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习惯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当代价值

苗族传统文化长期积累的议榔、贾理、理老断案习惯,蕴含了丰富的社会治理价值和纠纷诉解工具价值,议榔、贾理、理老断案习惯的精神理念,包含有培育温情家庭邻里社会的伦理基础,补缺国家刚性司法不足的柔性调适作用,塑造个人人格行为模式的文化功能,促进民主和谐共生社会关系生成的社会机制。从价值分析的角度,许多价值对当下化解家庭邻里等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推动社会协调有机运行具有积极的价值,应当加以利用,与国家司法诉解纠纷互促互进,融通协调运行。在当代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过程中,利用议榔、贾理、理老断案习惯,应当发挥好习惯的文化教育引导作用,为法治社会打下良好的道德伦理基础,用好习惯在法治留给社会自治空间中的规范调节作用,规避习惯的消极因素,使其在法治的引导下与时俱进。

社会公平感对景区-社区冲突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

景区—社区冲突作为旅游地的负面事件,既制约景区高质量发展,又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实现,增强社会公平感是化解此类冲突的有效途径。为厘清其作用机制,以L风景名胜区为案例,从社区居民感知视角出发,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以政府信任为中介变量,探究社会公平感对景区—社区冲突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社会公平感能够有效降低景区—社区冲突倾向,其中以互动公平感缓解冲突倾向的效果最佳;政府信任也能够显著降低景区—社区冲突倾向,且影响程度高于社会公平感;政府信任在社会公平感和冲突倾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对此,景区管理方需通过明确旅游吸引物权、设计合规的旅游参与程序、增强与社区居民的人文沟通与情感关怀、改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水平等措施提升社区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程序公平感、互动公平感与政府信任,以有效化解景区—社区冲突。

学术型企业家社会资本惯性、角色冲突感知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学术创业跨越了学术与产业两种不同的环境,因此学术型企业家往往肩负着学者与企业家两种角色,他们的社会资本、角色冲突感知都会对该创业进程产生一定影响。本文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扩张-加强假说和资源基础理论,构建了学术型企业家角色冲突感知、社会资本惯性对创业资源获取与创业绩效的整合作用模型,并深入探索企业参与程度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对394位学术型企业家展开问卷调研,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角色冲突感知对资源获取与创业绩效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社会资本惯性对资源获取有显著负向影响。同时,资源获取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学者的企业参与程度正向调节了角色冲突感知与创业绩效的关系。以上研究结果从主观感知的角度丰富了学术型企业家双重角色的相关研究,也为有创业想法或者已在创业过程中的学者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导。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的原创性经验,不仅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探索解决基层矛盾冲突、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实践智慧,而且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贡献了诸多有益启示,具有独特的价值意蕴和鲜明的实践特色。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首创精神,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价值前提;坚持“多元共治”,汇聚多方力量,注重激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功能,以此打造“党建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时代特点;坚持“三治融合”,遵循治理规律,注重协调自治、德治、法治有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内容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在意蕴;坚持与时俱进,紧随时代潮流与社会变革,勇于识变,敢于求变,善于应变,注重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法创新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诉求。

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的创新实践分析——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考察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是维持国家稳定的关键。基层社会需求、矛盾治理短板、国家制度供给共同驱动着基层社会矛盾化解创新实践的探索,由此应运而生的四川“诉源治理”、浙江“矛调中心”、陕西“两说一联”成为创新实践典范,并在提升矛盾化解质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树立品牌经验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对这三个中国本土案例的考察,发现中国基层经验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新公共服务理论、敏捷治理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的内涵,在实践上还提供了可供借鉴与推广的经验范本:“诉源治理”构建追本溯源与未然防范的感知机制、“矛调中心”搭建部门集成与功能协作的灵活机制、“两说一联”创建集体动员与主体协同的回应机制,整体性视角下的三项机制融合,均为基层社会矛盾化解带来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多重制度逻辑冲突与行动策略——以T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为例

