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4Model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致因网络分析

为探究导致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致因因素及其演化关系,运用24Model分析收集的62起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从不安全动作因素、不安全物态因素、个体安全能力、管理体系因素、安全文化因素以及外部环境因素6类因素展开分析,确定了53个致因因素,进一步构建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致因网络,并分析该网络模型的相关拓扑特征指标,结果表明:安全知识不足,安全意识淡薄,安全习惯不佳,心理状态不佳等10项致因因素中心性较高,处于社会网络核心位置,易于诱发其他致因因素,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以及网络直径较小,这表明该致因网络具有小世界性,进一步分析社会网络边权占比,得到了1条致因因素关键影响路径,针对关键致因因素及路径进行协同控制对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SNA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风险指标体系构建

为加强对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控制和预防,从95份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取相关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构建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原因间的关系网络。通过社会网络相关指标,找到导致事故的关键原因,以及哪些原因组合导致事故的能力最强,得到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原因特征。建立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风险指标体系,并通过实例分析验证指标体系的合理性。研究结果可以进一步加深对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原因以及彼此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风险指标体系的建立可为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预防预警工作提供参考。

基于社会公共机构的道路交通事故经济损失评价及计量模型研究

根据中国道路交通事故经济损失的研究现状,借鉴国外对道路交通事故经济损失研究的成功经验,提出适用于中国实际情况的交通事故社会公共机构服务损失费用构成;确定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公共机构服务损失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经济学和统计学理论,主要从警方服务、清障服务、管理部门服务和法律诉讼服务4个方面对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服务损失进行了深层次理论分析与评价;构建了相应的评价计量模型;提出了我国评价交通事故社会服务损失的一些合理化建议。研究结果对科学、全面、合理地评价道路交通事故社会经济损失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我国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之检讨与完善

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无法发挥作用时,为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提供社会救助。自救助基金制度实施以来,其所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引起各地政府的重视,但严格的补偿条件和因地而异的运行机制阻碍了社会救助功能的发挥。基于此,需要进一步扩大救助基金的来源,修改救助基金的补偿条件,完善救助基金的追偿,使救助基金作为社会救助之一种,能够起到安定人民生活、救助社会弱者的作用。

从制度补充到功能独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再定位

我国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自2004年建立以来经历了制度初创、制度定型与制度发展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断走向成熟与完善的同时,该制度也存在资金来源主渠道单一、救助范围狭窄保守、功能定位存在偏差、救助程序冗杂繁复四大问题,极大地阻碍了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为了推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定位由交强险的制度补充迈向功能独立,有必要对其进行专门的立法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拓展基金救助范围,确立垫付与补助相结合的给付内涵,增强程序运作的及时性,真正实现有效联结国家与受害者群体,践行社会正义的价值目标。

基于主成分贡献度的道路事故热点成因分析

事故热点成因分析是解决交通安全问题的关键和难点,不同成因的事故热点直接决定驾驶人或自动驾驶的通过策略。针对DTH3N算法聚类得到的事故热点展开研究,提出一种基于主成分贡献度的道路事故热点成因分析方法。通过对5类事故热点成因因素:道路、行人、车辆、环境和管制因素贡献度的分析,提取事故热点道路物理成因和社会成因的影响权值。基于英国STATs19数据库选取5个测试区域进行实验分析,结果表明,由事故热点成因分析方法获取的输出参数能够合理解释事故热点成因,可有效指导驾驶行为决策和优化交通管制。

新农村交通建设中的“三农”问题与对策

从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农村交通建设的要求入手,分析农村交通的现状,提出农村交通建设应该着重考虑的"三农"——"农民、农机和农路"问题,从根本上分析目前农村交通的病症所在,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对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医疗机构参与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流程管理的探索

合理的管理流程能使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发挥出积极抢救受害人的作用,在挽救生命的同时,也解决了高额抢救费用支付问题,减轻了医疗机构的经济负担。医疗机构参与道路救助基金流程管理,能更有效地发挥救助基金的作用。文章通过对医疗机构参与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流程的探索,对如何使更多的伤者得到救助,如何更高效、合理地发挥救助基金的作用提出建议。

