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现象的蔓延及其后果研究

现代年轻人的婚育观念与传统普婚普育文化发生了激烈碰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抗拒生育,甚至抗拒结婚,进而出现了“断代”现象,并迅速蔓延开来。“断代”指不育而导致的“绝后”现象。当个人生命历程嵌入刚性的制度环境中,给生育带来了更大的时间配置压力时,媒介环境又使得消极生育观念迅速弥散。一方面,传统结婚生育的单一路径选择被打破,人们可以自主选择期望的人生,另一方面,亦需关注终身不育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即更可能出现个体层面的孤独至死与宏观层面的人类社会难以为继等后果。

社会文化背景下史诗的英雄观与生死观——以《吉尔伽美什》和《伊利亚特》为例

《吉尔伽美什》是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英雄史诗,诞生于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下,讲述了国王吉尔伽美什与好友恩奇都一同斩杀恶兽保卫家园,并在恩奇都受惩罚死去后历经艰难险阻寻求永生的故事。《伊利亚特》据传是盲诗人荷马所著著名史诗,诞生于爱琴海流域古希腊文明下,讲述了特洛伊战争第十年,英雄阿基琉斯因女俘被主帅阿伽门农所抢愤怒退出战役,又在挚友帕特罗克洛斯战死后重归战场复仇,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吉尔伽美什》和《伊利亚特》都是世界历史上杰出的史诗作品,而两位主人公又具有极为相似的出生和经历。基于此,本文将首先分别分析两部史诗中体现出的英雄观——何谓英雄和生死观——如何面对必然的死亡,进而分析它们各自的诞生背景和所属社会文化的差异,并最终在比较中探寻不同社会文化塑造英雄和对待生死的不同。

社会支持在抑郁老年人死亡焦虑和生活质量中的中介作用

目的了解抑郁老年人死亡焦虑、生活质量及社会支持现状,探讨社会支持在抑郁老年人死亡焦虑与生活质量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死亡焦虑量表、生活质量量表及社会支持量表对200例抑郁老年人进行相关数据收集,并使用Person相关分析各变量间的相关性,最后使用Bootstrap方法检验社会支持在死亡焦虑和生活质量中的中介效应。结果抑郁老年人死亡焦虑得分为(50.89±8.01)分;社会支持总分得分为(37.10±5.65)分,主观社会支持得分为(19.06±3.46)分,客观社会支持得分为(11.28±2.63)分,社会支持利用度得分为(6.76±2.09)分;生活质量各维度得分分别为生理功能(69.00±23.75)分、生理职能(41.50±33.67)分、躯体疼痛(66.41±24.74)分、总体健康(38.44±15.51)分、活力(35.62±14.88)分、社会功能(35.38±20.05)分、情感职能(8.87±19.09)分、精神健康(30.89±15.95)分。抑郁老年人的死亡焦虑与生活质量中生理功能(r=-0.233)、生理职能(r=-0.150)、总体健康(r=-0.390)、活力(r=-0.282)、社会功能(r=-0.307)、情感职能(r=-0.311)、精神健康(r=-0.383)均呈负相关(P均<0.01)。死亡焦虑与主观社会支持(r=-0.379)、支持利用度(r=-0.288)呈负相关(P均<0.01)。主观社会支持与生活质量的总体健康(r=0.211)、活力(r=0.235)、社会功能(r=0.305)、情感职能(r=0.166)、精神健康(r=0.319)呈正相关(P均<0.05);客观社会支持与生活质量的生理职能呈正相关(r=0.163,P<0.05);支持利用度与生活质量的生理功能(r=0.204)、躯体疼痛(r=0.160)、活力(r=0.220)、精神健康(r=0.191)呈正相关(P均<0.05)。死亡焦虑对生活质量的直接效应为-0.342(95%CI:-0.673~-0.081),社会支持在死亡焦虑和生活质量间的部分中介效应为-0.156(95%CI:-0.475~-0.033),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1.39%。结论社会支持在抑郁老年人死亡焦虑和生活质量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提高社会支持水平有利于提高抑郁老年人生活质量。

安宁疗护工作者死亡教育框架设计与探讨——基于存在主义视角的分析

死亡教育是培养安宁疗护工作者死亡素养的必要途径,能够有效应对安宁疗护工作者的职业倦怠和死亡焦虑问题。将存在主义社会工作理论作为参照理论,以中国文化为教育底色,可以构建出符合我国本土文化情境的安宁疗护工作者死亡教育框架。具体的死亡教育框架由“直面死亡问题”“幻灭”“发现死亡意义”“塑造生死观”和“承诺”五个阶段构成,在每个阶段都匹配了操作化的教育方法。以此丰富我国的死亡教育研究,实现提高安宁疗护工作者工作能力并维护其身心健康的目标。

当代新徽派版画的社会主题性创作再探索--兼论合肥市美术创作中心的社会主题性版画创作

该文论述了社会主题性创作是新徽派版画的重要艺术传统,梳理了新徽派版画多元发展时期的社会主题性创作状况,重点阐述了当代新徽派版画社会主题性创作的实践探索,结合合肥市美术创作中心的创作实际,重点分析了反映和表现安徽凤阳小岗村改革的《生死印》《小岗精神》等系列作品的成功创作经验,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感悟与经验总结。