社会政策的执行情境往往是发散的,相互竞争的。在此背景下,如何平衡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价值导向,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足够的公共福祉,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鉴于此,本文开发了一个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以湖北省T市的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创建过程为案例,考察地方政府在社会政策执行中的多重逻辑竞争与行动策略。研究发现:社会政策的地方执行面临着多重制度逻辑,制度压力与行动情境张力下的多重制度逻辑冲突是地方政府策略性地执行社会政策的制度基础,关键行动者的认知图式是政策执行的微观基础,制度与行动者的不断互动使得情境性自主成为地方政府短期或长期应对冲突的行为策略。本研究为理解社会政策的执行过程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将更为动态的制度环境与基层行为模式结合起来,阐明并揭示了“为什么政策执行会采取这样的形式”,推进了政策执行研究的微观基础。

社会接纳调节社会排斥对情绪冲突适应的影响

情绪冲突适应是指人们调动认知控制资源解决当前情绪冲突会促进对随后情绪冲突任务的解决。基于社会排斥的自我情绪调节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考察社会排斥是否影响情绪冲突适应以及社会接纳是否调节社会排斥对情绪冲突适应的影响。在实验1中被试被随机分为接纳组和排斥组。结果发现,排斥组被试在反应时上的情绪冲突适应效应小于接纳组。在实验2中被试被随机分成接纳-接纳组、接纳-排斥组、排斥-接纳组和排斥-排斥组。结果发现,接纳-排斥组比排斥-排斥组被试在反应时上表现出更大的情绪冲突适应效应,而接纳-接纳组和排斥-接纳组被试的情绪冲突适应效应没有显著差异。这两个实验提示,社会排斥会降低个体的情绪冲突适应,而社会接纳可以调节被排斥者的情绪冲突适应。上述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社会排斥与情绪问题之间的关系,而且为干预社会排斥带来的情绪问题风险提供可行性方案。

乡村振兴背景下人民调解的发展及其完善——以安徽省G村为例

通过对安徽省G村的实地考察,发现其正处于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传统与非传统型社会矛盾纠纷交织,以财产权关系为核心的矛盾突显。同时,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面临诸多挑战,如传统自治能力衰弱、现代法治不完全适应及传统德治式微等。基于对人民调解发展的深入分析,提出重塑制度权威、提高解纷能力及保障协议履行等策略,以期促进人民调解的现代化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宏伟目标的实现。

农村基层矛盾纠纷的分类化解——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

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农村稳则天下安,农村基层矛盾的化解有利于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有多种形式,主要分为诉讼和非诉讼两种形式。借鉴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选取浙西D镇作为调研地点,主要从信任、规范、网络三个角度分析社会资本。信任是矛盾化解的心理基础,规范是矛盾化解的制度保障,参与网络是矛盾化解的路径依赖。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化解:功能定位、现实梗阻与纾解路径

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交织处与冲突的多发地,及时有效地将社区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对于提升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与实现社区良治善治,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社会组织作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主体,在城市社区冲突化解过程中扮演着预报员、传声筒、协调者三种角色,但也面临着公共性不足、专业性不足、内生性不足等现实困境,导致社会组织在化解社区冲突过程中功效弱化。推进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化解可以从制度供给、专业建设、服务提升等三个层面着手,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厘清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加强自身建设,提升社会组织自身的专业能力;强化资源链接,延伸社会组织的服务触角。

晚期癌症患者替代决策者安宁疗护问题提示列表的构建

目的构建安宁疗护问题提示列表,为晚期癌症患者替代决策者主动获取安宁疗护相关信息提供参考。方法2023年1-8月,在文献回顾和半结构式访谈基础上归纳整理晚期癌症患者替代决策者的信息需求主题及相应条目,通过专家函询和预调查优化问题提示列表内容。结果构建的晚期癌症患者替代决策者安宁疗护问题提示列表包括7个一级条目、44个二级条目,主题涵盖安宁疗护、治疗决策、症状管理、临终准备、决策辅助、心理及情感支持、社会支持7个方面。结论构建的安宁疗护问题提示列表内容全面、可靠,有助于替代决策者向医护人员获取关于安宁疗护和决策所需信息,减少其在安宁疗护决策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决策冲突及延迟情况。

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分析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共同体,不仅是面对社会矛盾纠纷复杂化的现实需要,本质上也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实践。构建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共同体,核心要义在于搭建社会矛盾纠纷治理“一核多元”的治理结构,形成矛盾纠纷治理中政社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为此,必须要重塑多元主体间的关系,凝聚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建立多元主体间合作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进而真正将治理模式转化为治理效能。

