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驱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的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是供给—需求实现总量平衡、结构适配、质量协同升级的关键连接点。揭示数字经济下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研究适应数字经济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对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重要启示。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构建包含数字生产及其下游部门的四部类再生产模型。研究发现:数字要素部门的资本积累对总产出增长有棘轮效应;一旦发生负向的需求冲击,数字经济将有助于宏观经济保持韧性,避免短期总产出大幅减少;数字要素部门的相对独占性将可能削弱扩张性需求管理的政策效果。面对数字经济兴起对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和运行模式的冲击,中国展开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政策实践。具体包括:发挥数字经济的高能增长极作用,协同推进需求总量调控与供给体系质量提升;释放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力,构建适应数字技术创新周期的宏观资源筹措、调峰和配置机制;激活数字经济的要素黏合效应,形成宏观经济政策与产业、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的宏观治理体系。

论阿尔都塞的再生产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阿尔都塞的再生产理论是以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为基础,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并把理论重点放到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如何实现的问题上,强调不能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归结为一种产权关系或法律关系,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剥削关系。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如何实现的,阿尔都塞分析了法、国家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本质和功能,把国家划分为“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认为“镇压性国家机器”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作用提供了政治保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当前主要是通过教育国家机器培育公民必备的劳动技能和伦理道德价值观,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形成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理论创新。阿尔都塞再生产理论从理论目的维度上看,是为了解决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中介问题;从实践目的维度上看,是为了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在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重要性。阿尔都塞在要求重视意识形态斗争的同时,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原理,以避免革命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阿尔都塞的再生产理论具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理论共性,又具有自己的特质和独到的理论贡献。

唯物史观社会制度历史演变基本规律非机械性再释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历史进程中,“生产力(生产要素→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方式(工艺方法→生产组织)→社会生产方式(经济运行方式→产权制度)→生产关系(形式生产关系→实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一个多环节的递进关系,各环节都有反向作用力。由于诸多非生产力因素的作用,尤其是存在效率认识的分歧、利益博弈的斗争和价值评价的对立,上述链条各环节并非机械决定而是存在着非同步、非对应的多元关系。社会经济形态存在着适应生产力及技术生产方式的总体演变趋势,上层建筑存在着适应生产力和社会生产方式的总体演变趋势,但生产力对生产方式、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没有简单的直接决定的普遍必然性,上层建筑与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也经常不一致。辩证的而不是机械的历史唯物论有助于科学认识世界与中国经济制度的现状与未来。

新质生产力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新质生产力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思想既一脉相承、蕴含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又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跟随变化的时代,紧密围绕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题,深刻回答了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生产力以及如何发展这样的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更加突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观的革命性、创新性、生态性和人民性,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境界。

基于空间三元辩证法的历史社区更新策略研究——以苏州薛家湾历史社区为例

首先解析空间三元辩证法的理论内容,阐明历史社区三元空间的辩证关系和互动机制,运用空间三元辩证理论将历史社区解构为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3个层面;其次以苏州薛家湾历史社区为例,对其三元空间进行现状梳理和问题总结;然后分析其空间生产中的主要矛盾;最后围绕物质空间的保护与再利用、精神空间的发展与复合多元化、社会空间的延续与更新3个方面,开展薛家湾历史社区三元空间整体更新和平衡发展的路径探索。

论“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唯物史观镜像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理论概念。它有深刻的唯物史观渊源。马克思赋予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就科技运用催生新质生产力而言,这相对地体现在生产力在社会形态的更替中不断更新,绝对地体现在科学技术创造了颠覆传统生产方式的现代生产力。就劳动分工推动新质生产力而言,马克思指出企业内部分工产生出不同于个人劳动生产力的社会力量,而社会分工构成生产力新发展、新应用的杠杆。就社会形式规定新质生产力而言,新的生产关系不仅规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性质,还制约生产力运用的不同限度。这些论述,为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培育未来产业、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的论述提供了理论参照。

