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诗学视角下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民族文化呈现研究

从民族志诗学视角,基于许渊冲诗歌翻译“意美、音美、形美”的“三美”论,遵循对民族文化的包容和理解原则,分析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民族文化呈现。对《许渊冲英译毛泽东诗词》这一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文本微观分析发现:“许译本”的民族文化呈现主要体现在词牌名和民谣的翻译层面,具有继承性、民族性和包容性特征,传递鲜明的民族语言音响效果和表演特征,凸显语言和情感张力,对于地域知识和全球概念、民族文化和他族文化等概念对子之间的界限具有一定的消解性。

“二人转”音乐中的辅调与专调曲牌——吉林地方音乐研究之二

在当今的中国传统民间音乐中,"二人转"音乐已经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音乐形式与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均折射着吉林省乃至整个东北地域音乐文化的基本特征。二人转的曲牌非常丰富,根据实际应用情况,通常将二人转曲牌分为三类:主调、辅调、专调。从曲牌分类入手,将二人转音乐中常用的辅调与专调曲牌,从音乐语言的运用等方面进行分析,阐述二人转音乐的曲牌特征。

从“信天游”透视陕北民间文化艺术的特征

信天游是陕北民间文化艺术的活化石,本文试图通过这一载体,感受陕北人民的自由天性,透视陕北人民与大自然及封建传统抗争的精神,把握黄土地的神韵及艺术风采。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

扬州清曲曲牌系统构成及衍化研究

扬州清曲,牌子曲代表曲种,因其历史长远、流传广泛而闻名于世,又因存留近百支明清时期曲牌,常被誉为“明清俗曲”活化石。这些曲牌来源复杂,形态多样,变体繁复,从曲调系统内部分析,存在曲牌相互生成及关联的现象,通过整腔“静态结构”和核腔“动态结构”两种曲牌发展手法形成类型化群体;从曲调系统外延分析,存在各地曲牌相互吸纳交融的现象,通过“字腔”“过腔”等嬗变方式实现曲牌地方化的统一。由此得出明清俗曲曲调系统演变方式已与南北曲存在差异。

海盐腔“浙”姓歌调考

从明初洪武朝优人进演"浙音"《琵琶记》起,"浙音"就是南戏海盐腔的别名。在民间,嘉靖时祝允明《重刻〈中原音韵〉序》所言"浙戏文之调"、万历时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称"海盐"为"浙音"、天启白话小说《梼杌闲评》所言五十班苏腔与"浙腔";在宫廷,至嘉靖海盐腔一直在演唱,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仍有北京内廷演出海盐腔的记载。明初至明末,由"浙音"、"浙戏文"、"浙"腔调、"浙"调、"浙板"、"浙气"、"浙腔"一路而来,体现的是海盐腔一脉相承的传统,"浙"姓歌调都是南戏海盐腔。

鸳鸯湖棹歌试论

《鸳鸯湖棹歌》的特点在于 :它是作者居于异地忆起家乡土风而作 ,它所题咏的主要是家乡与舟楫相关的土风 ,它是七言绝句的形式。《鸳鸯湖棹歌》向着与竹枝词、浪淘沙趋同的方向发展 ;同时向着题咏土风的方向发展 ,这在棹歌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这不仅表现于它主要是题咏土风 ,而且表现于它和竹枝词、唐代教坊曲的浪淘沙曲辞一样都是七言绝句。

东莞羽调式木鱼歌的音乐特色及其历史成因

木鱼歌是明末清初起流行于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用粤方言演唱的民间说唱音乐。东莞木鱼歌有相当数量的曲目是以羽音为调式主音和乐音组织的核心。其与客家山歌、粤西山歌以及瑶族、畲族民歌在音乐特征上密切关联。客家移民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交融,对东莞木鱼歌的形成影响深远。

论“越”姓歌调的海盐种属

明代及清初,越地歌调有“越调”“越腔”“越声”“越吹”“越曲”“越歌”“越唱”等称呼,这些“越”姓歌调都是海盐属种的曲唱,也是官腔雅调。作为海盐腔的代称,其种属与海盐腔的形成和消亡密切相关,因此,对它们应分时段而论:当海盐腔活跃于戏曲舞台上时,剧唱与曲唱并存,它们都是海盐种属;海盐腔消亡后,随着口法的失传,有旋律而缺乏“色泽”的“越”姓歌调的歌唱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海盐种属,故不宜再视为海盐声或海盐腔。

唐宋乐调研究

唐宋乐调为我们留下了很多难点与困点,要解决这些难点与困点必须把它们捆绑在一起研究才行。例如,从隋初郑译与外来苏祗婆乐调对应起;唐代正宫的产生;黄钟宫的似乎消失;侧商调的实质;以及《敦煌乐谱》《三五要录》等谱的解译;日本雅乐中对某些乐调的误判;宋代出现的无射宫与姜白石认为的侧商调运用等,都必须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解开唐宋乐调的历史之谜。