卡夫卡文学世界“儿子们”群像塑造

该文聚焦于卡夫卡文学世界“儿子们”的群像塑造。通过童年经验分析卡夫卡心理长期处于恐惧状态的深层原因,并将其独特的“父子冲突”书写与奥匈帝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均衡转型相联系,提出卡夫卡笔下“自我矮化”的儿子群像正是他所置身其中的时代语境、族群境遇与家庭环境的文学呈现。作为表现主义德语文学运动边缘的作家,卡夫卡塑造的儿子群像具有特殊性,不是“儿子罢黜父亲”,而是“父亲罢黜儿子”。“儿子们”在水平社会流动与垂直社会流动层面取得的成就在父权之下毫无力量。这样的文学呈现也超越了个体体验上升为特定时代的群体体验。

轻罪治理视域下完善赔偿保证金制度的进路

司法实践中,赔偿保证金制度大多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及促成轻微刑事案件中当事人和解而开展。随着轻罪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赔偿保证金制度应发展成为判断轻罪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进一步减少轻罪案件的审前羁押,切实化解矛盾,恢复受损社会关系的检察新路径。构建赔偿保证金制度应更加注重程序正当性,将赔偿保证金融入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量化评价并对部分争议案件开展公开听证,真正消除社会的质疑,从源头化解矛盾,推动轻罪治理的全面、精准实施。

护士工作-家庭行为角色冲突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护士工作-家庭行为角色冲突(WFBRC)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干预方案提供参考。方法于2022年11-12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上海市某三甲医院的994名临床护士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工作-家庭行为角色冲突量表(WFBRCS)、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和心理资本问卷(PCQ)进行调查。结果共回收问卷1115份,有效问卷994份,有效回收率为89.15%。护士WFBRC得分为(75.70±17.62)分,工作对家庭的影响(WIF)维度得分为(47.73±11.61)分,家庭对工作的影响(FIW)维度得分为(27.97±8.89)分,WIF维度得分显著高于FIW维度(P<0.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况、能级、科室、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是护士WFBRC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护士WFBRC呈中等偏低水平,工作对家庭有更大的影响;护理管理者应重视护士工作状况,采取措施改善护士WFBRC状况,以促进护士工作和家庭和谐发展。

The Path of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the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Social Rights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rinciple of marxist theory 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nomic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cognizing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rights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and the West have different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handling their relations But a proper handling of their relations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It is one-sided to either emphasize too much on social rights protection or to excessively pursu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depth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rights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at they promote and restrict each other It is the right choice for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o promote social rights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We should not only lay a solid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social rights protection with the high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take social rights protection as the ultimate goal and strategic means to provide sufficient driving forc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rights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be synchronized.

男护士工作形塑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男护士工作形塑行为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针对性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和整群抽样法,抽取山东省16个地市1 527名男护士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工作形塑量表、一般自我效能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性别角色冲突量表进行调查,分析影响因素。结果 男护士工作形塑得分为(80.71±17.67)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领悟社会支持中朋友支持、其他支持2个维度、工作自我效能及性别角色冲突中追求成功和成就、限制性情感表达、工作/学校与家庭冲突3个维度是男护士工作形塑的主要影响因素(均P<0.05),可解释总变异的68.4%。结论 男护士工作形塑行为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可通过加强社会支持力度、增强工作自我效能、提高追求成功和成就意愿、减少工作/学校与家庭冲突,制定有效干预措施,提高其工作形塑水平。

医学生父母冲突感知和手机成瘾:社交回避及苦恼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医学生父母冲突感知与手机成瘾的关系及社交回避及苦恼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感知父母冲突量表、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和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对334名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父母冲突感知对医学生手机成瘾的总效应显著,且能够直接正向预测手机成瘾(r=0.461,P<0.001);父母冲突感知能够正向预测社交回避及苦恼(r=0.254,P<0.001),社交回避及苦恼能够正向预测医学生手机成瘾(r=0.115,P<0.05)。②社交回避及苦恼在父母冲突感知与医学生手机成瘾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父母冲突感知与医学生手机成瘾具有密切关联,社交回避及苦恼在该联系中起到一定作用。个体父母冲突感知水平越高,情绪敏感性越高,人际关系安全感和情绪调节能力则越低,导致个体产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可能性越大。个体社交回避及苦恼水平越高,则越容易沉浸在网络社交中,增加手机成瘾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