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nalysis of Tre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o the Tune of ‘Water Dragon Song^1’” by Su Shi

Su Shi is known for his poems of haofang style as well as wanyue style. The author takes a comparative reading of three English renderings of"Water Dragon Song"; both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in each version are discussed regarding imagery, meaning, poet's sentiments and poetic atmosphere, for the purpose of working out a better rendering.

论宋代贬谪谢表的书写策略

宋代是谢表文化臻于极盛的时期,其中贬谪谢表具有特殊的性质,与其他例行公事的谢表相比更具文学色彩和个性特征。贬谪谢表多从“罪深谪薄”的角度来谢恩,或谢赐予近善之地,或谢不杀之恩;从“孤寒”与“愚鲁”两个方面进行自贬与自剖,在谨慎的言语中蕴含着对自我品节的肯定与标榜;“衰病交加”之类的戚戚穷愁之语也常出现在宋人贬谪谢表中,既是自身遭遇的真实写照,也是面对君王的乞怜话术。北宋前期贬谪谢表还存在大段劝谏与辩驳之辞,但随着贬谪程度的加深和政治环境的恶化,劝谏与辩驳在此后的贬谪谢表中便较为少见。从贬谪谢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士人在政治权力之下逼仄的言说空间与尴尬的生存处境,也能够看到宋代士人在集权制度与主体人格之间极力平衡,在夹缝中力图表达个人情志的努力。

史浩与南宋前期的政治体制

高宗内禅前后,南宋政局复杂多变。作为旧君为新朝布下的人事安排,为了延续高宗体制、修正秦桧弊政,史浩努力作出政治调适,以老成谋国的审重之心链接了高、孝两朝政治结构。他站在和战的立场,重提息兵养民、保全江浙根本之地的政治构想,他的圆融贯通而又不失纲纪的“中道”,对南宋前期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区域性当代建筑理论研究的路径与文本转译的理论基础

在积极建构中国当代建筑理论体系的背景下,以提供区域性的基础支持为目的,对区域性当代建筑进行以省域为单位的深入化、特性化理论研究。针对这种研究的路径,以及研究中建筑作品与建筑理论转译的理论基础展开探讨,借鉴微观史学的研究、叙事路径及诠释学、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以文字文本、建筑作品、建筑观念为研究对象的深入化、特性化研究路径,明确了建筑作品与建筑理论之间转译的诠释学、图像学基础。提出了转译中应注意的建筑图像文本的阐释具有多样性、图像文本的客体解读具有与主体信息不同的可能性、以文字为主、图像为辅的建筑理论诠释方式等三个问题,为以省域为单位的区域性当代建筑理论研究明确了研究路径,阐明了转译问题的理论基础。

刘绍攽《诗经》学阐释思想初探

刘绍攽《诗逆志》作为其研究《诗经》的主要著作,其《诗》学以“陶性情,劝善恶”的儒学传统诗教为要旨,中和汉宋二家,旁举博征清人论说,体现出汉宋兼采的审慎态度。同时刘绍攽以训诂音义来疏解文本表义,并以考据史实与探阐义理来挖掘圣人深旨,以文本语境与历史语境的双重考证来深化《诗经》教化育人、移风易俗的社会性功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解《诗》非“汉”即“宋”的偏颇之见。

文助江山:论苏轼对宋朝各地的文学塑造

关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中国传统的权威理论是“江山之助”。但从中唐到清末,也存在“人助江山”“文助江山”之说,宋人对文学塑造地域的重要作用有更自觉的认识,苏轼的作品就是“文助江山”说的典型例证。他形塑、创造了宋代的许多地方,描绘地理特征,建构地方形象,造就观念空间,投射心理结构,捍卫多元化和包容性,体现出宋朝历史过程的空间维度以及历史在空间中的嵌入方式,宋朝山川藉此永存。透过苏轼的地理感知和地理表达,读者看到一个空间化、在地化、去中心化的宋朝。江山助文,文亦助江山,帮助促成地理的人文化。文学创作是一种表达感知、塑造形象、留存记忆、建构意义的超越性行动,比地理的生命更长久,纵使陵谷变迁,文学也能通过记忆和想象令江山不朽,并创造新的胜迹。“文助江山”说揭示出中国古代文学的别样特色和成就。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守正创新:苏轼的《诗经》学思想新探

