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行人恐慌情绪解析的改进社会力模型

为深入研究行人恐慌情绪对突发事件下群体疏散效率的影响特性,首先,考虑滞留时间、局部密度、行人与出口的距离、周围人员密度以及行人恐慌情绪传播等因素,解析并构建由自恐慌和恐慌传播2部分组成的行人恐慌情绪量化模型,并将其引入社会力模型中进行改进优化;然后,采用与经典现象对比的方法验证模型的有效性;最后,运用Anylogic软件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改进后的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行人在恐慌情形下的疏散运动特性;适度的恐慌情绪,如当恐慌度小于0.3时,可以加快人群的疏散速度;较高的恐慌情绪,如当恐慌值大于0.3时,则会加剧瓶颈现象,出现所谓的“快即是慢”现象,从而降低疏散效率。

多重突发事件下的群体恐慌情绪传播与风险治理

在多重风险情境下,群体恐慌情绪是社会心理不安全感与不信任感的外显性表达。群体恐慌情绪的唤起强度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同时恐慌情绪的唤起强度也会对群体的认知图式与行为决策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从风险预警与治理角度来看,采取多种措施量化监测群体恐慌情绪强度、及时消解风险情境下群体恐慌情绪的唤起、降低群体恐慌情绪的传播速度与范围是极为关键的内容,是提升社会心理安全感与政治信任感、形成良性社会风险治理循环的重要举措,也是“恐慌情绪-风险治理-社会心态”研究的重要思路。

考虑个体恐慌与人群混乱的社会小群体疏散模型

为揭示社会小群体搜寻同伴行为对疏散过程的影响,针对社会小群体的行为特点定义了2种不同的搜寻策略,并且基于性格模型定义个体恐慌情绪的计算方法,同时引入熵理论定量表征疏散个体对周围人群混乱程度的感知,建立了一个考虑个体恐慌与人群混乱的社会小群体疏散模型。仿真结果表明,小群体搜寻行为与小群体数量以及搜寻策略有关,并且会加剧恐慌和人群混乱程度,进而影响疏散效率。

近身攻击情景下恐慌情绪对疏散行为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近身攻击情景下行人疏散过程,基于恐慌情绪吸收模型、开放性责任心外向性利他性神经质(Openness-Conscientiousness-Extroversion-Agreeableness-Neuroticism,OCEAN)模型设计该情景下的行人恐慌情绪模型,通过改进传统的社会力模型体现恐慌情绪对行人行为的影响。经仿真验证,基于动态恐慌情绪驱动的行人应急疏散模型———行人恐慌情绪(Personnel Panic Emotion,PPE)动态行为(Dynamic Behavior,DB)模型能有效体现该情景下行人疏散特征。设计两组对比试验,研究恐慌情绪、防御人员对疏散过程的影响。结果表明:1)考虑恐慌情绪下,疏散时间缩短42 s,被袭击人数减少5人,拥堵点由5处减少为3处,但行人疏散前期出现短时混乱,后期拥堵点的面积、人流密度更大;2)在疏散前期恐慌情绪传播主要受恐怖分子位置影响,全部行人开始疏散后,因拐角和出口处拥堵,恐怖情绪迅速大范围传播;3)防御人员能有效抑制恐慌传播,减轻恐慌情绪对疏散行为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提高疏散效率。该研究为此类情景的人员疏散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对该情景下的人员疏散模型构建具有指导意义。

重大疫情衍生社会恐慌链式灾害应急策略研究--基于COVID-19疫情的SD分析

重大疫情传染的负外部性在严重损害公众健康的同时衍生社会恐慌,这是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一个新风险源和应急管理难题。基于灾害链视角,运用系统动力学(SD)方法对经典的传染病SIR模型进行升级与转化,构建一个同时包含疫情动态传播及其衍生社会恐慌的链式灾害应急系统模型,以COVID-19疫情为例进行模型参数估计和MAPE检验,并通过数值仿真探明了应急策略。结果表明:累计死亡病例和社会恐慌程度两个变量的MAPE值为7.24%和24.71%,说明模型能较为准确地刻画链式灾害演化过程,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政府协同媒体及时、透明地发布疫情内容信息和政府行为信息,并协助医疗机构扩充收治容量,可有效实现对重大疫情衍生社会恐慌链式灾害的科学治理。

