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下民事程序三位一体研究

我国民事诉讼法于2021年和2023年两次重新修订,新法将独任制审判组织适用于一审及二审的普通程序中,改变了旧有的审判组织与审理程序互相捆绑的格局,并扩大了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就此建立了一审终审小额诉讼程序、独任制审理程序、合议制审理程序三阶层的程序架构。在新的程序结构调整应用过程中,为了避免效率与公平顾此失彼,民事审判需要法官针对不同案件特征,划定“民事”与“商事”两个基本场域,适用不同的理念和规则,并在三程序互动联通机制完善的同时,通过良知的树立、自由的限制及真理的探究,引导民事审判权力在有效监督中正向运行。

我国民事一审独任制扩张的功能主义释意与价值归位

完善民事诉讼审判组织形式的适用是繁简分流改革中的重要课题。从功能主义视角的应然层面看,民事一审独任制在普通程序中的扩张适用具有实现司法精细化、兼顾效率与公平、回应社会期待的特点,即价值宣示、价值统一和价值导向三方面的内在逻辑统一性。从实然视角看,民事一审独任制的扩张适用又存在个人主体性保护不足、程序类型与审判组织认知错位的问题,不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当事人权益的维护。因此,为实现繁简分流改革的价值预设,应当通过建立独任制的正当性标准和建构有效的审判组织转换模式以破除上述难题。在建立独任制正当性标准的法律制定和适用中,应当准确把握事实要件证明和认定无明显争议、不存在类案指导的示范意义以及保证程序主体获得基本司法服务的权利三项标准;在建构有效的审判组织转换模式中应当完善转换程序并设立转换临界值,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

快速排序的改进算法

对快速排序算法进行了改进 ,根据在待排序列基本有序的情况下 ,插入排序有较好的性能特点 ,在改进算法中 ,只对长度k大于的子序列递归调用快速排序 ,最后再对整个序列用插入排序方法排序 ,我们得到了时间复杂性为 1.386nlog (n/k) +nk/ 4 + 3(n+ 1) / (k + 1) + O(logn )的排序算法 ,当 k取值为 8左右时 ,改进算法的性能较隹。

改进的双向选择排序算法

详细分析了双向选择排序算法的设计思路,给出了两种设计方案的C语言描述,指出了部分参考文献中关于该算法描述存在的疏漏。经过对比分析各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总结出两种算法设计方案的优劣,为简单选择排序算法的优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繁简分流问题探析

所谓繁简分流,是指在遵循诉讼规律、遵行现行立法规定的前提下,按照司法改革所确定的原则、路径和制度措施,寻求解决案多人少矛盾的办法。囿于繁简分流本身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受到立法规定、制度条件、司法环境、物质保障、人员素质等多方面的制约和影响,所以虽经积极探索,在取得一些经验的同时,也发现一些问题和困惑。推进繁简分流,要遵循司法活动认知规律进行程序分流,着力破解“送达难”,落实审判工作的信息化建设,提高审判人员业务能力,实现审判辅助性事务集中管理。

基于圈复杂度的静态测试用例排序方法

针对如何排列测试用例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圈复杂度的静态测试用例排序方法。首先介绍圈复杂度和基于方法覆盖的测试用例排序算法;然后将圈复杂度应用到排序算法中,设计了两种新的排序算法;最后通过实验,检测改进方法在错误检测方面的有效性。实验结果表明,与已有的几种优先级技术对比,上述改进方法能够达到更高的错误检测效率,有利于提高测试效率。

繁简分流改革背景下的民事诉讼程序设置研究

现行立法中,民事一审诉讼程序采取“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二元模式,其中普通程序起到了通则作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但作为简易程序项下的“更简”模式,仅有一个条文。随着人民法院二十余年繁简分流程序制度改革的推进,各类民事一审诉讼案件占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大大挤占了普通程序适用空间,普通程序的适用比例甚至低于简易程序项下的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二元立法模式已不能适应司法实践之需求,重构小额、简易、普通三者并列的民事一审诉讼程序,实现简易、小额诉讼的“普通化”,普通程序的“特别化”,同时架构“分流、调解、速裁、精审”有机衔接工作机制,对推动建设分层递进、繁简结合、衔接配套的繁简分流制度具有重要制度意义。

互联网法院管辖网络刑事案件的可能与限度

互联网法院作为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产物,其跨区集中管辖不仅打破了传统地域为主的审判管辖模式,而且符合"网上案件网上审理"的理念,体现了专门法院审判专业性案件的现实需求。现阶段,互联网法院主要管辖网络民事和行政案件,以及检察机关提起的网络公益诉讼案件共11类,管辖范围可否拓展至网络刑事案件,从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的数据可知,互联网法院作为跨区集中管辖专门法院的典型样本,管辖网络刑事案件既有良性实践场域,又符合审判管辖的诉讼原理。可采取渐进式路径,从部分网络刑事案件逐步拓展至全部案件。第一步以管辖部分网络刑事案件为突破口,即管辖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简单网络刑事案件,且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第二步则可管辖全部网络刑事案件,是否采取线上庭审或线下庭审,则根据案件情况、被告人和被害人意愿等因素综合评估决定。

当前行政速裁机制的困境与完善路径

行政速裁机制是行政诉讼程序繁简分流的重要途径,在减少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当前我国行政速裁机制存在受案范围不明确、审理程序立法供给不足、当事人配合程度较低以及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不足等现实问题。针对前述问题,应通过明确行政速裁受案范围、确定行政速裁具体程序、加强行政速裁机制宣传和释明力度、强化当事人诉权保障等措施对行政速裁机制予以完善。

