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人监护体系建设的“最佳实践”——以广东省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机构能力建设项目为例

近年来,党和政府对未成年人监护困境问题愈发重视,相关的法律修订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专业社会工作在我国未成年人监护体系中的角色和作用亟待明晰。本研究将“最佳实践”的方法论应用至未成年人保护社会工作领域,根据标杆环模型的步骤,对广东省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能力建设项目所介入的49个监护困境未成年人案例进行经验萃取,详细地报告了社会工作者在发现与强制报告、监护评估、监护安置、监护监督与保障等环节的17项最佳实践。这些研究发现不仅体现了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人监护困境的专业性和有效性,还为日后的实务铺开提供了重要的操作性指引。

社会共生关系理论下城市老人以房养老模式探索

以房养老社会共生关系是一种资源互换型的共生关系,由主体要素、资源要素和约束条件三部分构成。城市老龄人口作为一方主体与另一方主体农民工及城市无房低保人员,以住房资源与意定监护关系资源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资源互换。相对独立的住房资源可通过居住权设立的方式取得,居住权益可扩展至同居住权人存在人身关系或人身依附关系的家庭成员。意定监护关系资源的供给方为个人,稳定性相对较差,可将与居住权人共同居住的成年家属列为第二顺位的意定监护人。为维持和促进资源互换型共生关系的良性运行,应坚持意定监护过程中“人财分离”的原则,并借助监护监督之力,在共生主体之间寻求平衡。

论美国成年人公共监护与社会机构监护制度

美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设计对欠缺行为能力成年人的保护曾一直停滞于家庭或亲属自治的单一理念,国家公权力没有予以适当的介入,社会没有及时的参与。上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以社会为本位的福利国家的兴起,国家与社会介入私法以保护弱者实现实质正义的趋势日益显著,美国成年人监护制度在公权力的不断强化和干预下,逐渐成为社会法的组成部分,对我国的成年人监护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留守儿童问题看我国监护制度之改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留守儿童的大量产生带来了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监护不力。在我国现阶段的留守儿童监护中,法定监护普遍存在监护不力的问题;而自愿监护和委托监护在现实中还不普遍,在个别存在的自愿监护和委托监护中也同样存在激励不足、监护不力的问题。所以应当在立法上区分亲权与监护,在监护制度的设计上强化国家公权力的介入,设立专门的国家监护组织,推行监护的社会化运作,着重完善委托监护制度,并切实加强国家的监护监督职能。

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制度之完善——基于检察公益诉讼的视角

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之诉长期处于缺乏活力状态,有关组织和个人怠于或消极行使此项诉权,既有制度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原因。伴随着监护理论的时代变迁,针对监护权撤销问题,除了引入"有关主体"作为起诉人的一般民事公益诉讼外,需要考虑引入撤销监护权的检察公益诉讼。根据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保护作为弱群体之一的未成年人之合法权益,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检察机关启动撤销监护权公益诉讼时,要奉行审慎性、择要性和全程性原则,并应按照先督促起诉、支持起诉、参与诉讼,再到向民政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进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最后到提起撤销监护权的民事公益诉讼之顺序而进行。同时,考虑到儿童的监护不可长期悬置,检察院还应在督促监护权撤销后,通过相应的法定程序,及时有效妥善地指定新监护人。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演进规律与现实走向

在历时性视觉,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作为历史范畴,呈示出从家庭主义经由个人主义到国家主义的演进规律。在共时性视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作为社会范畴,表现出公法化、社会化时代走向。现代产业分工和社会保障事业、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现代人的需要结构中精神需要的增强,文化结构中个人独立性意识提高,家庭结构中核心家庭的上升与主导作用,是影响未成年人监护法现代变革的重要因素。我国现行未成年人监护的制度理念中,表现出明显的重家庭责任、轻国家责任,重亲属监护、轻社会监护,重私力自治、轻公力干预,重固有传统、轻继受文明,重扶养关系、轻监护体系,重身份伦理道德、轻法律规制调整,重单位基层义务、轻政府公益保障,重人身监护、轻财产监护的特点。中国民法典重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必须充分考量近40年的改革成果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驱动,遵循六个规律、五项原则,把握五大关系。