神经症优化治疗方案的特尔菲法研究

目的:探讨不同类型神经症治疗的最优治疗方案。方法:采用文献法初步筛选出神经症已有明确疗效的全部药物和心理治疗方案,在此基础上采用专家咨询法(Delphi法),选择来自我国20家精神专科三级医院的20名精神科临床专家,进行两轮专家咨询,最终筛选出公认的神经症最优治疗方案。结果:神经症的最优治疗方案分别是强迫症为帕罗西汀联合认知行为治疗,社交焦虑障碍为帕罗西汀联合综合性心理治疗和帕罗西汀联合认知行为治疗,惊恐障碍为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SRI)类合并苯二氮卓艹类联合认知行为治疗和帕罗西汀联合认知行为治疗,广泛性焦虑障碍为帕罗西汀联合认知行为治疗和SSRI类合并苯二氮卓艹类联合认知行为治疗。结论:专家咨询法成功筛选出了强迫症、社交焦虑障碍、惊恐障碍和广泛性焦虑障碍四类神经症的最优治疗方案。

一种应用于人群仿真的改进社会力模型

针对传统社会力模型在人群疏散过程中,难以处理行人轨迹单一、人群松散等问题,提出了一种改进的社会力模型。在原有模型基础上,通过考虑行人疏散过程中运动方向的选择,改进行人疏散过程中的轨迹;然后考虑行人疏散过程中恐慌情绪和吸引力的强度,再现行人疏散运动过程中自组织行为,并进行个人及群组模式下的模拟仿真;引入真实视频中自组织群组形态进行对比,验证群组形态的真实性。实验结果表明:改进后的行人模型更能真实地模拟行人运动轨迹,模型合理有效。

社交焦虑障碍和惊恐障碍对患者生活质量的不同影响

目的比较社交焦虑障碍和惊恐障碍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的差异性。方法采用健康状况问卷(SF-36)对无明显其他精神障碍的35例社交焦虑障碍患者和35例惊恐障碍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定。结果与正常常模SF-36比较,社交焦虑障碍组在社会功能和精神健康方面受影响明显(P<0.05);惊恐障碍在生理机能、生理职能和精神健康3个方面受影响明显(P<0.05)。结论未合并其他精神障碍的社交焦虑障碍主要影响社会功能和精神健康方面的生活质量;惊恐障碍在躯体和精神两方面都受到影响。

太平天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恐慌——兼谈太平军恐怖形象之成因

太平天国时期,一场遍及江南、造成大量人口损失的社会恐慌风潮迅猛蔓延。民众迁徙避乱和自杀殉难是战时社会恐怖的两个重要表征,而战争、灾荒瘟疫和生产破坏等所致物价飞涨是社会恐慌的共同诱因。究其根源,还在于民众对太平军恐怖形象的巨大恐慌。民众对太平军的恐惧,既有先天立场和观念的排拒,也有在政治宣传、时人传述、匪盗栽赃、谶语谣言和太平天国社会战略弊端等多项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后天观念和利益对立,同时也存在求生求安和从众的心态。需要强调的是,既然社会恐慌和太平军恐怖形象的形成并非只是太平军主观作为所致,那么在区分咸同兵燹之责时,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太平军一身,除战争、灾疫等客观环境外,还应看到交战主体的其他方面,如清军、团练、外国雇佣军和土匪等的害民之举,这一点在评判太平天国功过是非时自须正视。