情绪智力在ICU护士领悟社会支持与死亡应对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目的探讨ICU护士死亡应对能力与领悟社会支持及情绪智力的关系,并分析情绪智力在ICU护士领悟社会支持与死亡应对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一般资料问卷、死亡应对能力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情绪智力量表对231名ICU护士进行问卷调查。结果ICU护士死亡应对能力得分为(131.68±23.93)分、领悟社会支持得分为(63.96±10.65)分、情绪智力得分为(78.72±13.70)分;社会支持与死亡应对能力呈正相关(r=0.490,P<0.01),情绪智力与死亡应对能力呈正相关(r=0.402,P<0.01);中介效应模型拟合良好,情绪智力在社会支持与死亡应对能力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β=0.151,P<0.05)。结论ICU护士死亡应对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社会支持和情绪智力均对死亡应对能力的提升有促进作用,情绪智力作为中介变量可提高社会支持对死亡应对能力的促进作用。

何以善终:晚期癌症患者的叙事困境与叙事重构

善终具有主观性与文化性,可以视作一种主观建构的叙事。现实中的患者往往处于过度治疗和临终关怀不足的两极,又因为拖累家人感到自责和内疚,在身心煎熬下,形成了难以善终的叙事困境。患者叙事处于多元主体叙事竞争的结构张力之中,基于专业权威的医学叙事与基于伦理的家庭叙事将患者本身的叙事挤压到边缘位置。叙事重构拓宽了传统叙事治疗的范畴,不仅关注主观维度的叙事治疗,也同时关注叙事的现实基础与叙事竞争,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临终关怀、生前预嘱、叙事治疗等多重举措,帮助患者重构积极叙事,促进患者善终。

急诊科护士职业悲伤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急诊科护士的职业悲伤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2022年8月—2022年10月选取河南省6所三级甲等医院的366名急诊科护士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修订版悲伤体验量表、中文修订版死亡态度描述量表、临终关怀态度量表、心理脱离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进行调查。结果:急诊科护士职业悲伤总分为(44.60±5.05)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宗教信仰、接触死亡形式、接受死亡教育培训情况、接受临终关怀教育情况、接触死亡频率、自然接受、死亡逃避、临终关怀态度、心理脱离、社会支持是急诊科护士职业悲伤的影响因素(P<0.05),共解释总变异的40.7%。结论:急诊科护士职业悲伤处于轻度水平,提示护理管理者应及时关注急诊科护士的心理健康,采取针对性措施,帮助其降低职业悲伤水平,以促进其悲伤成长。

医务社会工作介入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作用研究

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给无数器官功能衰竭患者带去了重生的希望,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需要各级红十字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医疗机构等的共同努力,医务社会工作者作为新生力量也逐渐发挥自身作用。通过总结医务社会工作介入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专业优势,提出医务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明确有无捐献意愿并对家属提供危机介入服务、协助家属完成捐献事宜并举行告别仪式、跟踪回访并开展哀伤辅导活动等实务工作为捐献者及家属提供专业服务。针对实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扩大医务社会工作者的规模并完善其管理,提高社会对医务社会工作的认知度及为开展后期服务提供全方位支持的建议。

“社会性死亡”现象追问:为何、缘何、何果与何为?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性死亡”事件对当事人、网络空间乃至整个社会造成了莫大危害。“社会性死亡”现象的祛蔽,其实绕不开对于“为何”“缘何”“何果”“何为”四大问题的依次追问。其中,“为何”指向“社会性死亡”现象的本质探寻,“缘何”关乎“社会性死亡”现象的机理揭示,“何果”涉及“社会性死亡”现象的作用剖析,“何为”则聚焦“社会性死亡”现象的防治举措。四者既体现了“社会性死亡”现象研究依次递进的逻辑进路,又因应了对其进行理论探析与现实应对的统一。

日本高龄者“孤独死”现象解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日本人平均寿命的延长和死亡率的下降,日本率先进入了超老龄社会。在地域社会变迁、家庭结构变革与传统社会支持网络瓦解的综合作用下,日本社会出现了高龄者"孤独死"现象,并进一步演化为一个社会问题。为了应对老龄化社会危机,日本不断修订完善相关政策,并创新实施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形成了政府性与民间性相结合,以公助和共助为基础,社区互助和高龄者自助相协作的支援体系。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高龄者"孤独死"的社会压力,对于中国"孤独死"现象的预防以及其他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社会性死亡”及其批判

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社会性死亡区别于临床死亡或生理死亡。在历史上,该术语主要被用以描述战俘、奴隶、罪犯、流民、外来者或叛国者,他们被剥夺了做平民或正常人的自由、权利、利益和机会,被宣判为社会性死亡或有缺陷的“非人”;中文语境下也有社会性死亡的相似概念被使用。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性死亡逐渐成为一个严肃的学术课题,成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传播意义上的所谓“后真相时代”,社会性死亡以新形式得以呈现。尤其是近些年来,该短语频繁出现于自媒体网络,偶尔也见之于官方媒体报道或公告,一些网民用以自嘲,亦有一些网民将其应用到其他个体或特殊群体身上,用以开展网络抨击与社会贬损。公共舆论尤其是自媒体在公共论坛上的攻击性网络语言和网络暴力的滥用将对中国法治建设造成不良后果,有关部门需要对此进行积极引导和有效管控。

