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犯罪刑民并行处理模式之提倡——以被害人认定、救济为视角

司法实务在处理非法集资类犯罪过程中往往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刑民交叉问题,不同裁判模式的选择对于被害人救济以及司法公正的实现将产生巨大影响。但是目前各地法院在审理非法集资案件时裁判标准极不统一,既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也难以有效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法律规定混乱是造成该类犯罪处理乱象的客观原因,非法集资过程中形成的民事合同效力具有独立性,应直接适用相关民事法律,无需依赖于刑事案件的审理,从被害人权利救济角度考察,刑民并行的裁判模式效果优于传统实践过程中刑事优先的做法。

建立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险制度的思考

为从法理上探讨刑事被害人的经济困境,运用价值分析和类比分析方法,对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险制度进行分析,并对建立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险制度进行了论证。分析认为,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险制度在解决刑事被害人经济困境问题上作用不大,但只要对其稍作改造,则可以发挥大的作用。同时认为,建立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险制度,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保险制度,坚持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和方便刑事被害人的原则。

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障制度的时代意义

我国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存在重大制度缺失。建立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诉讼程序之外实现人权保障的重要方式和有效控制犯罪总量的重要途径,既有助于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又可全面恢复被害人的受损权利。

贯彻司法为民 彰显人文关怀——关于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现代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源于英国,是体现司法人文关怀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肇始2004年,2009正式建立。随着实践的发展,司法实务部门和理论界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也渐趋统一,但对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究竟应当如何定位,也就是说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法律属性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作为一项新生事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短期内不可能期望该制度全面解决刑事被害人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因此必须要将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与现行的其他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一整套刑事被害人保障机制。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和救济

随着被害人学的兴起,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日益受到重视。在我国,立法明确规定刑事被害人是诉讼当事人,但司法实践表明,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不仅承受着实体权利的丧失,程序权利也未得到有效保护。我国应通过保障被害人的司法信息知情权、赋予被害人独立的上诉权、扩大损害赔偿请求权范围、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和被害人救助制度等来完善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和救济。

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救济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我国近年来开展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济的实践探索具有救急解困、政策驱动、地域和部门差异明显、个案救助、注重维稳考量等特点。它存在以下不足之处:定位失准,条件苛刻;政策驱动,规范不足;各自为政,条块分割;雷大雨小,杯水车薪;变相维稳,违背初衷。建议采取以下完善对策:调整模式,从"救助"走向"补偿";统一立法,加强规范;加大财政支持,建立补偿基金。

刑事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之论纲

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能够得到有关社会组织或成员的支援和帮助的一种法律权利。它是社会人道主义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表现,也是减轻被害人所受犯罪损害的现实需要。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已纳入国际刑事人权保障的范畴,发达国家和地区较早地建立了完善的社会援助体系,为被害人实际享有获得社会援助权提供了现实保障。我国目前尚未从法律上确立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也缺乏援助被害人的社会工作体系,只是部分被害人获得了某些"边缘性的援助"或者司法经济救助。因此,立法上明确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规范社会援助被害人的方式和内容,是被害人获得有效社会援助的制度保障。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被害人救助问题研究——兼论经验维度和规范维度的良性互动

被害人救助工作自开展以来受到社会的好评,在经验层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与此同时,被害人救助工作的展开也存在一定不足,一是理论上的"自说自话",二是实践中的"我行我素",这种规范维度和经验维度的严重脱节容易引发一系列问题。以社会管理创新为视角,检讨被害人救助的规范研究,汲取被害人救助的经验成果,将是未来全面构建中国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必经之路。

刑事被害人救助路径探究

刑事被害人救助是现代人权保护的重要转变,发达国家已将其作为刑事犯罪领域的重要课题。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救助的研究时间较短,国家立法层面上作为较为迟缓,但地方已经展开探索。因此,从社会维稳需求、刑事利益平衡、刑罚理念基础三方面对刑事被害人救助进行法理思考。同时,认真分析国家最新的立法动态,总结各地实践中的经验与不足,综合从救助原则、救助对象与范围、救助标准与方式、资金来源、救助机构、救助机关以及救助程序上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基本体系。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社会援助制度的构建

