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类型学考察与路径探赜

优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是防范社会安全风险的现实所需、降低社会安全治理成本的必行之举,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平安稳定的基本保障。借鉴韦伯的“理想类型法”,以党政力量和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度作为基本维度,将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划分为共建共治型、党政主导型、自治型和治理失序四种类型,在增进研究直观性、清晰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构建与优化整体图景的同时,也有效规避了以往单案例研究在代表性方面存在的先天不足。循此理路,从实践内容、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向三个方面具体考察2017—2021年的23个典型创新案例,归纳出优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实践路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价值底色,从深化党建引领、推动情法结合、强化技术嵌入等方面,持续优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深入推进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

矛盾遭遇对基层政府评价的影响——以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为中介变量

政府评价是民众对政府信任度和支持度的重要指标。在社会矛盾频发的背景下,依据九省九市的调查数据,就矛盾遭遇、社会安全感、社会公平感对现阶段基层政府评价的影响及影响路径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矛盾遭遇显著影响社会公平感和社会安全感,社会公平感和社会安全感显著影响民众对基层政府的评价。社会公平感和社会安全感分别是矛盾遭遇与基层政府评价之间的部分中介变量,同是矛盾遭遇与基层政府评价之间的完全中介变量,矛盾遭遇通过影响社会公平感和社会安全感影响基层政府评价。

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法治化提升途径初探

社会矛盾化解的法治化,就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就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现状而言,还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社会矛盾化解过分依赖行政手段,法律手段补位乏力等问题。基层社会矛盾化解之法治化提升,有赖于法律的进一步完善以及拓展化解途径、推广在线解决争议方式。

对基层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化解机制问题的思考

为了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各地已形成了一套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和政策措施。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和机制不够健全,社会矛盾的处置力度较弱、成本较高等问题。为此,必须坚持在改革发展中解决矛盾的原则,必须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做到依法、公开、公平、公正。要从预防机制、预警机制、应对机制、保障机制等四个方面强化基层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化解机制的建设与完善。

北京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现状及建议

北京基层社会矛盾,主要是在改革向纵深推进及利益格局调整过程中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及其派生矛盾。尽管这些矛盾表现出易发、多发且诉求强烈、新旧矛盾交织的特点,但通过构建协商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拓宽第三方参与渠道等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和安排更有效制度的途径,大多是可以化解的。

基层社会矛盾法治化化解:问题与建议——以P市D区为例

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发现,P市D区基层社会矛盾化解存在调解工作政策保障不足、信访工作需要创新、稳评尚不规范等问题,并相应提出加强调解工作政策保障、强化律师在调解中的作用、推行访调对接、提高稳评质量、加快调解大数据建设等建议。

论构建旨在从源头上预防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新机制

基层社会矛盾是整个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和社会矛盾的主体,在我国城乡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和结构。我国既有的基层社会矛盾预防化解机制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也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创新。构建旨在从源头上预防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新机制,已是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值得理论界和实践界高度关注。

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多维内涵——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需要的三次表述看

一部新中国发展史就是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待不断被满足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表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三次论断中均突出了"人的需要":"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物质文化需要""美好生活需要"。影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较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人的需要在内容和层次上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是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以及"物质文化需要"在需要主体上的丰富和需要层次上的提升,是社会需要与个体需要、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有机统一。

基层社会矛盾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研究——以惠阳实践经验为例

构建多元化的基层矛盾预防调处化解机制,是成功化解基层矛盾的核心。惠州市惠阳区社情民情较为复杂,历史遗留问题量大面广。自惠阳区司法和信访局机构改革以来,运用“互联网+法律服务”思维,积极探索解决基层矛盾的新方法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缺少部门联动机制、“放管服”推进不深入等问题。通过分析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在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完善统一信息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以涉诉涉访分离为核心,访调衔接、访援衔接、访督衔接、访宣衔接、访证衔接的立体化、协调化、多元化的新机制。

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正确解决各种社会矛盾

我国改革和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多元化,必然带来利益上的碰撞和深层性矛盾的暴露。这就要求我们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树立忧患意识,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正确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

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对策探析

农村社会是国家的重要构成部分,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回应,也是实现农村基层有效治理的必然途径。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化、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利益分配格局重新调整等各类矛盾和问题不断出现,给农村治理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深化村民自治实践,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和冲突,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并非社会中的所有矛盾都是社会矛盾——社会矛盾概念辨析

清晰界定社会矛盾概念十分重要。并非社会上所有的矛盾现象都是"社会矛盾"。人们对社会矛盾的理解有宏观层面、中观层面以及微观层面之分。只有中观层面的社会矛盾概念,才具有恰当有效的解释力。只有中观层面的社会矛盾,才是社会矛盾理论所要研究的基本内容。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各种矛盾现象中,只有同时符合了三个条件——源自社会阶层结构层面上的问题、存在着在利益或其他重要方面进行互动或交往的相关方、相关方之间的互动行为表现出一致和不一致的双重性的矛盾,才是中观层面上的社会矛盾。另外,社会矛盾概念与社会冲突、社会运动明显不同。

刚性社会矛盾的内涵与特征——关于我国21世纪以来重大社会矛盾的探解

我国刚性社会矛盾是指21世纪以来,由社会结构性因素造成的,涉及社会成员生存利益的,其冲突的强度与手段的烈度具有高对抗性的,解决方式越出常规制度化渠道的,有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一种具有利益群体、利益集团对抗性冲突的重大社会矛盾。这类矛盾是我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尽管这类矛盾性质依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其与改革初期以个体之间的矛盾纠纷为主体的柔性矛盾有较大区别。同时,刚性社会矛盾大多数属于社会转型中的矛盾,是改革开放的伴生现象与社会转型的成本,也是改革探索中试错法付出的代价,其与在一个社会的没落期产生的矛盾具有不同属性。只要加以科学对待,刚性社会矛盾是可以化解的。

“一体两翼”: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的基本理路

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完善度与有效性是衡量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维度。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化解中,应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锚点与本体,以有解思维与系统思维作为理念之翼,以情法结合与专智并举作为行动之翼,维护和增进最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