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二审开庭难的理论反思

刑事二审开庭范围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点内容,但囿于个案的消极影响、考核的指标主导等,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未完成的改革”。刑事二审开庭问题受到制度因素、实践因素和观念因素的制约,需要在优化和调整审批程序、考核指标的基础上,确立程序公正优先的价值目标,指导制度改革。2023年9月开展的为期一年的“促进提高刑事案件二审开庭率专项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为了巩固专项工作成果,避免考核指导下的数字泡沫和虚假繁荣,《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进程中需要及时作出制度回应,形成规范化、科学化的制度设计:首先,应当充分体现正当程序与诉讼构造的指引,进而突破刑事二审开庭问题中制度因素、实践因素和观念因素的制约;其次,在刑事二审开庭范围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由列举应当开庭的案件范围转变为列举可以不开庭的案件范围,进一步明确“以开庭为原则,以不开庭为例外”;最后,还需要构建起针对二审不开庭的上诉人权利救济途径和法律监督机制,为刑事二审开庭问题提供具有刚性的程序保障。

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实证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融合了保障人权和司法监督之双重功能,但在制度运行中异化为发回重审不开庭、发回标准不清晰、司法说理不明确和发回重审适用率大于改判的乱象,制度预设的保障与监督功能无法实现。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背景下,应当坚持无罪推定的精神,对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进行完善。首先,在发回标准上,完善实体性和程序性发回重审的规定;其次,在审判方式上,应当开庭审理;再次,在重审法院选择上,将范围扩大到原审法院之外的其他同级法院;最后,限制程序性发回的次数。

行政诉讼的二审裁判及其具体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评注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是有关二审裁判的规定,其相较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做了较大修改与完善。二审裁判根据其针对的是一审判决还是裁定区分为两类,前者的裁判类型包括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发回重审以及作为例外的裁定驳回起诉;而后者的裁判类型则包括维持和撤销变更原裁定两类。二审裁判的适用标准关联二审的审查方式和审查范围,同样参考了提高二审监督能力的现实考虑。禁止不利变更原则虽未明确写入《行政诉讼法》中,但其不仅适用于变更判决,同样适用于二审裁判。二审裁判具有终局效果,但其既判力的拘束程度又取决于再审事由的判断,取决于实质正义与法安定性的价值权衡。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

根据现行法律规范,在“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中,二审法院改判加重被告人刑罚并无错误。该案件之所以引发热烈讨论,其根源在于中国刑事二审程序中确立的上诉不加刑原则在立法上并不周延,其在适用上存在依主体确定、“刑”所指涉范围过窄、上诉后存在程序转换易滋生变相加刑的缺陷。着眼于化解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固有问题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增加为被告人利益的上诉和抗诉,二审法院不得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变更的规定,并可以设置例外情形。与此同时,需要强化对“不利”的判断,并将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纳入禁止不利变更的适用范围,从而消除“上诉不加刑”原则所面临的守正和创新之间的冲突。

民事二审审理范围探究

以上诉请求作为二审审理范围划定标准的困境集中体现于两项要素之综合作用:审理上诉请求可能涉及未上诉内容之重新确定及被上诉人答辩内容对上诉请求可能形成的范围扩张。就上诉请求与未上诉内容的关系而言,其又存在二元化的类型模式:对未上诉内容质的扩张及量的扩张。一方面,在质的扩张时,上诉请求还应涵盖对上诉判项予以重新裁量后,可能与之对立冲突的其他判项内容;另一方面,在量的扩张时,对上诉请求应进行限缩解释,仅限于上诉人明确要求增加或减少的数额部分。就上诉请求与被上诉人答辩内容而言,在我国尚未确立附带上诉之制度背景下,宜将被上诉人答辩内容作为反诉处理,进而可以被纳入二审审理范畴。基于对上诉请求的此种重新界定,也就能够据此划定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运行范畴,其限于仅有一方当事人上诉时,审理上诉判项未能导致未上诉判项与上诉改判判项的矛盾对立,且被上诉人亦未通过答辩提出不服申明之特定领域。同时,二审裁定驳回起诉及发回重审案件能够对该原则之适用产生程序突破。

论二审死刑案件的公开审理

公开审判与司法公正,二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二审死刑案件普遍实行公开审判,不仅在实现司法公正、保障公民程序人权上具有重要意义,在限制死刑的适用,彰显对生命权的特别尊重方面,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开庭审理是公开审判最基本的要求。目前司法实践以《刑事诉讼法》第187条作为法律依据,对死刑二审案件实行所谓的“书面审理”的做法,不仅是对该法律规定的误解,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生命至上与程序公正理念的缺失。

结合工程关联实例的自动控制原理二阶系统教学内容探索

自动控制原理课程是自动化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具有理论性和抽象性强、概念深的教学特点。在工程实践中,高阶系统的特性在一定条件下可用二阶系统特性来表征。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引入工程中二阶系统的关联实例,使学生加深了对二阶系统建模和性能指标的理解,有助于理解抽象概念,推导理论知识和工程系统之间的映射关系,提升学生实践探究能力。

二审全面审查制度应当废除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二审全面审查原则。这个原则作为一种制度,使二审法院必须要对当事人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抗诉的一审判决中认定的事实部分或法律适用部分进行全面的审理。这个制度,既不符合刑事诉讼中控审分离的基本原理,违背了现代司法制度中审判中立的基本原则,也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和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因此,应当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废除这一制度。

论中国民事审级制度面临的挑战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民事审级制度不是"舶来品",而是经过漫长的演变过程逐渐形成的。现行法上的"四级两审制"民事审级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但目前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近司法的需求。我国民事审级制度体系的完善应当确立"四级三审制"、增设职能管辖制度、贯彻上诉利益理论、明确第三审为法律审等基本制度,同时建立允许例外情形下基于法定或意定的原因而适用一审终审制度,以及越级上诉制度和特别上诉制度。