交通无过错事故的损害救济问题研究——兼及修订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立法疏漏及其弥补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没有对交通无过错事故责任的承担提供具体规则。交通无过错事故中的损害应该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的人身损害可以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支付,仍然未获救济的损害由各方根据公平原则在可救济的范围内按照人身损害优先的顺序合理分担。

我国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重构研究

我国已初步形成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三元救济制度框架,但是,其具体制度构成和制度体系在保护受害人权益方面还存在诸多漏洞,尤其是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的设计瑕疵,导致特定情形下的受害人利益仍无法获得保护。

我国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探讨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作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必要补充,能对交通事故受害者提供及时救助。文章对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救助基金制度做了简介和分析,得出几点共性。经过几年的筹备、构建,我国救助基金终于建立了基本框架,但在实务中仍然遇到救助基金主管部门设置不统一、基金来源较窄且不合理、垫付费用的情形有待完善、受害人定义过窄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发达国家可借鉴的成功经验,文章给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对完善我国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有所裨益。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社会法属性探讨——兼论社会救助与社会补偿的界分及其价值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社会救助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等多部横跨不同部门法的法律法规所关注的重要制度。有关其社会法属性的主要学说有社会救助说和社会补偿说,社会救助说的直接论证路径和间接论证路径都存在缺陷,而社会补偿说可以从制度发展、命名方式、思想理念、概念构成等多个维度得到有力阐释。社会补偿说的理论重述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既有利于维护法律制度的体系性,又能够在规范资金来源、扩大保障对象、划定保障范围、界定追偿对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交通事故中“无名氏”死亡赔偿金问题反思

社会各界对无法查明身份的"无名氏"赔偿纠纷案件的处理结果存在较大分歧。在"无名氏"死亡赔偿金案件中,存在司法解释"立法化"、死亡赔偿金性质不清、诉讼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对"无名氏"死亡赔偿金制度涉及的车辆保险功能与价值的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发挥、生命权的平等保护等形成现实阻碍。基于司法实践及法理分析,重新建构交通事故中"无名氏"死亡赔偿金制度,切实保护案件各方的合法权益。

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多元化救济机制问题分析——交强险与救助基金之问题

我国每年机动车交通事故数量庞大,伤者众多,予以充分救济显得尤为重要。机动车交通事故伤者的救济机制,主要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侵权人赔偿与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三部分组成。然而该机制中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与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不恰当地分项设置赔偿限额,且赔偿限额偏低;赔偿财产损失,削弱了交强险的救助功能等。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结余量大、使用率总体偏低;救助覆盖面非常小,仅限于丧葬费或抢救费用;救助基金难申请、难获得现象较为普遍。

交通肇事逃逸相关问题分析

对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特点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同时探讨了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赔偿问题,指出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肇事者不明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之救济

对于肇事者无法查明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而言,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主要有"由可能的肇事车辆承担按份责任""由可能的肇事车辆承担连带责任""由可能的肇事车辆承担补偿责任"三种不同的观点。但这三种不同的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究其原因在于通过侵权法上的方式对肇事者不明之道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予以救济,课以可能的嫌疑车辆责任,将使得无辜的人担责,涉嫌对人们的行为自由造成过度的限制。对此,应通过社会保障的方式对受害人予以社会化救济,以弥补侵权责任法救济方式的不足。在肇事者无法查明时,对于"肇事者"应承担的责任部分,由国家和社会来分担损失,以实现损害救济与行为自由之间的妥当平衡。

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问责的社会建构

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问责在理论上有利于风险防范和经验学习,是政府提升公信力和执行力的需要。然而,在现实中,大多数事故问责仅起到短期威慑作用,原因在于忽视了安全生产利益相关者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建构属性和复杂的社会网络关系。本文基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对三起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案例进行纵览与横剖,丰富了安全生产共同体这一概念。结果表明,政府、企业与社会群体间的社会资本为促进安全生产共同体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确保了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这种协同治理需要在体制上构建“安全生产共同体”,建立起跨区域跨部门的市场自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互为支撑的安全生产协同监管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