现代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变革及启示——以法律价值分析为视角

现代成年人监护制度以尊重身心障碍者"自我决定权"及"维持生活正常化"理念为指导,根据其本人生活需要相应设立保护措施,以因应社会日益高龄化的客观情势,蕴涵着平等、自由、公平及秩序等价值理念。我国成年人监护法应以现代成年人监护法蕴涵的价值理念为目标,从我国实际出发,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适时予以修正,以体现以人为本、私法自治的精神,满足维护身心障碍者利益的现实需要。

农村留守儿童代管中的法律关系及法律责任

为解决我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我国部分地区的中小学校和教师对留守儿童实行"代管"。在这种代管中,学校与被代管的学生之间应该是教育、管理、保护关系(寄宿制学校除外),代管教师与被代管的学生之间应该是一种委托监护关系。在发生与被代管学生有关的损害赔偿纠纷时,学校和代管教师在有过错的情况下,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我国应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和实施代管制,从根本上解决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救助问题。

不同监护类型儿童孤独感比较:社会支持的影响作用

目的:了解不同监护类型儿童的孤独感现状、社会支持特点,分析儿童社会支持对孤独感的影响。方法:以320名不同监护类型儿童为被试,采用孤独感问卷、社会支持网络问卷收集数据,运用SPSS进行数据处理。结果:(1)不同监护类型儿童孤独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95,P>0.05)。(2)不同监护类型儿童社会支持主要来自父母,除了在母亲的陪伴维度双亲监护类型高于单亲、祖辈和其他监护类型外(F=2.90,P=0.007),不同监护类型儿童的社会支持得分在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价值肯定和亲密度等维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3)社会支持得分与孤独感之间呈负相关,对于单亲监护和祖辈监护儿童,老师的陪伴支持是其孤独感的唯一预测因素(β=-0.31^-0.32),对于双亲监护儿童,母亲的工具性支持和老师的肯定价值是孤独感的有效预测因素(β=-0.40和β=-0.37)。结论:不同监护类型儿童孤独感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可以有效降低儿童孤独感。

精神病患者社会失控的法律规制

由于立法上的空白,监护制度的不完善,部门间缺乏共同合作等原因,导致我国对散流于社会中的精神病患者缺乏有效的控制,从而造成由精神病患者所引起的伤人案件及破坏公共秩序事件时有发生。通过规定强制执行程序,在社区中设立精神医疗监管机构,加强各部门及部门内部间的合作与监督,普及精神卫生知识与提高公众防卫意识诸方面来解决精神病患者的社会失控问题。

关于社会转型期完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的思考

我国现有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已无法满足社会转型期的现实需要,亟待完善。完善现有国家监护制度的对策建议包括将单位、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转变为未成年人国家监护的协调组织;扩大享受国家监护的未成年人群体范围;对不适当监护人监护权的撤销、制裁问题上,相关法律法规应修改被动、消极的规定。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法律对策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留守儿童问题作为其中之一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文章试图从法律的角度来剖析留守儿童问题,阐明了留守儿童问题的成因、留守儿童现象所凸现的法律问题以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法律对策,从而为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

监护制度与老年人保护——兼论监护制度之功能

对于监护制度的功能,存在着"行为能力补充说"、"亲权延伸说"和其他一些学说。但是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立法的角度进行分析,监护制度最为根本的功能还是弱者保护。对监护制度功能的深入理解有助于我们在立法和实践层面进行探索,尝试将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更多社会弱势者纳入监护制度的保护范围。

成年心智障碍者公共监护制度:理论阐释与路径探析

成年心智障碍者系社会弱势群体,当其无家庭监护人或意定监护人时,容易陷入生存困境。西方福利国家为此类群体创设了公共监护制度,由公共官员或公共机构承担监护责任。该制度通过国家干预和法律强制来调整原属于私法领域的监护关系,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理应属于社会法的理论范畴。我国《民法典》已搭建起公共监护制度的宏观框架,当务之急是确立该制度的具体适用规范。为完善制度建设,亟须划定公共监护人的适格范围,确定公共监护启动的前提与程序,明确公共监护人和公共监护执行机构的监护职责,完善公共监护监督人的选任制度并细化其监督职责,厘清公共监护人履行职责不力时的法律责任。

