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法治化进路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抓手和法治载体。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始终深植中国基层法治实践、坚持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和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了“软法治理、柔性化解、源头预防、人民主体”的法治理念。新时代“枫桥经验”独具的法治价值在于推动创造了基层社会的法治范式,创新了自下而上的法治制度供给模式,丰富了当代中国社会基层的法治文化。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法治化,应深化软法规范建设,建设更高水平的混合法规范体系;深化柔性执法机制,健全刚柔并济的行政执法体系;深化人民调解制度,完善诉讼与非诉并行的解纷体系;深化人人参与格局,筑牢政社同心的法治共同体。守正创新是“枫桥经验”历久弥新的生命线。守正的关键在于守住平安大家建、矛盾柔性解、风险源头治这三大根本原则不动摇,创新就是在法治框架内不断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方式,不断创新柔性治理场景,不断创新源头防范机制和科技工具。

农村民间金融的软法治理模式及其规范化构造

农村信贷市场长期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民间金融虽是弥补“麦克米伦缺口”的一个可选制度安排,但其往往缺乏规范的运作发展机制,相关治理供给又严重缺失。农村民间金融软法凭借其在创制方式、条文内容设置、运行模式、实施效力等维度上的独特价值优势,能够有效弥补“命令—控制”范式下单一硬法规制的结构性缺陷,建构起一套自成体系、符合新公共治理逻辑、绩效显著的秩序维持机制。农村民间金融软法治理应承载“增进农民民生福祉,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制度期许,在金融包容的理念指引下,围绕政府金融监管效能的提高,并依托相关软法与硬法的协同共治关系,达成由管控式向参与式的治理逻辑转向,推动农村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

软法范式的人工智能伦理监管:日本制度探析

在人工智能伦理监管中,平衡技术发展与监管的关系十分重要。这需要根据人工智能的技术特点采取不同于传统监管模式的做法。日本的思路是政府设定目标、企业自主规范、多元主体参与,并依此构建了软法范式的监管制度。该制度强调技术发展优先,注重不增加企业制度成本和不损伤技术研发积极性,通过软法性质的原则、指针来引导企业预防伦理事故,达到既维护社会价值又促进技术发展的目的。日本的监管模式体现了“敏捷监管”的观点,也彰显了日本特有的行为方式。日本经验显示,对变化快、复杂且应用前景不确定的新兴技术,软法范式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监管。但同时也需要构建激励企业的机制,完善高伦理风险领域的法律法规。

经济法的软法形式、理性与治理

软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产生的一个广泛的法律现象,也引起了部门法学者关注。经济法软法现象,较集中表现了国内经济领域层面具有一般指导意义内容的软法规范,涉及国家经济调控和市场规制内容的规范性文件等等。此外,还表现为影响市场运行和调制的行业标准、潜规则、民间规则和交易习惯等非官方的成文或不成文规范、区域性政府间经济合作发展意向、协议及其协作机制等规范文件等等。准确认知经济法的软法理性,如经济法的软法效力强力性,软性规范公共性、协调性和调制性,软法规范范式,软法的软实力等。经济法的软法参与社会治理大有空间,如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能力现代化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市场机制建设、保障贯彻实施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助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等。

新《档案法》中的“软法性条款”:理论拓补与规范识别

《档案法》的全面修订,为“软法性条款”的研究提供了方向指引。藉由对软法理论流变的考察,归纳出“《档案法》是否为软法”的争议焦点,来对“软法性条款”的概念加以阐明。以范式理论为分析工具,“软法性条款”出场的理论动因表现为:从“部门法分立”到“领域法分野”;从“档案管理”到“档案治理”。在此基础之上,运用文本分析法,并结合规范条文的逻辑结构与规范目的,以对新《档案法》中的“软法性条款”进行规范识别。“软法性条款”的逻辑结构具有不完整性,具体分为名义软法性条款与实质软法性条款,前者包括陈述性条款、宣示性条款、赋权性条款,而后者是指倡导性条款。基于此,通过对“软法性条款”的规范阐释,可以促进新《档案法》的贯彻与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