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图景描绘与幻象揭示——从阿尔都塞、列斐伏尔到奈格里

“五月风暴”后,资本主义的幸存问题引发了阿尔都塞、列斐伏尔以及奈格里的重视。他们从各种角度对生产关系再生产进行描绘和揭示。阿尔都塞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宏观和微观两种机制把握,指出生产关系是一种剥削关系,同时建构了一个伪主体。列斐伏尔创造性地区分了生产的关系和关系的生产,从日常生活、空间和都市等层面反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奈格里认为以往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已经过时,他从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经济以及帝国的再生产等角度解析新的再生产机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但是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力度,诉诸哲学批判和审美救赎,陷入一种乌托邦境地。

关于产业概念及其分类的思考

经济学意义上产业内涵与外延的矛盾及其引发的现实问题,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产业,产业对于人意味着什么。从产业的本质出发,提出了"产业是以满足人类合理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以自然物质产品、社会关系产品和人文精神产品的生产为内涵的社会组织的集合"的新见解,阐释了各部类产业的性质、目标和作用。

微型盆菊商品生产技术研究

菊花组培苗在春节前１００天出瓶载培，大多数品种可以应节开花，其观赏效果和开花植株百分率随继代培养年限长而下降。用配方基质栽培可比用传统塘泥栽培生产出观赏性与摆设性更优良的盆菊。合理应用适宜浓度的生长延缓剂，可使植株微型化，同时保持花大色艳和较高的开花株率。组织培养繁殖、配方基质栽培和对株型的化学调控，是微型盆菊商品生产的重要技术环节。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整体性视域下的精神生产理论

社会整体性思想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社会整体性精神贯穿于唯物史观的始终并以方法论的形式表征出来。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生产理论是社会整体性原则运用的充分展现。马克思恩格斯以社会整体性的思维方式科学地阐明了精神生产的内涵,在社会整体性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阐明了精神生产发展的规律性,在各要素交互作用和历史性联系原则下阐发了精神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科学地阐释了精神生产理论。

生态足迹评介及国际研究前沿

生态足迹评价方法是评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全球可比的、可测度的直观且综合的指标,有明显的政策含义,是迄今提出的评估可持续发展的众多指标中最受生态经济学界关注、推崇和广泛应用的一个指标。评介了生态足迹方法模型的优缺点,综述了国际上生态足迹研究的最新进展及研究前沿,指出了国内围绕生态足迹研究应该尽快开展的工作:①生态足迹方法模型的改进及应用研究;②丰富生态足迹方法模型携带的信息量和政策内涵;③社会经济系统新陈代谢以及人类对初级生产力的占用研究;④消费模式与全球资源和环境的压力的关系;⑤物质流核算帐户研究和生态包袱分析研究。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视域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视角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旨是通过调节社会再生产中的重大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健康发展。通过对马克思再生产模型的分析和拓展,讨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重点关注的三个重大关系,并提出了改革应遵循的原则和注意的问题。从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看,改革需从调整使用价值结构入手,调节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以达到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综合平衡。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数量和质量的平衡关系看,两大部类应综合统筹,分类改革。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看,二者的协调是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且通过提高工资水平的方法刺激消费更有利于积累的合理分配和供给结构的优化。

迈向生态文明时代的理论: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述评(上)

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及基于三种生产四种关系的框架已具雏形,丰富并发展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并有望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论文着重梳理了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公开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第一,提出了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概念、原则与方法,强调人类应当从整体观的视角去认识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之间的联系,从调整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行为方式入手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指出整体的和谐与公正是系统持续健康运行的灵魂与核心。第二,指出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基本研究内容,核心是研究系统中的物质流(含能量流)及其影响物质流的"意识流"(含信息流)。第三,论述了三种生产论这一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清晰地描绘了环境社会系统中的物质流,为形成三种生产四种关系的框架奠定了基础。指出"三生共赢"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与行为准则。第四,从封闭区域、区域间等多个视角开展了三种生产中物质流研究,构建了基本模型,指出在环境社会系统中存在着三种供需关系。第五,从三种生产的人的生产、物资生产、环境生产各个子系统的视角看环境社会系统发展运行的相关研究。包括三大主体行为协同、伦理要求、环境教育、消费文明、生育文明、循环经济、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安全、环境承载力等。