焦虑症与恐惧症的人格和临床特征的比较

目的探讨焦虑症和恐惧症的人格及临床特征的差异。方法研究对象为符合CCMD-3及DSM-IV的焦虑症(广泛性焦虑和惊恐障碍)和恐惧症(社交恐惧症和惊恐障碍伴广场恐怖),共74例。采用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定问卷(MMPI)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其人格特点和症状特征进行测评,并进行组间比较。结果①社交恐惧症组的MMPI精神分裂症和社会内向分显著高于广泛性焦虑、惊恐障碍和惊恐障碍伴广场恐怖组,②社交恐惧症组的SCL90强迫分和人际关系分、偏执分显著高于广泛性焦虑、惊恐障碍和惊恐障碍伴广场恐怖组,其焦虑分和总分显著高于广泛性焦虑组;广泛性焦虑组的恐怖分显著低于惊恐障碍和惊恐障碍伴广场恐怖组。结论①广泛性焦虑、惊恐障碍和惊恐障碍伴广场恐怖有着共同的人格基础,而与社交恐惧症有所不同;②社交恐惧症的症状评分最高,而广泛性焦虑症状评分最低。

艾滋病谣言的社会渊源：道德恐慌与信任危机

2001—2005年间,中国几个大城市都流传过艾滋针刺的谣言,造成一定的社会恐慌,这一恐慌带有明显的“集体道德恐慌”色彩,部分新闻媒体持有所谓艾滋病患者一定会报复社会的观点,在公共舆论中营造了一种敌视艾滋病感染者的声音,这是形成公众轻率相信艾滋针刺谣言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些谣言所导致恐慌的社会渊源也可以追溯到文革之后中国进入转型社会之际特有的人际信任不稳定状态,即“信任危机”。

焦虑和抑郁障碍共病患者的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家庭功能对照研究

目的 从社会学角度 ,探讨焦虑和抑郁障碍共病与焦虑障碍或 /和抑郁障碍的区别。方法 按DSM IV诊断标准收集 2 5例焦虑和抑郁障碍共病患者 (共病组 )、30例主要抑郁症患者 (抑郁组 )、14例广泛性焦虑障碍和 6例惊恐障碍患者(焦虑组 )。对所有病例使用LES、SSRS、FES CV进行调查评定。结果 (1)共病组的负性生活事件评分与抑郁组、焦虑组无显著差异 ;(2 )共病组的社会支持分显著高于抑郁组 ,而与焦虑组无显著差别 ;(3)共病组存在家庭功能缺陷 ,但显著较抑郁组和焦虑组为轻。结论 焦虑和抑郁障碍共病在社会支持和家庭功能方面具有不同于抑郁障碍和焦虑障碍的特征。

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美国大麻管制政策的源起

20世纪初,美国州与联邦政府介入和参与大麻管制之时,社会反对大麻的一致性已经确立。随着社会的文化机理与道德因素的变迁,公众对待大麻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逐步制造出一种"道德恐慌"。大麻逐渐由社会问题的边缘向中心靠拢,问题中心化的结果聚合为社会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确立不仅影响着大麻管制的起源,而且是政策强化与弱化的重要晴雨表。同时国家与社会都存有部分的"自我限制",致使二者之间的互动并不完全同步或对等。但是,可以肯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无疑是政策调整的基点,而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则成为政策制订与实施的归宿。

惊恐障碍患者自我功能、家庭功能及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目的探讨惊恐障碍患者的自我功能、家庭功能、社会支持及其相互关系。方法采用自我和谐量表(SCCS)、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CESⅡ-CV)、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对20例惊恐障碍患者进行测评,并与正常对照组20例进行比较。结果研究组自我和谐总分、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因子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实际家庭亲密度与实际家庭适应性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而亲密度不满意度、适应性不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领悟社会支持总分、领悟家庭内支持、领悟家庭外支持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家庭亲密度与社会支持各因子分呈显著正相关,对亲密度不满意程度与社会支持总分及家庭外支持因子分呈显著负相关,对适应性不满意程度与家庭内支持因子分呈显著负相关。结论惊恐障碍患者的自我和谐性较低,家庭功能存在缺陷,领悟社会支持程度较低,家庭功能与领悟社会支持互为影响。

