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容闲雅的治平心态的流露——论宋庠、宋祁的辞赋创作

宋庠、宋祁在辞赋创作中接绪晏殊诸人,凭借着博学雄才和深婉的情思,于雍容典雅之中注以警拔之气,进一步拓宽了赋境。二宋的赋表现了暮气沉沉的太平之世所带来的压抑感和莫名的苦闷。宋庠的赋情思细腻,富于理趣,具有悲悯人世的情怀;宋祁的赋以近乎夸张的情绪宣泄来表现仕途上的挫折,颇有顾影自怜的情调。

略论唐宋诗歌转型过程中的三种人性观及其影响

唐宋诗之别在宋代就已被有意识地提出,其中主“情”和不主“情”是经常被后人提及的一种区别。事实上,中唐至北宋是唐宋诗歌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儒家人性观发生转变的重要时期。诗歌本是“吟咏情性”的文体,人性观变迁自然会对诗歌产生影响。其中韩愈“性情相应”气本论人性观、李翱“性善情恶”性本论人性观和王安石“性情一体”性本论人性观都不同于唐前期的官方主流人性观,而这三种人性观影响下的诗歌也都对之前唐诗的主“情”传统进行了反拨。

《文心雕龙·明诗》情志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概括出了中国诗学的核心概念“感物吟志”。刘勰借用“感物吟志”开启他对“情”“志”关系的思考,确定了情志在诗歌生成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志”是促使诗歌诞生的总动力与方向,它助力诗歌文本的诞生,决定诗歌功用的底色。“情”为具体诗篇萌发的直接动力,情动——志控——运辞着采,情志共同作用完成具体诗篇的生成。刘勰对情志关系的调和,体现了他对个人情感书写与社会责任担当间矛盾的化解。这份思考与化解,不仅超越了魏晋六朝主“吟咏情性”集体重情的狂欢,还启发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要做好个人情感书写与文学社会责任担当的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