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土家族“跳丧舞”的文化解读

"跳丧舞"是土家族先民古老而奇特的丧葬习俗,是一种建构在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之间的文化心理的行为形式,它以其古朴的气息传达出原始群体强烈的生命意识。本文从宗教与哲学的角度对其产生背景、发展源流、表现形态加以分析,试图揭示出这种民俗事象背后的原始宗教特征与哲学意义。

祖先崇拜与人类主体地位的觉醒——以《诗经》为中心的考察

《诗经·商颂》与《诗经·大雅》中带有史诗因素的祭祀祖先的诗歌,集中体现了商、周部族对自己始祖的歌颂,以及对人类自身价值的发现和尊重,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主体意识的进一步提高——由自然主体转变为社会主体,有了明确的"类"意识。但这种意识是是群体的,因为,这时的个人还没有能力离开集体独立生存,也就不可能产生个体意识。

从舞容与颂诗的关系看《大武》在典礼中的运用

《大武》舞容与颂诗内容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学者从舞容所代表的意义去考察《大武》所用颂诗的方法是不合适的。《礼记》孔子与宾牟贾的对话、《左传》"季札观乐"、诸侯各国对《大武》的僭越行为等,都说明《大武》舞容与所用颂诗之间存在一定的游离关系。从舞容与颂诗之间游离的角度来看《大武》的用诗情况,会更加清晰明了。在具体的祭祖典礼中,从三献起开始演奏《大武》乐,《周颂》中的祭祖诗根据不同的祭祀种类和对象进行分分合合。在"九献"之内,《大武》作为祭祖诗的背景音乐,并不限制或影响新的祭祖诗的产生。"九献"之后,天子亲帅群臣舞《大武》,此时歌唱《维清》、《武》、《酌》三首诗。

宁化客家民间舞蹈与祖地祭祖文化价值及其保护研究

文章采用民艺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首先对福建省宁化石壁世界客属祭祖大典中的民间舞蹈的文化价值进行阐释,进而对宁化客家民间舞蹈与世界客属祭祖活动的保护、及对其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将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诗经》与《楚辞》中祭祀乐舞的差异

祭祀乐舞是祭祀者向神灵或其他祭祀对象表达虔诚和敬仰时表演的音乐、歌舞。祭祀乐舞成为一种沟通、答谢、愉悦神灵的主要祭祀礼仪。由于南北地域文化、祭祀的目的、时代发展进程的不同,先秦文学中《诗经》和《楚辞》的祭祀乐舞从器乐、舞蹈、表演形式等方面都各有特点和差异。

《诗经》祭祖诗的礼学内涵

近年来,以周代礼乐文化为背景对《诗经》进行研究,是《诗经》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诗经》的美,是浸润着礼乐文化精神的理想美。《诗经》祭祖诗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一段时期以来,却往往被人忽视。事实上,《诗经》祭祖诗是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及丰富的礼学内涵。本文拟在考察《诗经》祭祖诗的基础上,试对其礼学内涵进行阐释。

从《诗经》看周人生命意识的觉醒

生命意识,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动力。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大体上反映了周代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它艺术地凸现了周人从文化演进中汲取的丰富生命资源,隐喻了他们逐渐走向觉醒、解放、强化的内在生命理路,澄清了周人在这一历史段落中不断滋长的人伦意识。这样的生存体验不仅是原始天命观念、祖先崇拜观念等商周思想意识流变的作用物,而且构成我们从《诗经》透析周人生命意识的思维视点。

民族的记忆 祖先的崇拜——蒙古族历史民歌《召请帖木儿歌》考

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Régis-Evariste Huc,1813—1860)在《鞑靼西藏旅行记》一书中详尽而真实地记述了清朝热河、蒙古各旗、甘肃、宁夏、青海、西康地区民风习俗、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方式、自然条件等。尤其对蒙古族说唱文学演唱习俗、说唱艺人的民谣记忆、表演方式及历史民歌《召请帖木儿歌》作了田野记述。《召请帖木儿歌》讴歌了蒙古族历史上万世瞩目的帖木儿帝王(1336—1405),唤醒了蒙古族对蒙古帝国的记忆和民族自豪感。《鞑靼西藏旅行记》一书,对蒙古族说唱文学演唱习俗、蒙古族历史民歌、蒙古族英雄崇拜文化的研究具有极其珍贵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河湟汉族婚礼歌中的信仰习俗

河湟汉族婚礼歌中呈现的浓郁的信仰习俗,主要表现为对神灵的崇拜、对祖先的信仰以及对子嗣的迫切祈求等。

鹅公黄龙舞:宗族较量下的仪式展演——基于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活动的田野调查

定南鹅公黄龙舞既是一种民俗体育表演活动,同时也是客家人祈求祖宗神灵赐福送子的祭祖仪式展演.以定南鹅公舞黄龙民俗体育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在对其人文地理环境、制作工艺和活动流程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指出鹅公黄龙舞作为祖先信仰的仪式展演,是客家民众的祖先信仰和宗族文化认同观念的载体,在仪式展演的背后隐含着宗族间在权力、人力、财力等各方面的竞争和较量.