论国际贸易条件下的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再生产

马克思曾经有过一个六册著作的写作计划,其中第五册《对外贸易》是准备将他的研究成果推进到国际贸易领域。但是,马克思在有生之年没有完成他的写作计划。文章试图在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引进国际贸易的条件,按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研究国际贸易条件下的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再生产。在当代经济里,国际贸易已经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的重要条件。社会资本通过国际贸易不仅再生产资本本身,而且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不仅是马克思考察、分析人类社会建构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他剖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建构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学说的重要依据。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特别是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对唯物史观的误读,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长期得不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科学性、当代性。深入地、系统地研究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废旧产品再利用的产业组织创新研究

本文依据生产者责任延伸这一企业行为基本规则,分析构建了企业和社会层面废旧产品再利用的循环结构。对构成产品再利用产业的再使用,再制造,资源化和最终处置子系统分别作了解析,对各子系统的功能作用,企业责任,市场机制,政策保障,法律制约,以及文化意识与道德约束等作了原则性构思。这对于优化我国重构循环经济系统的产品再利用产业组织与运行机制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奥康纳认为"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地位缺失,马克思主义存在"理论空场"。他通过重新解读自然的观念,力图赋予自然以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并以这样理解的自然和文化概念来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重新理解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以此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他还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想———生态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进行探讨,提出了自己的创见。

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若干问题

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以生产资料生产为第I部类,以消费资料生产为第Ⅱ部类的顺序,和从第I部类的积累出发阐明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实现过程的方式表明,只有提倡勤俭节约,控制消费资料生产的超前发展,先行发展教育和生产资料生产,才能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目的,使包括消费资料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再生产取得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虽然生产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占有先行地位,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它的生产却是与消费资料生产以同一程度增加的。从价值和使用价值统一角度考察的扩大再生产,当然要有追加投资,否则即应属于简单再生产,但如果从物质生产角度考察,则追加投资并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

新中国70年经济体制变革的统一逻辑

目前中国思想界经常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经济体制对立起来进行分析,其重要原因是假定两种不同体制只有一种是正确的,另一种是错误的;而没有看到这两种体制其实都在更大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产业升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经济基础又决定上层建筑。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水平与改革开放后生产力水平有重大差异,基于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也自然需要不同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行经济改革并不是纠正前三十年的偏差,而仅是纠正改革这个时间点上的偏差。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是符合国情的选择;而改革反映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要求。为了推进改革,对改革前经济体制进行理想化的反思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当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之时,通过简单否定改革前经济体制来证明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正当性已经没有必要。从较长的历史尺度来看,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所实施的是如何在既有国情下尽快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本质都是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辩证关系探索一条适应不断变革的时代、不断发展的国情、不断变化的世情的发展道路。中国能成功实现转型,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也源于中国传统的“求实”“重实”的传统。强调包容、融合,因而也就不太相信“教条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愿意根据实际修正与调整理论,这也是新中国经济体制70年变革的统一哲学基础。

农村土地保障功能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当前的农村家庭保障功能已无法抵御日益增加的各种社会风险,城乡二元对立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使得农村的社会保障困难重重。农村土地保障本身也存在很大缺陷,并进一步导致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土地均分制下的低效率、农村城镇化进程缓慢。我们应当通过强调农村土地生产资料的功能进而提高其社会保障效用;同时,根据农村实际,多渠道筹措资金,建立健全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优先落实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尽快实现科学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