京市积分落户政策目标多元化,积分指标体系较具综合性,强调合法稳定就业及居住积分的基础而非主导作用,重视不同类别积分指标的赋分平衡,具有从指标冗繁、不以就业及居住积分为主的旧积分落户向指标简约、以就业及居住积分为主的新积分落户过渡之特征;虽较具正面价值,但本质上是以一套积分落户体系适用多类流动人口,在流动人口落户权与城市人口调控之间、推动流动人口平等落户与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积分指标体系强调导向功能与引导力不足之间、积分指标的简约性与合理性之间矛盾凸显。应建设都市卫星城,扩大落户规模,完善人口调控及职住平衡,针对不同流动人口采用不同落户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