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观、群、怨”古解

孔子因其"兴、观、群、怨"说,长期以来被视作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者。然而,考察孔子的诗论,应把它提到春秋后期的历史环境中,作出具体的分析。"兴、观、群、怨"诸说,都与政治问题有关,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中的产物。不注意春秋时学诗、用诗的特殊意义,而纯粹从文学理论家的角度看待孔子,就把功能与目的割裂了开来,对孔子这一具体人物来说,未必切合他的实际思想。

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一直被看作是“从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其实是中国社会发生了转型。这一社会转型是中国从封建分权的王国时代进人了专制集权的帝国时代。

司徒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动考论——以鲁国大司徒为例

春秋时期,随着民众、土地、军队成为各个诸侯国生存乃至变革图强的重要条件,司徒掌管民众并兼管军队、土地、赋税,地位较之西周更加重要。战国时期,在国家官僚制度转型的背景下,司徒的职掌逐渐弱化,地位渐趋下降。春秋诸国司徒中以鲁国大司徒最为典型。鲁国大司徒担任冢卿,决策国家大事,掌控内政,主导邦交、军务,在某种意义上是战国时期将和相的滥觞。春秋战国之际,鲁国大司徒季氏衰微并逐渐淡出政治舞台,此后鲁国社会最终实现转型。鲁国大司徒职掌变化和地位沉浮集中反映了鲁国乃至春秋战国社会巨大、深刻的变动。

开放与融合:春秋战国时代文化传播的社会功能

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传播活动十分活跃 ,其功能的发挥具有典型意义。文化信息的垂直传播打破了教育的垄断局面 ,促进了政治变革的发生和实现 ;文化信息的水平传播打破了地理隔阂 ,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整合。

春秋时期晋国卿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早期,晋国惩于曲沃之乱而打击公族,结果导致了异姓卿族的崛起。春秋中后期,晋国的政权逐渐被异姓卿族把持,由此形成了典型的卿族政治。晋国的卿族政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赵盾专权到厉公被弑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晋国卿权根基尚未完全稳固,公室利用卿族打击强宗,卿族利用公室消灭对手,这是该阶段晋国政治斗争的特点。从悼公继位到晋定公十四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晋国政权尽入六卿之手,晋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六卿联合执政,并为最后的火并积蓄力量。晋定公十五年后为第三阶段。六卿正式展开兼并战争,范、中行、知氏先后被消灭,韩、赵、魏三家最终分晋。

文化变迁与“鸱鸮”意象的生成及演化——以《鸱鸮》《瞻卬》《墓门》《旄丘》《泮水》为中心

西周春秋时期“鸱鸮”意象群生成过程中,创作运思由“内化”向“意化”浅层结构模式的转变,文本叙述由“言”向“意”表层结构模式的转化,实际上就是这一特定物象及其相关事象不断功能抽象化与象征符号化的演进历程。就创作客体而言,主要是社会政治制度演进与政治生态演化,促使深层结构模式中的文化特质、文化模式、文化风格发生变迁。就创作主体而论,生发于创作主体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对客观物象或事象的反思性判断,进而寻找物象或事象与心象之间的共通性,通过移情与涵养的审美心理机制将物象情感化,致使物象或事象超越了具体时空、暂时经验、个体体验,获得了类属化、本质化、哲理化的新能指,从而具有了公共性和普遍性特质。

论春秋时期法律制度的变化

春秋时期,以儒、法、道家为代表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法律思想,各诸侯国为适应政治经济的变革与发展,在法律制度上也相应地起了变化,其总的特点是以保护私有财产权为中心的成文法在各国陆续出现。新法颁布之后,在各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最终新的法律体系取代了旧的法律制度,从而使中国的法制实现了从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转化,使法律真正成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并为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建设起到了保障作用,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社会流动及评价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社会流动主要体现为楚王族集团的变动和士阶层的流动,其中既有旧贵族的衰落和新贵族的兴起,也有楚人才的外流和异族人的流入。相对而言,战国时期楚国社会的流动性比春秋时期要强,但没有形成合理的流动机制,封君制成为社会流动的一大障碍。

太阳活动及古气候变化对东周战争的可能影响

利用历史学者统计得到的春秋战国时期战争行军距离的资料,国内东周时期的石笋、树木年轮、湖泊沉积等地质气候资料以及太阳活动资料,讨论了中国古代气候变化与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可能联系。结果表明,在几十至百年尺度上,太阳活动以及降水、气温等自然环境的变化可能间接影响了东周战争至秦统一中国的历史过程,是史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因素。与近两千年的帝制统治时期总体的气候干冷导致饥荒而引发战争的研究推断相异,本文研究发现,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强度大多与温度和降水正相关。古代中国以农业为本,对气候敏感的农业决定了诸侯国的经济基础,直接影响其国力,甚至可能影响了政治体制的演进和变革。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局与礼法之争