黎族祭祖歌舞的艺术衍变路径——以三亚地区祭祖歌舞为例

黎族祭祖歌舞经历了艺术前的摸索与组构、成型后的演化与增进、从简单模仿走向艺术拓展等过程而逐渐演进成熟。从朦胧趋向明朗,从幼稚步入成熟,从粗糙转为精细,是黎族祭祖歌舞变化发展的艺术路径。

宋代追尊皇后祔庙考论

关于追尊皇后的祔庙问题,欧阳修、马端临、王鸣盛等人的看法差异较大,有必祔太庙、皆立别庙和两者均可三种观点。宋代神主祔太庙的追尊皇后有四种:追尊皇帝的皇后、后嗣做了皇帝、神宗整顿太庙礼制时被升祔、因先帝太庙室中虚位而按照太庙礼制自然升祔;其他,则别立庙。透过宋代追尊皇后祔庙的实践过程可以看出,现实皇权、士大夫态度在追尊皇后祔庙的实际运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试析彝族花鼓舞的文化意蕴

彝族花鼓舞是一种彝族传统民俗文化记忆符号,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蕴。花鼓舞在彝族民间现实生活中有着鲜明的神圣与世俗双重属性,具有仪式化和世俗化的双重文化意蕴。本文以《笃慕罗思则》《查诗拉书》《尼租谱系》《吾查们差·丧葬起源篇》《吾查们差·祖先长寿篇》等文献文本为案例,分析彝族花鼓舞的丧葬文化意蕴、原始宗教文化意蕴、祖灵崇拜文化意蕴等。

北宋中元节民俗活动内涵演变考

七月十五中元节是华夏民族传统祭祀祖先的重要节日,它起源于佛教的"盂兰盆斋会",后来经过儒学孝悌和道学神论的不断修改完善,到南北朝时期逐步发展起来,特别是道教采用"援佛入道"的方式,把"盂兰盆斋"和"中元地官赦罪"的故事结合起来,再加上人们望秋告成的习俗,逐步形成了七月十五中元节大众祭祖的民俗节日。中元节民俗活动在整个北宋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它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由朝廷寺院举行的大型"盆斋"祭祀活动转变为民间家庭祭祖的固定节日,让人们在这秋收之际不忘祖先恩惠。

族群叙事中的身份认同与建构——反排苗族木鼓舞的人类学解读

传统的反排木鼓舞曾经是一个地方性的文化叙事。地方民族通过这个文化的自我表述而产生地方性的文化认同以及族群认同。但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反排木鼓舞却演绎出新的功能和意义。脱离乡土祭祖仪式情景的反排木鼓舞给新一代的反排木鼓舞的舞者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机遇与挑战。在此机遇中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传统的发明与文化的重建——土家族摆手舞传承研究

现代摆手舞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是为了新近的目的在传统摆手舞的基础上建构而成。近年来,现代摆手舞被各土家族地区以重建土家文化为由相继引入,并得到广泛传承。从文化内涵而言,现代摆手舞与传统摆手舞已经有本质的区别。这种被发明的传统只是在形式上继承了传统,而失去了其文化内核。土家摆手文化的重建应该以"祖先崇拜"为核心,通过修复摆手堂、整理祭祀仪式、倡导传统摆手舞、挖掘摆手歌等构建四位一体保护策略。

论夏商周《万》舞的功能演变

《万》舞是我国上古史上最重要的类型舞蹈。在甲骨文中"萬""卍""万"三形并立,可证其"祭蠆—祀卍—享万""三端并祀"的典型功能和演变规律。夏商文化略同,在天地人并祭的基础上又演变为祈雨、纪功和宴飨之舞;两周时期功能发生质的蜕变,原始民俗图腾舞蹈的属性渐被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军事训练、天文星象、宗脉祀典和礼乐教育等新功能。《万》舞历代祭拜的图腾神"蠆""萬""禹""卨",乃是与华夏"龙族"即"水虫族"一脉相承的氏族系统。它是华夏族同宗共祖的祭祖大舞,是西周血缘宗法制的重要源头,还是华夏民族祭祖归宗的核心命脉,因此,中华民族有理性人文的祖先崇拜而没有宗教封神,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