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功能、困境与政策调适

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方,社会组织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发挥着"资讯—预警""协商—对话""治理—服务"以及"修复—善后"的功能,是群体性事件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实践中,社会组织却面临着参与空间受限、参与意愿不强、参与水平不高、参与深度不够以及自身公信力较低的困境,严重阻碍了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功能的发挥。为此,必须从完善立法、拓展制度空间,构建评估、激励机制,提高专业化水平以及强化社会组织自律等方面进行政策调适,优化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确保社会组织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环境问题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地域规律性及其原因剖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渐突出。当前发生的许多群体性事件都属于污染驱动型,因环境污染冲突而诱发的社会矛盾及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呈高发频发态势。文章选取了15例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从经济发展、文化素质、地理条件、国家政策等各个方面综合分析了由环境问题诱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地域分布规律性以及其转移趋势,并对其中的原因进行了剖析。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体育群体行动——以国内足球领域“群体性事件”为例

采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法,从我国足球领域内选取的群体行为实发案例出发,探讨当前体育社会范围内,影响群体行动参与者行为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及行动的基本类型,并以此为依据在社会网络视角下对群体行为的主体关系进行分析。本研究认为,在体育群体行动中,当现有的制度环境不能提供更有效的方式处理体育社会中的矛盾与冲突时,参与者会运用自身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本去找寻能实现自己目标的策略和行动。通常情况下,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社会资本总量同体育群体性事件中的行动暴力程度呈反比。据此,提出建立长效的沟通机制、实现对社会网络中意见领袖的常态化监管等建议。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及对策探究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呈现,有些往往以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形式出现,正确认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进而采取有效措施来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社会资本的存量是有效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发育不成熟,在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各基层党政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法治理念和公共精神的培育,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完善防治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并大力培育民间组织,实现民众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和保障。

基于家庭阶层流动的社会冲突影响因素研究

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实证研究家庭阶层流动下各种因素对社会冲突的影响。发现,样本受到的政府不公正对待、政治参与、环境关注、时事关注与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概率呈现显著正相关,而幸福感和收入公平的影响不显著。家庭阶层未向上流动的样本受到政府不公正对待后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概率更高,家庭阶层向上流动样本的政治参与、时事关注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更大,而环境关注对于两组样本的影响基本相同。因此在社会流动背景下,社会稳定工作的重点应是家庭阶层未向上流动的群体,针对家庭阶层向上流动的群体,应提供更多的社会管理和政治参与机会。

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研究述评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国内外专家们就其性质、起因、社会功能、防治措施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界定和推理。系统地梳理分析可以发现,国内的研究观点大多是从社会稳定的考虑出发,强调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相对忽略了群体性冲突事件带来的积极作用。因此,可借鉴国外社会冲突的研究角度,解剖参与群体性事件中的各利益群体的内在状况和发展趋势,以期掌握社会冲突的内部成因和转化规律。

群体性事件中的民众心态分析

群体性事件中的骨干力量、普通参与者和旁观者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策略选择和心态往往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将小事闹大来实现维权的目的、借机敛财和对社会进行仇视是群体性事件骨干力量抱持的三种基本心态。普通参与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并不像骨干力量那样明确,从众和搭便车心理等往往是他们的心态。作为旁观者而存在的某些境外媒体抱持一种唯恐中国不乱、别有用心的心态。极少数不具有利害关系的普通民众以及没有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一般利害关系人也会表现出一种兴灾乐祸的心态。既然中国当下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心态是多元化的,政府在群体性事件的解决过程应当充分考虑参与者的具体心态,建立一套以分类管理为核心的规则治理的应对策略。

赛事管理与弱势群体权益保障不一致性的成因及创新管理路径探析

以深圳大运会为个案并借助社会学、管理学、体育学等学科理论,对政府在赛事管理与弱势群体权益保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一致性现象的成因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如下创新管理路径: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树立服务赛事与服务民生同等重要的科学发展观;建立多方参与,相互监督的赛事管理社会化新格局;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和保障机制,变"堵"为"疏",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加强赛事法制建设,解放思想,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思维定势的固有偏见。

“中产阶级”与社会冲突:有恒产者有恒心?

关于社会冲突的研究,近来已有各种视角分析其产生的根源和治理之策,大多数研究是将其分类,较少从其参与者的社会阶层分析。社会学理论认为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最为稳定,因此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但本文通过使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中产阶级很多时候变成了社会冲突事件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偏离了"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一论点。城镇"中产阶级"在遇到财产纠纷时更多地使用正规性渠道来解决,农村"中产阶级"则更多地涉入非正规性渠道。本文认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财产权利清晰界定的市场建设仍然不足,这导致了中产阶级偏离"有恒产者有恒心",甚至部分"中产阶级"成为缺陷性制度的套利者,而这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和冲突。

群体资格:社会认同事件的新路径

面对多元社会力量的雕刻,个体作为能动行动者被赋予或力图获得多元的群体成员资格,并建构或解构/重构多元的社会认同,以缔造动态而同一的完整生命。这种社会认同事件的兴起,有其确定的思想史条件和历史脉络,并迫切地嵌入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以认同语义变迁为切入点,论文概要评论当代社会认同研究的困境。基于群体资格构念,论文把个体生命历程中所遭遇的多元社会力量的雕刻过程归类为不同共同体的教化过程,尝试为超越现有的认同研究提供新方案。论文最后展现了群体资格路径可能具有的方法论意涵。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根本之策——政府职能体系变迁的视角

