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代缴税款的逻辑证成与制度构建研究

第三人代缴税款或能化解“先税后证”形成的僵局,或是税收法定下双方合意实现交易目的的结果,在有助于财政目的实现的同时并未影响税收公平分配功能的发挥。由于税款缴纳依其性质可代为履行,第三人代缴税款可以借鉴《民法典》第524条第三人代为清偿的制度和理论,舍去“合法利益”这一构成要件,将大量的代缴税款行为纳入第三人代缴税款规制中。以“目的合适说”构建第三人代缴税款制度,代缴税款后第三人享有“求偿权”而不是“代位权”;代缴税款前后的债权性质从公法性质转为私法性质,从社会功能型转为非社会功能型债权,第三人不享有专属于税务机关的税收优先权。第三人代缴税款制度具有回应税费承担条款争议和衡平纳税人权利之功能。其应在“以纳税人为主、第三人为辅”的纳税人主体意识基础上采用“设定技术”进行税法建构。同时其在民事领域的运用应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论合同履行请求权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时点

与对诉讼时效制度的程序法理解和实体法理解相应,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客观时点的确定方法有权利被侵害与请求权可行使之别,但在各自的理论脉络下两种确定方法的实质均为权利可行使。权利被侵害的确定方法无法适用于合同履行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九条、第六百九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分句采纳了请求权可行使的确定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分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相悖,属于司法解释的败笔。具有行为请求权性质的履行请求权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但代偿请求权具有不当得利的性质,应适用不当得利债权的起算规则。继续履行请求权属于履行请求权的延续,不存在独立的诉讼时效期间。作为次请求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受履行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制,存在自己独立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点。我国民事立法关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点的规定呈现出二元结构,体系化不足。

定牌加工出口下的商标侵权请求权基础探析

定牌加工出口为我国十分重要的产业发展方向,海关系统也对知识产权提供边境执法保护。然而,假使境外委托方并未在我国境内进行商标注册,并且在我国境内却由第三人拥有该商标专用权,则我国境内受托方定牌加工的行为将可能产生侵权疑虑。在平衡境内商标权利人的权利保护及促进定牌加工制造业发展间,应找出一个平衡点,但长期以来,司法裁判观点历经数次变动与海关执法存在一定的逻辑矛盾,使得相关争议一直存在,因此,明确请求权基础才能把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也才能平衡我国加工出口产业的发展及商标权保护。

民事诉讼诉讼标的基础论

诉讼标的是民事诉讼法学中的核心概念与研习难点。应辨析诉讼标的与理论上抽象的民事之诉、当事人具体追求的诉讼请求与对应事实上发生的诉讼程序的诉讼三个概念的差别。围绕诉讼标的的诉讼法问题主要是诉讼标的的概念和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同时诉讼标的理论也与诉的系属、合并、变更和既判力等更具体的理论问题密切相关。实体请求权竞合的情形是适用诉讼标的理论的典型案件,需要了解旧实体法说、诉讼法说和新实体法说这三种代表性学说,其分别以实体法或者诉讼法上的因素作为识别诉讼标的数量的标准,但也都分别存在理论解释不周延或者不清晰的问题。在我国现行法上,司法解释中的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和新的事实的认定是三个关键问题,解决实务问题时也需要考虑配套制度的协同。最后,博智案是近年来最高法院参与处理诉讼标的问题的系列案,其体现了诉讼法说的观点,更值得我们作为进一步观察的样本。

论身份权请求权

身份权请求权是民事权利保护的请求权体系中的一种。现代身份权完全区别于历史上的身份权,具有现代的特质。基于身份权的现代特质,身份权请求权具有独特而必要的法律地位。身份权请求权包括妨害预防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和违反身份权相对效力而产生的身份权请求权,而确定身份权的请求权不属于身份权请求权的内容。身份权请求权在诉讼上表现为给付之诉。

不同所有制企业绩效比较实证分析及其对策建议——以高压开关行业为例

本文以高压开关行业为例,通过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两种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对三种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以研究不同的所有制对企业绩效是否有影响。从理论上分析国有企业绩效较差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与公司成长绩效——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实证研究