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死亡焦虑的影响

老年人作为最可能发生自然死亡的对象,死亡焦虑会影响生命晚期的生存质量。文章利用2015年"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调查数据,探究老年人死亡焦虑如何被社会支持影响。结果发现,获得经济支持、代际间联系频率及亲戚网络能够显著减缓老年人的死亡焦虑,这体现了非正式社会支持对老年人死亡焦虑发挥着"主效应模型"的增益作用;而正式社会支持中参加合作医疗报销和大病医疗保险显著加重老年人的死亡焦虑,看似有悖常理的发现恰体现了老年人对健康和死亡的重视和预防,一定程度的死亡焦虑从长远看有益于老年人健康长寿;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在其获得的经济支持、日常照料支持、代际矛盾、代际间联系频率、朋友网络规模及大病医疗保险与死亡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揭示了老年人对子女的精神支持存在利他动机,以血脉关系为纽带的社会支持仍是老年人社会支持的核心构成。

数字化时代网络集体非理性惩罚现象的结构逻辑与个体特征

以四个“社会性死亡”事件为切入点,深度分析网络社会与个体化社会双重背景下“社会性死亡”的宏观结构性逻辑与微观个体性特征,以此反思受害个体的社会性修复及社会秩序的治理。研究发现,“社会性死亡”事件在宏观结构上具有规律性的发生逻辑,即引爆点的性别化、发生过程的结构化以及社会后果的个体化。同时在微观上,个体的社会性自我被强化,呈现展演性自我及认同性自我特征。因此,面对“社会性死亡”困境,不仅需要解决受事件影响个体身心层面的“有形伤害”,更为关键的是需要解决之后衍生而出的“无形伤害”。从治理要素、边界、方向、效果、策略等向度出发建立新的治理机制,尤其需要加入融合思维,并由此形成兼具灵活性、包容性及覆盖面的新治理生态。

老年过程观:对积极老龄化的回应

老年过程观立足于生命周期的客观规律,汲取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生存哲学观,认为老年过程是完整的生命的必经过程;"死"是"生"的必然结果,老年阶段不应刻意在意这个"生"而知之的结果,而应该以过程取向打造人生。老年人依然要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角色,参与并积极推动社会发展,完成代际文化转换的终极任务。老年过程观肯定老年人的能力及其在自我生命价值上对社会和对他人的价值。

基于死亡叙事的医疗社会生态分析

自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来,我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持续改善,医疗保障覆盖面逐步扩大,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受制于一系列来自医疗社会生态的严峻挑战。医疗社会生态是指,影响临床医学实践的卫生政策和医疗制度、支配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的价值观和思想意识、人们的健康需求和就医行为,以及关联医患关系的职业道德和社会信任。患者家属有关亲人病故经历的叙事可以作为审视医疗社会生态的一面透镜,其中折射而出的尖锐问题之一即是尊严死之难。这一难题的主要成因包括死亡的医学化、医疗机构的市场化、重大医事抉择的去主体化以及医疗家庭主义的固化。

社会养老保险的预测模型研究

本文系统地研究了人口预测模型、出生率、死亡率及人口结构模型和社会负担的预测模型,这些对研究社会保险问题有一定的帮助.

空巢老人“孤独死”现象的形成及治理——基于结构化理论的视角

当前学界对中国空巢老人“孤独死”现象的研究尚处初步,且多为描述性分析,缺乏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框架。以结构化理论为视角,构建“个体行动—社会结构—结构二重性”的分析框架,以此来探析中国空巢老人“孤独死”现象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空巢老人“孤独死”现象的产生是个体行动(空巢老人行动的例行化和区域化)、社会结构(资源的丧失和规则的缺失)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为此,空巢老人“孤独死”现象的治理,需要从个体行动、社会结构及其相互作用的层面切入。

论死亡教育在社会转型期的解构和建构功能

死亡教育是一门从哲学、宗教、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医学、生物学、经济学、法律、伦理学、文学、艺术等多方面探讨死亡的学科,死亡教育具有终极性意义,也具有功能性的作用。在社会转型期,死亡教育的功能性作用能够解构流行的物质符号及话语,建构新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空间,通过功能性作用的发挥,将人们的价值观重新带回终极性意义的追求。

本土社会工作介入临终服务领域的两种路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临终服务事业逐渐进入国内学界和公众视野。社会工作作为专门助人专业,在介入和推动中国临终关怀服务事业中,医务社会工作者应发挥积极效用。同时,从本土社会工作视角介入当前临终服务领域的路径除了要关注临终关怀,还要发展死亡教育事业。对临终关怀的探讨,在本土语境中利于扩大社会工作专业的服务范围,对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