重点场所的监管与暴恐犯罪的防控

暴恐分子之所以将重点场所作为其主要袭击对象,是由暴恐犯罪制造社会恐慌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为了防控暴恐犯罪,可以有针对性地确定一些重点场所,并对其实现电子监控的全覆盖,加强安全巡逻工作,提升安全检查水平,注重情报信息研判、可疑人员监管及暴恐犯罪处置中的舆论引导,建立群众参与和社会信息反馈机制,从而降低暴恐犯罪发生的可能性。

药物联合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惊恐障碍患者疗效初探

目的:探讨药物联合团体认知行为治疗(CBT)对惊恐障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的影响。方法:86例惊恐障碍患者随机分成研究组和对照组;两组在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IRs)治疗的基础上,研究组同时接受为期10周的CBT。治疗前、治疗后10周及6个月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健康调查简表(SF-36)评估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结果:在HAMA、PSSS及SF-36各因子上组间主效应、时间主效应显著,在HAMA、PSSS及SF-36一般健康状况、情感职能、精神健康及躯体总分上组别和时间交互作用显著(P<0.05或P<0.01)。结论:药物联合CBT能够明显提高惊恐障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

眼镜蛇患·社会恐慌·疗禳技仪——兼论彝族传统自然观

在云南峨山、新平等彝族地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遭受眼镜蛇患。有剧毒的眼镜蛇被当地人视为灾祸、意外的征兆,引起极度社会恐慌。应对蛇患,彝族自古有着药草敷服、外科处置、民间偏方等独特疗技,同时施行叫魂、吃"蛇"肉、驱(草)蛇等禳解仪式。作为极富智慧的地方性知识及应对措施,其实为一种隐性的自然生态保护机制。彝族以动植物崇拜为代表的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自然观及其实践,也许是修复当代人与自然失和关系的一把钥匙。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农业恐慌及其启示——主要基于《日本评论》中国学者文献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发生了规模空前且诱因复杂的农业恐慌。周一和、钱芝君、谭振民等中国学者相继在《日本评论》发表论作,就农业恐慌形成的原因及影响进行考察与分析。他们认为,日本农业恐慌的诱因复杂,既有农民负债过重与农产品价格下跌的经济因素,也有长期以都市为中心的行政积弊,以及资本主义压榨与剥削的制度因素。虽然日本政府在农民运动压力下制定了一些农业救济政策,但是根本不能解决现实的农业恐慌,农民运动和农民斗争频发,农民、农村在恐慌中走向破产与混乱,并逐渐走上法西斯的道路。

乾隆中后期清政府对“啯噜”的严厉镇压与社会恐慌

乾隆中后期,四川及其周边地区"啯噜"活动频繁,已经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清政府下决心铲除"啯噜"这一黑社会组织。但是,清政府面对着这一困境:将真正的"啯噜"与被怀疑为"啯噜"者、被裹胁入"啯噜"者区别开来,以打击真正的"啯噜",而不致造成大的社会恐慌。而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几乎是办不到的。"啯噜"镇压活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恐慌,后果很严重。

社会力模型中恐慌度概念的分析和改进

社会力模型是人群仿真领域的经典模型,自1995年提出后就被广为应用和调整。该模型2000年又推出一个改进版,增加了恐慌度概念。虽然目前基于社会力模型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针对恐慌度概念分析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梳理了社会力模型中关键参数物理意义和恐慌度的概念,用恐慌度的变化来解释人群疏散中的“快即是慢”与“从众行为”现象。指出了社会力模型中由于对行人感知描述得不够细致,导致在一定条件下,人群仿真结果存在个别行人不从众与到达出口却不撤离的问题。针对所提问题,通过增加行人视野范围描述以及重定义行人自运动状态等方式来完善社会力模型。实验结果显示,改进后的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人群的从众现象,并且有助于加深对社会力恐慌度概念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