文章以深市210家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典型相关分析对国有上市公司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的配置状况与企业成长绩效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传统国有上市公司中,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与成长绩效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相关性并不十分显著,执行董事比例与企业成长绩效负相关,相对而言影响传统企业成长绩效的主要因素是剩余控制权;国有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中,总经理与董事长交叉任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成长绩效高度正相关,影响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绩效的主要因素是剩余索取权。因此,国有传统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重点在于优化董事会结构,适度减少董事会中执行董事的比例;国有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重点在于适当扩大企业经营者参与剩余索取权分享的比例,建立健全股权与股票期权激励机制。

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与公司绩效

通过比较不同形式的合约分析剩余控制权存在条件,探讨特定控制权与剩余控制权之间的转化关系;结合古典边际分析框架考察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与代表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权的边际产出,将剩余控制权收益从公司绩效中分离出来;最后,引入奈特的保险机制研究剩余控制权对应的剩余索取权在公司中的转移特征,并研究公司剩余控制权的定价问题。研究发现:(1)信息不完全与谋取经济利润目的同时存在才可能形成剩余控制权;(2)剩余控制权依赖于特定控制权的界定并在其行使过程中持续向特定控制权转化,并通过委托-代理关系形成完整的剩余控制权转移结构;(3)剩余控制权转移结构决定了公司的人力资本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可通过人力资本在公司生产函数中的边际产出来刻度;(4)由于人力资本的不可质押性,剩余控制权收益一定为正。

试论行政作为请求权

行政作为请求权存在的条件有三:一是行政机关有作为的职责义务;二是请求权人有个人的权益;三是行政机关的作为职责义务涉及到相对人的权益。行政作为请求权的传统理论,即反射利益论、裁量权收缩论、内部规范外化论和法律规范细化论等存在问题与不足。行政作为请求权的理论基础是:政治上的人民主权原则须体现在法律权利上;法律关系理论决定了人是权利的主体;有效监督和权利保护需要行政作为请求权。

论共有物分割之诉的法律属性

共有物分割之诉是基于共有物分割请求权的裁判行使而产生的诉讼,其诉讼标的为具有形成权性质的共有物分割请求权,具体包括请求分割共有物之诉与确定共有物分割方法之诉两种表现形态。共有物分割之诉不属于非讼事件,应定性为诉讼事件,且为形成之诉,而非给付之诉。

“机械表演权”的法源澄清与立法完善——兼论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

在我国学界,对于机械表演权的国内法依据和国际法依据一直存有争论,而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的表演权定义过于宽泛,造成其在控制范围上与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存在交叉重合,正在修订的《著作权法(草案)》3个稿本都未解决此问题,因此建议以"现场性"统辖表演权和放映权,并以此区别于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形成界限分明、简洁易懂和逻辑合理的传播权体系。

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与国有上市公司绩效关系实证研究——基于超额控制与非超额控制视角的分析

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是现代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核心问题。本文将公司治理中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配置纳入终极控制人超额控制的分析框架,以深市A股市场的166家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终极控股股东超额控制与非超额控制下,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结论。研究结果还表明,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偏离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分享比例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

《民法典》背景下民事给付之诉的原理与认定:以给付的内容为核心

给付之诉在《民法典》和民事诉讼中地位突出。给付请求和判决主文可能针对金钱给付,也可能针对特定的作为与不作为行为。给付之诉的审理牵涉请求权和诉讼标的的识别问题,给付内容明确的给付判决通常可以成为执行依据。给付判决在要求债务人给付之外,也包含了对相应给付请求权的确认,但这种确认与对法律关系本身效力的确认不同。停止侵害之诉、产生临时性救济效果的行为保全制度,以及具有类似给付内容、代表我国特色的人格权禁令,都指向对义务人未来行为的禁止,也应当从给付之诉的角度特别关注。根据给付内容是否明确,继续履行判项可能分别构成给付判决和确认合同有效的判决。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有时不易区分,关键在于“给付”与“确认”指向的救济或权利保护形式。探望权诉讼和确认优先受偿权诉讼均在确认之外具有明确的给付要求,应属于给付之诉。虽然确认判决原则上不应具有执行力,但是考虑我国实践需求,可以尝试从判项中解释出给付之诉必备的给付要求。