在春秋战国时期,"礼治"和"法治"是两种不同的学术和政治思潮,两者何为主从构成了儒法的分水岭。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礼、法并无质的不同,但"法"地位的上升及得到传统"礼治"社会的认可,极大改变了人们"循礼不化"的传统。在战国时期除旧布新的改革进程中,"法"以强有力的规定性发挥了巨大效用,但"法"始终未能完全取代"礼","礼"、"法"仍然各自有着自己的适用空间,而且等级之礼在社会阶层经历了巨大的变动以后,通过法的强制性制约得到进一步巩固。

君权对春秋转房婚的干预作用

据对春秋时期转房婚的统计,男方的身分大都是国君,故君权对转房婚的形成具有强烈的干预作用。历史上游牧民族、当代一些少数民族与春秋时期中原民族实行转房婚的差别是:前者是大量发生的,后者是零星发生的;前者主要是由于本族生存的需要,后者主要是国君个人利益的需要。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语言与社会观念渐变探析

春秋战国之际,士大夫语言逐渐背离礼乐文化的束缚而表现出越来越多的随意性,这反映了周代礼制的衰落和社会伦理观念的改变。同时,贵族文人的艺术视野逐步扩大并下移,从各地不同的方言文化中吸取艺术营养,使方言地位得到上升。而动乱的社会又催生出游说之士和诸子百家著书立言之举,他们借助语言技巧或讲学谏言、或传达本派思想,竞争意识强烈。诸子与文人亦有较强的文艺观念,他们在书面语著作中使语言的表情与达意功能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从北白鹅墓地看周人东迁后的社会变局

北白鹅墓地是年代基本明确在春秋早期的重要考古发现,这一发现使我们能够观察与思考王朝东迁后的周人社会变化。北白鹅墓地为代表的春秋早期贵族墓葬,随葬青铜礼器普遍劣质或拼凑,反映了周王朝从社会到经济陷入困顿的局面。东迁后的周王朝,面临着族群的安置和新址的建设、资源和生产的重新组织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社会和经济的困顿,加速了王室的失势,也加速了文化的衰退,并促成了春秋中期新的社会格局。

礼与春秋时期的社会秩序

春秋时期,社会等级秩序发生改变。周天子权力衰落,诸侯、卿大夫实力上升,原有的等级规范被破坏,失去了原本的约束力。诸侯国之间在交往中逐渐产生了新的国际秩序准则,财富与实力成为称霸的基础,而礼实际上就是旧的社会秩序向新的社会秩序过渡的代名词。

试论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与作用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变革时期。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场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一是充当了社会变革的舆论制造者和鼓吹者;二是充当了社会变革的设计师;三是充当了社会变革的实践者;四是充当了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

春秋战国武士的品质对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的启蒙

春秋战国时期,士的性质逐渐由武士或文武不分向文士转变,至战国中晚期形成了一个固定的阶层并成为"四民"之首,"士志于道"是他们独立人格的象征。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梁启超以国家主义的视角重新解读了这些游侠的武士品质,日本的武士道与斯巴达民族精神中重复仇、惜名誉等相异性的人格特质,也就成了梁启超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重要启蒙思想来源。

论西周至春秋中晚期“士”的社会身份之发展演变——兼论《诗经》中士的生存状态

早期"士"首先由殷周之际较有权势的上层贵族,一变而成为周代礼乐制度规定下的低级贵族。同时,随着作为礼乐制度核心的宗法世袭制的动摇和封建制的逐渐崩溃,这一阶层在春秋中叶以后再次发生蜕变,并渐与庶人合流,形成一个新兴阶层。并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最终促进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成。

侠的社会源头考论

侠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群体。古今论侠者虽不乏其人,但至今仍未对其源头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认识。且已有的种种陈说亦多有值得商榷之处。考之侠字本义及相关典籍记载,可知侠最初当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公族重臣。而对侠与古代各家思想之关系的错误认识,是导致侠之"歧义迭出"的重要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矛盾的转移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转型期。以贤能定身份的官僚俸禄制取代了以血缘定身份的世卿世禄制;以"初税亩"为代表的家庭土地私有制取代了土地王有的井田制;"议事以制"的秘密法被铸之于刑书、刑鼎之上的公开成文法所取代。这一切的发生都与西周末年开始的社会矛盾主体的转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变风变雅”与春秋时代的城邑文明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乃至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期,礼崩乐坏的局面开始出现。城市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形成了充满丰富性与多元性的城市文化。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下,《诗经》中的篇章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雍容典重的雅、颂诗篇,变而为直抒胸臆、讽喻时政的变风变雅诗。城市的繁荣促进了“变风变雅”诗篇的发展,城市生活的印记在诗篇中也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诗经》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城市生活密切相关,记录了当时极其发达的城邑文明。《诗经》的作者不是下层劳动人民,《诗经》不是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