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系统的聚集外部性、拥堵外部性和最优收费

聚集外部性有利于提高双城系统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会产生城际通勤拥堵外部性,为缓解城际通勤交通拥堵,可以利用最优收费调节交通供需关系。本文研究了城际通勤最优收费水平随交通拥堵外部性和聚集外部性的变化规律,建立双城系统的空间均衡模型和社会最优模型,分析居民的职住分布,得到城际通勤最优收费水平。结果表明,因为聚集外部性的存在,城际通勤最优收费水平可能大大低于交通拥堵外部性成本;当聚集外部性固定时,城际通勤最优收费水平随交通拥堵外部性的增大而增大;当交通拥堵外部性固定时,随着聚集外部性的增大,城际通勤最优收费水平先增大后减少;当聚集外部性和交通拥堵外部性同时变化时,随着聚集外部性的增大,交通拥堵外部性的减少,城际通勤最优收费小于零,此时,城际通勤时可以得到补贴。

从“个体”到“社会”: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现实应对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是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的重要选择。基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社会基础与生成逻辑,探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现实情境和核心动力,发现在社会变迁中,传统的地缘、血缘互助基础变得比较薄弱,而文化观念和社会资本作为“软约束”也难以全面发挥作用;农村老年人由于互助养老服务质量不高、回馈及时性不强、公平性难以有效衡量等问题,容易产生个体消极意识,进而提出立足现实需求、提升行动绩效,树立典型示范、重构社会资本,明确建设标准、建立制度保障,扩展资金来源、引导民众参与等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优化路径。

统合与承载:我国独生子女护理假制度优化研究

独生子女护理假制度是新时代家庭养老支持政策体系构建的关键环节,对破解独生子女欲尽孝却分身乏术的现实难题,以及有效保障独生子女家庭的合法权益发挥着重要功效。作为一项尚处于地方实践探索的新制度,独生子女护理假的实施无论在社会环境营造、政策制度协同还是公共资源支持方面均存在短板和失衡。为充分彰显该制度的现实价值,应通过“结构”和“关系”的多维“镶嵌”,整合家庭养老服务的宏观政策架构,并与各养老服务主体形成分工互补、合作共治的结构关系,在资源优配、制度健全和整体协同的基础上,为家庭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优化提供支援和保障。

行业收入差异的养老保险最优企业缴费率的分析

本文依据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对缴费率的规定,应用费尔德斯坦的交叠世代模型,通过设定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相关参数,认为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企业缴费率是符合福利最大化的最优缴费率;并且不同行业的企业缴费能力存在差异,如适当改进可能带来帕累托优化效果。

城市出租车拥挤收费

建立了多方式分担模型来分析拥挤收费背景下出租车是否也应征收拥挤费问题,并设计了求解模型的遗传算法。研究利用双层规划模型对该问题进行了描述,其中下层规划为组合网络均衡模型,刻画了出租车拥挤收费前后对出行产生、出行方式划分、出行路径选择及出行分布的影响,构建了与之等价的变分不等式;上层规划为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算例结果表明,是否应该对拥挤收费区域内的出租车征收拥挤费主要取决于私家车与出租车的单位距离运营成本之比。通常情况下(当二者的比值小于5.6时),对出租车进行拥挤收费就能获得更大的社会福利。

城市交通网络中社会成本的优化上界

在固定需求的交通网络中,均衡状态下的网络流量可能不是社会最优的,为了进一步明确用户均衡与系统最优之间的关系,通过引入一个与均衡流量社会成本相关的量值,得到城市交通网络社会成本优化上界的计算公式。结果表明:均衡交通网络流量模式的社会成本最高为社会最优流量模式的两倍,也就是说通过有效的控制策略最多可以节约网络社会成本的一半。

社会经济效益最大法不适于确定产品保修期

本文通过对社会经济效益函数的分析 ,提出社会经济效益最大法确定的产品保修期 ,往往最大化一方利益而忽视另一方利益 ,不利于供需双方的平衡发展 ,不符合社会经济的长远利益。

试析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最优化

本文在阐述生态平衡的基础上，第一次讨论了社会生态系统平衡的有关问题。在引进系统最优化、生态金字塔、系统功能态等理论概念之后，文章联系我国当前的政府机构改革、加强农业基础、保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安定等现实问题，对于社会金字塔结构最优化、社会生产功能最优化、社会功能状态最优化等全新的社会生态学课题，首次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分析，并提出了某些设想及建议。