我国职业监护人制度立法研究——兼以日本职业“后见人”制度为学术视点

我国意定监护公证实践已经走在立法之前,因监护事务之繁杂、监护人责任之重大,人们往往不愿意担任监护人,因此,实践中便产生了监护人缺位的问题。建议参照日本的职业后见人制度,在我国建立职业监护人制度,具体来说:第一,建立职业监护人资格认定机制,规定申请者只有通过职业监护人资格考试并实习一年后,才能获得职业监护人资格证;第二,建议借鉴日本“社会福祉士事务所”的架构,在我国建立职业监护人事务所,在性质上,该事务所应被归类为社会公益机构,民政部门负责该类机构的注册与登记;第三,明确职业监护人的种类与职能,建议前者包括专职监护人、兼职监护人和志愿者监护人,建议后者包括人身事务、财产事务及诉讼事务;第四,建立职业监护人监督机制,包括监护监督人的监督机制与国家和社会的监督机制。

不同监护类型下的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现状的比较研究——基于贵州省5个民族自治县的实证调查

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存在单亲监护、隔代监护、混合监护三种家庭结构。研究从生活技能、人际交往、生活目标、价值观念、自我意识和社会行为等六方面对不同监护类型下的留守儿童的社会化现状进行对比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当前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质量整体不高,留守儿童群体内部的社会化程度在监护类型上差异显著。其中单亲监护型相对最好,少数隔代监护型和混合监护型留守儿童面临较严重的社会化危机。

《民法典》对残疾人社会融合的规范与促进

《民法典》调整着人们方方面面的生活,这与残疾人社会融合的全方位需求不谋而合。民法的全部内容都是残疾人全面融入社会的记载。在智力残疾人的权益保障上,《民法典》沿续了我国成年人监护的立法与实践,完善了对精神残疾者的特殊保护。在残疾人的婚姻权利上,《民法典》废止了禁婚条款,为残疾人的结婚权提供了全面的保障。对于残疾儿童财产权,《民法典》坚持了病残儿童享有法定继承的权利。为了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民法典》规定了“不得拒绝”的禁止性条款,为残疾人出行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对于残疾赔偿金和辅助器具,《民法典》损害赔偿篇进行了专门的规定。《民法典》在立法上的这些亮点,对我国残疾人社会融合意义深远。要用《民法典》的全部规则来推进残疾人的全面融合,用全体社会成员一体化的思维和残疾人社会融入的特殊理念来解读《民法典》。

构建我国公共监护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新时代,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以及城镇化、无子化和老龄化步伐的加快,亲属担任监护人的可能性日渐式微,无人照料无人监护的特困群体呈几何式增长,政府公共监护资源有限,社会公共监护制度尚不健全。分析构建我国社会公共监护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提出要引入国际人权思想,树立社会公共利益本位观,营造政府承担社会责任氛围,构建以政府公共监护组织为主导、社会公共监护组织为补充的完善的公共监护体系,发挥社会公共监护组织作用,加强政府对社会公共监护组织的监督与管理,构建完善的民政民生兜底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

论监护责任——兼评《侵权责任法》第32条

通说认为《侵权责任法》第32条两款之间是平行关系,在对此学说批评的基础上,学者又提出了一般与补充关系、一般与例外关系以及外部与内部关系的学说。在对此四种学说总结、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监护整体"的概念,并主张效仿商业保险实现侵权责任的社会化,以实现对受害方的充分救济。

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构建研究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监护问题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焦点,然而我国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生活方式或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等都有些无法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尤其是监护制度和法律方面存有很多不足,如立法观念上的滞后和内容的缺失,不能有效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本文则根据目前老年人监护制度的不足来探究该如何构建有效的老年人监护制度,以此更好的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