苏轼在《问<小雅>周之衰》和《既醉备五福论》中间接表达了基于《诗经》学术问题而形成的观点,其思想兼具守正与创新。在汉唐学说影响下的苏轼形成了对《诗经》基本性质、重要命题等内容的理解,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这部分。苏轼文章善发议论,高倡“人情”,强调《诗经》的文学属性和通经致用的儒家传统,既是“三苏”经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出在北宋初年新旧学术交流碰撞的浪潮下文人学者的思想变化,为研究当时《诗经》传播、接受等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以《既醉备五福论》为代表的议论文章也具有独特的《诗经》学文献价值。

唐宋审美转型中佛禅“空”境的文学书写新变——以王维和苏轼为中心

在唐宋审美转型背景下,王维与苏轼诗词中对于佛禅“空”境书写的新变,从写作手法、审美意蕴和内在精神追求三个层面,折射出佛禅“空”境文化气质的唐宋变化。王维通过以画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自我与宇宙万象浑然天成,圆融无碍,蕴含着一种空灵蕴藉的灵动之美,充满对宇宙自然世界美的发现的一往情深,是王维诗歌禅意盎然的重要体现。苏轼采用以禅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则大多于世事沧桑的自我人生经历中,伴随着对宇宙人生空幻寂灭的持久体验,始终关注对自我个体生命的内在超越,从而使其诗词中的“空”境,在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空幻寂灭之悲剧色彩的同时,也蕴含着性命自得的内在精神追求,具有较强的禅理意味。

《毛诗传笺通释》的学术特色

论《毛诗传笺通释》是清代《诗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该书显示出:马瑞辰治经以汉学为根柢兼采宋学,以古文《诗》学为根柢兼融今文《诗》学,治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其灵活通达的学术见解更能克服经学家的僵化思维。从这些学术特色可以看出,马瑞辰不拘门户的治学追求、学术研究的批判色彩使这部著作以鲜明的学术风格名载清代《诗经》学研究的史册。

20世纪宋史领域里苏轼研究论著的量化分析

20世纪宋史研究论著总计41319项,有1471位宋史人物进入宋史研究的视野,其中苏轼研究的成果量最多,达3263项,独占鳌头。研究热度之高,无出其右。数据表明,被研究的成果量与历史人物的贡献力、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高度正相关。苏轼三千多项研究成果,分布在文学、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等二十个方面。历史人物研究成果量的主题分布,反映出当代学者对历史人物的身份认同。20世纪宋史领域里苏轼研究的序幕,揭开于1918年,此后经历三个时段的变化,至1981年,始形成热潮。20世纪共有1989人发表过苏轼研究成果,大量是低产作者,拥有6项以上成果量的活跃作者仅66人。10位高产的活跃作者,投注度都很高。活跃作者,只说明其成果数量多,其成果的学术质量,并不能等量齐观。如何评估学术成果的质量、如何评价学者的贡献,还需要不断完善量化分析的指标和权重,建立科学的量化评价体系。

苏轼:宋韵文化的样本——以浙江为中心视点的考察

作为宋韵文化的典型代表,苏轼从多个维度丰富了宋韵文化的底色,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巅峰级的人物和神话般的存在。宋韵文化的精神特质在苏轼身上映现得尤为集中与明晰。如果对宋韵文化进行取样分析的话,那么最好的样本非苏轼莫属。苏轼一生三度任职浙江,以他在浙江的政治与文化活动为中心视点加以考察,足以得出他堪称宋韵文化之样本的研究结论。

一首歌曲的作用

歌曲是最易于广泛传播的艺术形式之一。文章通过对施光南《在希望的田野上》《打起手鼓唱起歌》两首歌曲创作与传播的历史情境的剖析,一方面凸显了施光南歌曲创作个性化的风格、气质和阐释方式,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这些歌曲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及其所体现的时代价值。进而更深层次地探讨了歌曲创作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对观念的塑造、理念的传播以及艺术取向的选择等方面所起到的“润物无声”的作用。