不完全竞争医疗保健市场的福利状况分析

医疗保健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商品市场的特点 ,并且是一个典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 ,市场机制在配置卫生资源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这个市场上私人福利与社会福利的状况受着多种因素的影响 ,特别是当医疗保险介入时 ,情况更为复杂 ,因此难以用单一的经济指标来衡量。基于对医疗保健市场特殊性的考察 ,作者分别分析了有医疗保险介入和没有医疗保险介入两种条件下医疗保健市场的福利状况 ,从而得出结论———在无法达到“最优”的情况下 ,选择以“次优”为政策目标也许更为现实。

适度人口问题研究综述

研究与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适度人口问题,对于制订科学的人口控制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简要介绍西方适度人口理论演进历程的基础上,着重对中国适度人口问题研究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

基于最优防范框架的问责研究

通过对管制员的问责以追求最低甚至零事故概率,虽是人本政府理念的体现,但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这一追求并不是最优的选择。在最优防范理论框架下,政府管制的最优水平,是在边际防范成本等于边际预期事故成本点上。所以,虽然问责制对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它在社会性管制领域却并非是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试论住宅小区发展之路

本文对住宅小区开发建设的几个现实问题进行了研究 ,及未来发展趋势作出分析。文章认为 :住宅小区建设规模要适度以取得良好的环境和经济效益 ,要进行小区规划设计优化 ,对居住者的各种需求进行充分的社会调查 ,以创造真正适合人们居住、环境优美的生活环境。

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委托代管的激励机制

研究了政府在医疗保险基金代管过程中对商业保险公司的激励机制.基于仿真计算讨论委托人产出函数为非线性时委托代理模型中的激励措施.结果表明,当外部风险低于阈值时,委托人应采用浮动收益法进行激励;当外部风险高于阈值时,委托人应采用固定收益和浮动收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激励.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与其内部成本系数成反比;代理人所能忍受的外部风险阈值与其风险规避度成负相关关系.因此,委托人应当选择管理经验丰富、人员流动性低、资产规模大和财务状况稳健的商业保险公司进行基金代理,以保证在相同的激励成本条件下能够获得最大产出收益.

农村劳动力参与城市就业竞争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利用福利经济学的原理论证城乡就业市场一体化对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从而说明,鼓励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政策是必要的;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与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

试论我国利率调控的敏感性

较强的利率调控敏感性能够促进社会资金的优化配置。从影响利率调控的敏感性因素入手,分析了我国当前利率调控缺乏敏感性的原因,并提出了增强利率调控敏感性的相关对策。

华罗庚推广“双法”活动的社会背景分析

华罗庚从纯数学研究转向简单的“双法”推广,令很多人感到困惑不解。但将其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社会背景特别是政治背景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我们也许能够理解华罗庚的选择,能够解释当时中国科学之命运。回顾我国科学发展的这段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正确处理政治与科学的关系,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现状·困境与对策

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分析了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现状和问题,重点指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三方面问题,专业大户、家庭农场面临过度规模化的问题,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和收益分配的问题,农业企业存在离农化和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总结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困境,如高昂的粮食生产成本、超额的农地流转租金、“非粮化”诱惑、金融支持困境和政策困境。针对这些现状和困境,给出4点对策,严控过度规模经营,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二次补贴,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全面推行贴保贴息政策。

一般垄断下厂商最优和社会最优的动态优化比较

运用动态控制理论建立了一个具有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的一般垄断厂商优化决策模型。通过求解汉密尔顿函数,(ⅰ)得到了开环决策下的厂商最优和社会最优生产决策路径;(ⅱ)证明了模型存在具有稳定性的鞍点均衡;(ⅲ)证明了此模型条件下,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企业对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追加的投入是成比例的;(ⅳ)比较了动态条件下厂商利润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企业决策,发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时产品供给量更多、价格更低,与静态模型的结论相同;(ⅴ)分析了利率、变量等因素的初始值对企业决策的影响。

城乡差异和人口流动中的收益与风险机制

本文根据城乡差异导致农村人口流向这一社会现象出发,利用社会收益与风险进行比较分析,表明城乡社会收益与风险的分配不均是人口流动的根源所在,通过人口流动这一再分配过程减少收益与风险梯度差,使城乡收益与风险的分配达到Pareto最优状态,从而不断推动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

社会治理精细化视阈下精准扶贫路径优化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发展方向,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当前扶贫对象识别不清,脱贫措施粗放化,扶贫管理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考核监督流于形式以及脱贫成效的短暂化等使得脱贫攻坚任务急迫且艰巨。因此,通过引入社会治理精细化,将精细思想贯彻脱贫攻坚全过程,精确识别帮扶对象,建立精细的帮扶措施,完善精细管理系统,加强精细考核评价体系,一方面破解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的困境,另一方面推动社会治理精细化理论在乡村治理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