当前,我国刑事被害人社会援助制度严重缺位:缺乏规范被害人社会援助的专门法律;相应的社会援助机构尚在起步阶段;缺失刑事被害人社会服务内容。为使被害人得到尽可能的合理的保护,避免他们的再度被害,应尽快构建我国的刑事被害人社会援助制度。

刑事被害人救助社会福利说之提倡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指对因为犯罪受到侵害的直接被害人和其一定范围的近亲属,通过法定救济程序,给予相应经济救助与精神抚慰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基础理论主要存在国家法律责任说和社会福利说的争议。社会福利说契合了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实质,既顺应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发展潮流,又适应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实践,应该成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立法的基本思想。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及其设计

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是针对刑事被害人实施的一种特别救济制度,是国家基于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经济救助使刑事被害人尽快摆脱不利境地的一种制度设计。通过分析认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应从刑事被害人救助到补偿逐步过渡,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是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模式的最终选择,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应从救济的对象、救济条件及救济程序几方面加以构建。

构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刑事被告人规定了强制辩护制度,但并未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援助进行规定。构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有助于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体系,维护司法平等和司法公正。但实践中还存在诸多不足,立法中,应明确规定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建立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基金,不断提升援助人员的素质,且将法律援助与社会救济有机结合。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思考

为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国家应当尽早地制定保护被害人利益的法律制度,并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在立法时将该制度的性质定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法;"该制度应是对被害人的"最后"救助方法;明确救助的范围和不予救助的情况;立法时考虑与其他制度的竞合关系;培育民间援助组织。

中国刑事被害人救助的社会化研究

在当代中国的刑事司法中,被害人可以通过司法救济和国家补偿的途径来维护其合法权益,但由于种种原因使得其获得的保护和救济非常有限。本文通过对以往被害人救助实践的认真反思和对域外经验的借鉴,试着提出一种社会化救助的思路,旨在弥补以往做法的不足,同时也兼顾各种救济方法之间的协调。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比较

在比较研究域外二十多个国家救助制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从犯罪行为、犯罪的主观方面、行为人的起诉判罪与否、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关系、加害人的表现等诸多影响救助制度实施的因素入手,分析并论证我国刑事被害救助制度的对象与范围等。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一种社会政策的公共选择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作为一种社会政策的公共选择,目的在于顺利实现刑事被害人的社会回归,从而实现社会的一种自我治理。这一目的的实现需要社会公共组织与社会普通民众的共同参与,由此,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实践由司法主导向社会主导的转换是一种必然发展趋势。

有限国家责任说——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主要理论基础

为了保护被害人权益,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国内学者纷纷呼吁,参照其他国家的先进理论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为了使作为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国家责任说更有科学性和说服力,宜对国家责任说的理论基础——社会契约理论进行推理和择取。结合社会契约理论,应以有限国家责任说和社会保险说为理论依据,建立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侵财类刑事案件中被害人财产权益救济制度构建

文章梳理了有关侵财类刑事案件中被害人财产权益救济的法律规定,认为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尚有不足,立法存在矛盾和冲突,导致制度的矛盾规定成为某些司法机关相互推诿的理由,极大的阻碍了被害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结合我国刑事立法的现状,提出了我国的被害人权益保障机制构建设想,以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灾民流动与基层诉求的政府应对——以嘉庆六年京师、直隶水灾为中心

嘉庆六年六月,京师、直隶突发特大水灾。安辑外出灾民、稳定地方社会过程中,政府发挥了绝对主导作用。政府应对两大难题的理路为:以州县散赈为最重,防止灾民流动性的产生,并力争吸引外出灾民回乡;中央政府保证物资及时、足额调拨,开展大规模以工代赈。同时,嘉庆君臣力主消除灾民留养、遣返中的强制因素,坚持灾民自行回籍生产;对基层社会因利益引发的矛盾纠葛,特别是张贴匿名揭帖、京控、求赈等非常规诉求,不泥成例,高度关注。以上策略成为保证救灾成功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