行政案件繁简分流模式实证研究

在受案范围扩大、立案登记制实施、管辖制度改革等三重因素的作用下,行政诉讼案多人少矛盾突出,严重影响人民司法需求的满足。可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更好保障行政诉权的行政案件繁简分流改革应运而生,成为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实践探索中形成的行政案件诉前案件过滤模式、审前程序分流模式、案件分类审理模式等三种模式,整体呈现出层层递进、多次分流的“漏斗式”特征。未来应坚持“大繁简、大分流”理念,正确处理好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推动行政案件繁简分流改革进一步发展。

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条件的重构:由双要件到单要件

自2012年确立小额诉讼程序以来,我国对于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条件的规定是一以贯之的,须同时满足案情要件和数额要件方可适用。在深化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的背景下,《民事诉讼法》第四轮修订对小额诉讼做了较大调整,但仍保留了双要件之规定。双要件的规定具有其现实基础,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且阻碍了小额诉讼的进一步发展。基于此,须对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条件进行重构,由双要件转为单要件,去除案情要件之限制,仅以数额要件为唯一适用标准。去除案情要件之限制并非意味着小额诉讼可以适用于疑难案件,可通过适用案件类型的排除规定、程序转化机制、救济制度发挥案情要件限制小额诉讼适用范围之功效,确保小额诉讼程序适用得妥当。

公诉案件繁简分流机制的理论与实践

公诉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是检察改革的重要内容。现有制度设计存在诸多不足。四川广安的改革实践,克服了现有制度的不足,超越了各地司法实践。结合国家司法改革要求和现代先进管理理念,应从分流原则、分类标准、办案机构、分流效率和质量、诉讼文书制作、检察机关内部审批程序、不起诉制度、公诉人庭审工作等方面予以全面完善。

认罪认罚制度背景下量刑程序独立化改革之发展趋势

在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背景下,法庭审理重心由定罪转为量刑。量刑成为评判案件质量的关键因素,为独立量刑程序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但目前关于独立量刑程序的理论研究存在滞后现象,未对量刑审理主体的确立及量刑裁决之救济程序进行充分探讨,且未结合当前繁简分流理念对不同案件中量刑程序的独立程度进行合理设定。故应以是否认罪为标准确立差异化的独立量刑程序,结合审判委员会及陪审员制度改革,实现我国量刑与定罪主体之相对分离。并以完善审级制度为基础,构建独立的量刑裁决之救济程序,以实现量刑公正及刑罚轻型化目标。

司法程序效能提升与供应链配置:“繁简分流”改革的证据

本文以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作为自然实验场景,通过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司法程序效能提升如何影响企业的供应链配置决策。研究发现,相较于非试点地区的企业,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地区的企业供应链集中度显著降低。机制分析表明,繁简分流改革使得与供应链相关的诉讼案件审理效率与质量提升,进而促使企业的供应链合约由关系型向市场型转变。进一步分析发现,当改革前企业面临的合约执行成本较高、所在行业利用市场化交易的潜在空间较大、所在城市的社会信任程度较低时,繁简分流改革降低供应链集中度的作用较为明显。总之,本文表明司法程序效能提升有助于企业更加充分地利用市场化交易模式进行供应链配置。

Average-Case Analysis of Algorithms UsingKolmogorov Complexity

Analyzing the average-case complexity of algorithms is a very practical but very difficult problem in computer science. In the past few years I we have demonstrated that Kolmogorov complexity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analyzing the average-case complexity of algorithms. We have developed the incompressibility method. In this paper, several simple examples are used to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power and simplicity of such method. We prove bounds on the average-case number of stacks (queues) required for sorting sequential or parallel Queuesort or Stacksort.

民事诉讼“繁简分流”的概念扩张审思

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是当前司法的重要议题,多年来各界对繁简分流概念的意涵指向与使用目的已悄然改变,规范文件与改革历程中的繁简分流概念的内涵不断丰富。其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执行繁简分流”等在繁简分流理论体系中难以圆融。本质上,繁简分流的原始内涵应为诉讼内程序分流,其根本目的在于司法为民。故而未来改革应匡正概念表述、正视理论误识、纠正行为偏差,促进繁简分流与相关司法改革的良性互动与发展。

民事审判中的非讼事件诉讼化现象及克服

与德日等国家及地区的诉讼事件非讼化趋势相反,我国民事审判中对非讼事件诉讼化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这种现象不仅导致审判成本增加从而严重地浪费审判资源,而且易于使民商法等实体法规范的目的落空。2021年12月底民事诉讼法修改时采取的繁简分流措施,以及理论上提出的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交错适用方案均不能克服这种现象。当下较为有效的措施应当是制定非讼事件程序法,确立非讼程序异于诉讼程序的独立原则和制度,以实现被诉讼化的非讼事件的回归。

认罪认罚从宽的类型化与制度体系的再梳理

"认罪认罚"在实体法、程序法、证据法及恢复性司法等不同的论域中具有不同的理论意涵,具体而言,可区分为四种不同类型的认罪认罚从宽,分别为:刑事实体法层面的认罪答辩、程序简约化层面的认罪答辩、作为证据补强的认罪答辩以及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刑事和解。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事实上将"认罪"作为程序繁简分流的唯一关键要素,而未区分程序面向的认罪认罚从宽和实体面向的认罪认罚从宽。这导致立法、理论与实践出现了不同维度的混同。实践表明,程序面向的认罪认罚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实体面向的认罪认罚作为程序机制意义不大,协商性司法是重要的繁简分流程序机制,但并非唯一,可考虑设立更多类型的特殊程序,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