政府职能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行政环境、条件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和改变。目前,我国政府职能体系的核心是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是历经革命战争年代、建国初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几次历史性根本转折后的逻辑必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选择。在此背景下,实现社会治理目标,更需要围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政府职能,注意各项治理措施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走"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社会治理之路。

输变电工程电磁场引起公众风险感受调查分析

为了解和掌握输变电工程运行产生电磁场引起公众风险感受的心理状态,以制定出合理的策略来缓解和降低这种恐慌情绪,采用社会心理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在开展对公众定性访谈的基础上,归纳总结获取的信息、设计问卷,以实现对更大范围的公众进行风险感受相关信息的调查与统计。数据分析表明,公众对电磁场原理及相关信息的不了解,是使得这一风险事件具有群体性特征,进而导致其蔓延和激化的主要原因,建议在制定宣传策略的同时,加强对输变电工程相关信息公平、公正、公开的管理,以营造和谐与信任的沟通氛围。

大数据环境下社会冲突的风险感知与预警

社会转型与大数据信息时代的社会背景下,不同领域的群体性矛盾问题相互交织、日显复杂,公民利益信息传播的爆发式、裂变式的特征进一步衍生了新型社会风险,影响了整体性社会安全。为防范群体性事件爆发及其衍生更多社会冲突风险,要利用好大数据时代的知识和技术优势,从知技结合和整体安全治理两个层面实现社会冲突风险感知与管控。为此,要加快实现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联动机制,构建全网数据共享、完善类别案例库、探索知识预测研学、建立健全预测预警体系、营造清朗网络环境、探寻群体性事件感知预测预警技术与方法,从而实现风险感知的精准预测与科学防范。

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心态分析

为解决中国社会转型期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冲突,必须加强对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有传统和现实两方面,即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和民众社会心态的变化,其本质是群众态度和情绪的外在表现,是社会心态的反映。从群体性事件中反映出的社会心态主要有3种:社会不公平所导致的相对剥夺心态、阶层分化所导致的社会认同和归属感弱化以及因政府办事不公而产生的社会信任缺失。因此,必须从社会心态的角度寻求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措施,即建立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和沟通渠道;调节收入分配,解决分配不公;加强执政能力,提高政府公信力。

大学生群体性事件集群行为的生成机制——以爱国型和利益型大学生群体性事件为例

以利益型和爱国型大学生群体性事件为考察蓝本,对北京市、重庆市、广州市大学生和学生管理人员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这两类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制及其整合模型的作用路径略有不同。利益型群体性事件中,国家认同、学校认同、信息传播通过群体效能路径对行为意向产生影响;爱国型群体性事件中,国家认同、触发事件认知和信息传播通过群体愤怒路径对行为意向产生影响;触发事件认知和信息传播在两类事件中均对群体愤怒产生显著影响。通过对中国背景下大学生群体的研究,扩展了社会认同理论和双路径模型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应用。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社会情绪表达的实证分析

社会情绪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直接感知和反映,它既是社会现实的反射器和晴雨表,折射着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各种发展冲突;也是社会成员行为的动力源。它包括维护社会公正的情绪、抨击不良道德的情绪、获取他人尊重的情绪、发泄对社会不满的情绪等,以社会情绪问卷调查为基础,通过对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网民和普通网民的答卷进行统计分析。方差分析所得结果表明: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网民在上述情绪方面的表达意愿明显高于普通网民,在整体均值上F检验的结果为20.302,在α〈0.001水平下的高度显著,统计结果证明了最初的研究假设。

基层权力治理的困境及社会管理机制创新——以农村基层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以农村基层群体性事件发生、演化的过程及特征为视角,剖析基层政府面对日益频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大多奉行"不出事逻辑"(即遇事不讲原则的策略主义和有问题消极不作为的"捂盖子"之举)的体制性根源。提出应正确界定基层权力治理的边界,走出基层维稳的误区,树立政府行政和法律的权威,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机制,从而使基层政府在预防和化解农村基层群体性事件中由被动性预防和应急性处置向主动性预防和制度化处置转变。

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乡土化特征及破解

当前,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在客观上表现出不同于城市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如乡土化特征,这种特征根植于农村的差序格局,故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往往并不具有耦合性,其聚集人群往往具有血缘和地缘关系,导致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处置难度往往更大。化解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乡土化特征必须从根源上入手,致力于瓦解其依附的社会互动结构,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着手:宏观上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通过解放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中观层面上要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组织,使农民能够通过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对话,表达利益诉求;微观层面上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注重提升其道德修养,培养公共精神,使农民树立法治意识,做到知法、懂法、守法,从道德和法治的层面约束其行为,进而弱化血缘和地缘关系,改变人们的社会互动方式。

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理性审视——基于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视角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日渐深入,社会上各种群体性事件逐渐增多。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转型时期的群体性事件是我国当前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特殊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政治产物,尽管他所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对于我国当前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仍然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