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所附《曾纮说》考辨

《曾纮说》作为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卷外附录的文献之一,对该本陶集的断代和陶诗的研究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曾纮说》附入陶集卷外,当始于宋孝宗乾道年间林栗江州刊本《陶渊明集》。曾纮所引宋绶之言在校勘学上是有学术价值的,但曾氏眼高手低,落实到具体的校勘实践,如其关于《读<山海经>》其十“五字皆讹”之说,又极为荒唐可笑,其擅改陶诗和《山海经》文本的做法,亦极不可取。曾氏论陶诗之言,属于对东坡诗论的公然剽窃。《曾纮说》不仅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且在陶集刊刻史和传播史以及陶诗接受史与研究史上造成了不小的混乱,其谬种流传,恶果至今未除。而试图清除这一恶果,乃是文章的主要目的。

《诗经·大雅·绵》“曰止曰时”释义商兑

《大雅·绵》乃《诗经》中颇具代表性的长篇史诗,诗人记叙了太王迁岐开荒及文王伐戎安邦的历史事件,歌颂了周朝圣王的敬德保民与勤勉笃行。对于“曰止曰时,筑室于兹”一句中的“止”“时”二字,郑玄释“止”为“止居”、释“时”为“是”,及至清代中叶,王引之则以古人的行文之法为据,释“时”为“跱”,认为“止”“时”同为“居止”之义。然而,斟酌文义并考察字词用意,进而参照古人的占卜实践和《诗经》的行文通例,不难发现,王氏之说亦有未安,“时”当通“善”,“止”当通“祉”,二者同为“吉”义。所谓“曰止曰时”紧承上文“爰契我龟”,是对太王占卜迁岐并获吉兆的正面陈述,也是对太王顺应天时、估量地利并赢得民心的侧面烘托。

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北宋中期释门与政坛文学互动的双重价值--以天台宗释长吉交游与创作为中心

释长吉是北宋中期著名天台宗诗僧,终其一生都与政坛名士诗文唱和,所作在当时就受到高度评价。此种士释文学交往蕴含着双重价值:从政治角度而言,诗僧与官员的唱和,在文化政策、信仰态势、交往心理等层面,对双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北宋政坛与佛教关系的生动反映;从文学角度而言,与长吉唱和的士人,包括了林逋、宋祁、梅尧臣等晚唐体、西昆体以及北宋新诗风的代表人物,通过这些士人对长吉诗风的评价,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北宋中期诗歌革新运动的发生与发展,以及诗僧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引《诗》探析

“善引用”是《世说新语》的重要特点,其引《诗》用《诗》的部分尤其值得关注。或正取《诗》义,或反取《诗》义,剪裁舍取,化为己用。魏晋士人引《诗》,是由中国士人的知识结构和对《诗经》的特殊偏爱,魏晋时期文学自觉、尚清谈等时代特色及整个民族文化谱系中引《诗》用《诗》的传统等文化心理因素共同导致的。这对研究《诗经》经学地位的解构、文学审美的突破及其在文学史、传播史层面的影响均具有重要意义。

为传统史学续命: 宋慈抱《续史通》的民族本位思想

20世纪30年代,宋慈抱撰《续史通》,于欧风强劲之时,以“续”为名,效仿、光大《史通》及其代表的传统史学理论,肆力于对传统学术体系与命脉的传承,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本位思想。《续史通》还自觉称引和继承浙籍学者的史学主张,形成了推尊浙籍学者和浙东史学的特色。宋慈抱对中国史学传统的守护,在当时的背景下显得不合时宜,但放在历史的长时段看,亦是推动中国史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学术力量。

四川、重庆地方文献与《全宋诗》的补正

四川、重庆地方文献极其丰富,《中国地方志集成》即著录了《四川府县志辑》70册、《重庆府县志辑》35册,这些书籍包含了许多宋人诗歌。今主要利用《(嘉靖)四川总志》《(嘉靖)潼川志》《(乾隆)射洪县志》《(道光)蓬溪县志》《(光绪)彭水县志》《巴蜀禅灯录》等书共辑得宋代佚诗69首(包括37则断句),补充作者3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