汉代梁国《睢阳曲》之源流

汉代梁国的打夯号子即《睢阳曲》,是今天商丘夯歌的源头。由此上溯,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宋国的讴谣和远古的葛天氏之乐;由此下寻,可以追溯到今天的商丘夯歌和豫东大鼓音乐。

魏良辅·汤显祖·姜白石——“曲唱”与“曲牌”的关系

明中下叶之后 ,魏良辅 (及梁伯龙 )“新声”所规范的“依字声行腔”的“曲唱” ,在对明清传奇———南曲的发展和盛行起着巨大作用的同时 ,因其“依字声行腔”的“字唱”强化了“腔句”的独立性 ,从而对“曲牌”产生了某种瓦解的作用 ;而且 ,事实上已经出现由“腔句”自行组合的所谓“集曲”。这样的形势 ,对于曲作者就出现了是否必须按原先“曲牌”格式为“律” ,即如何对待“曲律”的问题 ,这就是晚明时期出现的两位大曲家汤显祖与沈之间一场著名的“汤沈之争”的实际内容。“依字声行腔”的唱与原先“调牌”既定格式之间的关系即矛盾 ,早在宋代“词唱”与“词调”之间就已存在、已出现了的。南宋时 ,当“词唱”对“依字声行腔”开始进行规范 ,“词唱”与“词调”间的关系即矛盾就已十分明显地呈现了 ;而在那当时 ,并没有出现如明末的“汤沈之争” ,而是以姜白石为代表 ,一方面须守“依字声行腔”作“词唱” ,又一方面则“率意为长短句 ,然后协以律” ,重组着“调牌” ,使“词唱”与“词调”出现重新组合即高一层次组合的趋势。然而 ,我国的韵文及其曲唱向高层次组合的发展趋势被蒙元灭宋所中断 ,其后再未接上。这 ,就是摆在我们今人面前的情形。

俗曲、佛曲《转调货郎儿》

将金元时期的民间俗曲《九转货郎儿》应用于佛乐,首见于《永乐北藏》中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集,但该集中只记载有曲名、牌名与歌词,并无曲调。本文依据中国传统音乐"一曲多词""一曲多变"的传承特点,通过对俗曲《九转货郎儿》与佛曲《转调货郎儿》的歌词词格对比分析,探讨两曲曲调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依相存之关系,从而进一步认识宋、元以降的佛曲民俗化问题。

乌珠穆沁民歌《乌林达瓦》的相关传说及地名缘由

蒙古民歌是蒙古族音乐文化的核心,是民族民间艺术的精髓,民歌展示了蒙古民族音乐创造的最高艺术成就。千百年来,蒙古族民歌伴随着这个民族,渗透到他们日常生产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民歌优美的曲调因其发自于蒙古民族内心又传达出这个民族的情感而独具魅力，其中，歌词记录并积淀着蒙古民族的心路历程。

宋元明清小说中错标词牌的现象——以《钦定词谱》为参照

宋以后的话本小说、传奇小说和章回体小说中经常征引诗词,其中也掺杂了一些错标词牌的词作。造成古代小说中错标词牌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小说中错标词牌的现象背后,可以反映小说家的词学素养,利于我们了解小说家对词的态度,审视词与小说的关系,还可以窥见词的发展状况。在出版古典文献时,需要对这些错误之处配以勘误说明。

宋代新兴词调名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意韵

宋词是宋人表现社会生活、情感空间与心灵世界的重要载体。词调名作为词的重要表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意韵。宋代新兴词调名的制名特点、事类分布、审美意韵反映了宋代社会生活的诸多面向,折射出士人独特的审美取向与精神追求。调名的雅化与新拟也展现了宋词从歌艺小道到情志载体的定位变迁,透露出宋人词体观念的演变。

欧阳修《朝中措》词的现场勘查与词意新释

欧阳修与刘敞,是政治上的盟友,学术上的同道,生活上的密友。嘉祐元年(1056)闰三月初九,刘敞由知制诰出守扬州,刚从翰林学士转判太常寺的欧阳修在汴京家中设宴为之饯行,即席作《朝中措》词赠别。其时欧阳修老病缠身,加之刚从契丹出使归来,旅途劳顿,疲惫不堪,心情灰暗,情绪低落,进取之心消退,故词中规劝好友刘敞趁着年轻享受生活。"行乐直须年少"是欧阳修对知心朋友说的体己话。词中"文章太守,挥毫万字"是称誉刘敞,但也含自许之意。词中所写的平山堂,是庆历八年(1048)欧阳修利用废旧僧房改造的简易建筑,是正前方没有墙壁的敞轩式虚堂。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平山堂可将江南诸山尽收眼底,欣赏到不同时令不同天气环境中美妙的远近山色。读词,不仅需要了解词人的人生经历,还要了解他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也要了解写作现场的地理环境、地形地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