论刑事第二审程序的审判范围——以程序功能为视角

刑事二审程序应当具有权利救济功能和裁判过滤功能。我国现行的全面审理模式严重制约了刑事二审程序功能的发挥,有必要加以改造。我国刑事二审审判范围的确定应当采取复审与复查并行的双轨制,实行有限审理与全面审查相结合,以保障刑事二审程序功能的实现。

刑事二审全面审查原则新探

全面审查是刑事诉讼法界定二审审判对象的根本原则,其建立在司法能动主义、真实发现主义的基础上,有其历史的合理性。随着我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司法能动主义受到削弱、真实发现主义受到质疑,加之全面审查要求与实践的脱节,与司法其它价值及与司法整体改革方向的冲突,对其改革不可避免。但由于独特的社会境遇及制度背景演进的渐进性,改良而非废除是更合理的选择。

冲突与融合:民事二审审理方式实践运行与规则预设的检视和改造

我国《民事诉讼法》立法上坚持二审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以不开庭审理为例外"为基本取向,但多年来二审审理的实践选择却并未遵循立法预设的路径,甚至呈现一定程度的背离与冲突。随着司法绩效考核体系的建立和新《民事诉讼法》的出台,二审开庭得到强化,从表面上看实现了实践向理论的回归,但数据的背后却暗含着对开庭方式的异化和扭曲。面对复杂的司法现状,我们不能简单地做出价值判断,而应对实践与规则各自做出检视和反思,通过理念对接和程序改造消弭冲突的进路,实现多元司法价值的平衡与共存。

我国民事审级制度的重塑

长期以来,我国的民事审级制度一直坚持的是单一的两审终审制。但随着我国社会生活的飞速发展,两审终审制在实践中已经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缺陷。因此,对我国的民事审级制度有必要从理论上进行反思,进而用公认的价值标准和技术措施来对其进行改造,并最终确立有限的三审终审和有条件的一审终审相结合的民事审级制度。

预备合并之诉的合法性及其适用

预备合并之诉是有顺位的诉之合并方式 ,其构成有特殊的要件。在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上 ,预备合并之诉的合法性经过了长期的争论。现今各国民事诉讼都已承认预备合并之诉的实用价值 ,但对于它的具体程序仍有不同的学说观点和实际做法。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设立预备合并之诉 ,应当解决如何判断主位请求“败诉”和诉讼费用的负担等实务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的二审程序:废除、限制不如简化

为保障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诉讼效率,学界多主张对速裁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制;在刑事诉讼法保留二审终审制后,限制上诉又成为主流观点,实务中检察机关则用抗诉加刑来限制量刑上诉。对325份二审裁判文书的分析表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二审程序在防止一审错误上发挥着重大作用,但存在较大的简化空间。相对于一审终审论和限制上诉论,简化二审程序更有利于实现被告人权利保障与诉讼效率之间的平衡,应当成为改革方向。制度的完善包括:不允许检察院用抗诉加刑来限制上诉,限缩二审审理期间不当的时间耗费,限制发回重审、开庭审判。

我国民事诉讼审级制度与二审具体问题研究

民事审级制度是一国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不同的审级制度构造体现着不同的司法价值选择,也折射出公正司法程序保障的不同理念。我国民事审判实行二审终审制,该制度是我国司法价值追求和现实选择的统一,对于促进司法公正与提高司法效率发挥着重要作用。

刑事二审不开庭审理常态化现象透析与问题疏解——以D省Z市中院为分析样本

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上诉的案件,屡屡遭遇"开庭难"。刑事二审案件不开庭审理的常态化现象,源自于法律条文粗疏、法官认知偏差、案多人少压力、司法场域约束等多重因素。我们应该培塑法官对审理方式适用的价值认知,调整相关法律条文的模糊失当,设置可量化的审理方式适用标准,优化审理方式适用流程等措施,实现刑事二审审理方式的规范化适用。

“代孕辅助生殖”作为一项权利的伦理论证

在江苏宜兴市,一对年轻"双独"夫妻车祸身亡后,如何处置通过试管婴儿技术留下的四枚冷冻胚胎,引起诉讼。二审法院判决"双独"夫妻的父母——四位"失独"老人获得了四枚冷冻胚胎的处置权。这进一步引发是否应该赋予他们通过代孕辅助生殖的权利?生育权是一种人权和人格权,其伦理基础是:生育权是一种自然权利,我国传统生育文化对此有着丰富的阐释。基于生育是一种权利,辅助生殖也是一种权利的逻辑,代孕辅助生殖也应该是一种权利。因此,有关部门应该修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有关规定,允许代孕辅助生殖。应该赋予四位"失独"老人通过代孕"延续香火"的权利。

论民事简易程序的规范化

民事简易程序过于简单的立法设计,不利于两便精神与诉讼经济原则。因此除坚持《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外,应以公正与效率、方便诉讼与合法原则为理念对现行简易程序进行创新。规范化的简易程序应设计为:审判组织专职化;适用范围标准双重化———以诉讼标的额与案件性质为标准;开启网上远程立案新形式;增设庭前调解制度;延长审理期限;加设二审程序及独任审判制。

民事诉讼审级制度的新思考

在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 ,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有蜕化为“一审终审”的危险 ,加上其他一些弊端 ,两审终审制度渐呈难以为继的趋势。在构建我国三审终审制过程中 ,不必拘泥于三审上诉为“法律审”的限制 ,而应当考虑审级制度与再审程序的互相协调、作用互补。同时 ,要对现行各级法院的职能作出调整和分工 ,从组织机构上保障三审终审制度真正得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