民法典违约责任规范与请求权基础

整理请求权基础的规范体系是后民法典时代解释论工作的重要议题。在民法典合同编的违约责任规范方面,原给付请求权具有独立意义,其请求权基础可以是典型合同分编的特别规范或当事人之间具体的合同约定;形式上属于违约责任的继续履行请求权,只是原给付请求权在违约阶段的规范表达。违约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是典型合同分编的具体规范或民法典第577条以下的一般规范;第581条的替代履行费用规则属于实体法规范,其要件与第713条第1款第2句有所不同。违约金的请求权基础是当事人的违约金约定,违约定金双倍返还的请求权基础则是第587条第2句后段。基于第468条,合同编通则违约责任的请求权基础规范对非合同债务关系具有体系辐射效应,具体形态依请求权类型之不同而各异。

论企业激励机制与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

企业是要素所有者相互交易产权的方式 ,也是交易过程中一系列契约的联结。现代企业效率是否达到最大化取决于企业制度是否很好地解决了经营者选择和激励两个问题 ,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安排是否对应。所以 ,最优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应该是能较好地解决企业经营者选择和激励问题以使企业效率最大化即企业价值或企业收入最大化的所有权安排。在阐述激励理论基础上 ,探讨激励机制及有效的绩效评价体系的关系及二者的构建 ,期望对企业制度完善、效率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产权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产权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自然人控股的上市公司由于受产权激励的影响,其经营效率与经济效益均优于其他同类公司;在同为自然人控股的上市公司内,企业家控制(特指资本家与企业家合二为一)的企业因"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相对应,更有助于发挥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作用及企业价值的提升。

论劳动报酬请求权与抗辩权

根据劳动给付和劳动报酬给付时间的不同,劳动报酬有预付、后付和期中支付等不同给付方式。当劳动者行使劳动报酬请求权时,雇主不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但是可能享有顺序履行抗辩权。对于同一期次的劳动给付请求,劳动者不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但是雇主未支付前一期次的劳动报酬时,劳动者可以拒绝当期的劳动给付请求;当雇主发生财务困难以致有不能给付劳动报酬之虞时,劳动者应享有不安抗辩权。

论合同履行中的不安抗辩权

不安抗辩权是我国合同法确立的一项全新的合同履行制度,它既借鉴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规定的精华,也吸收了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的合理性。其构成要件有四条,即要有基于同一双务合同产生的具有对价关系的两项债务;合同的履行要有先后顺序;后履行方有不能履行或可能不能履行的法定情形;后履行方不能履行或可能不能履行的法定情形须出现在合同成立后。它的法律效力为中止履行合同,恢复履行或解除合同,但权利人应负有举证责任和通知义务。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不安抗辩权应注意对方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债务履行时的证据收集;注意“合理期限”的界定与适用;注意不安抗辩权与违约责任请求权的竞合。

我国合同法不安抗辩权制度评析

不安抗辩权是我国合同法确立的一项全新的合同履行制度,它既借鉴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规定的精华,也吸收了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的合理性。其构成要件有四条,即:要有基于同一双务合同产生的具有对价关系的两项债务;合同的履行要有先后顺序;后履行方有不能履行或可能不能履行的法定情形;后履行方不能履行或可能不能履行的法定情形须出现在合同成立后。它的法律效力为中止履行合同,恢复履行或解除合同,但权利人应负有举证责任和通知义务。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不安抗辩权应注意对方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债务履行时的证据收集;注意"合理期限"的界定与适用;注意不安抗辩权与违约责任请求权的竞合。

论附随义务之违反与强制履行请求权的适用

附随义务是随着合同关系发展产生的,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法理依据的义务。依传统理论,附随义务之违反不能适用强制履行请求权。通过理论和案例分析,附随义务在符合强制履行请求权适用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强制履行。首先,通过分析我国法律对强制履行的规定可以得出,强制履行的前提是有违约行为,且债务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可以继续履行并适于强制执行。其次,附随义务之违反属于债务不履行的违约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存在事实上或法律上的履行不能,且附随义务的强制履行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强制方法。再次,通过对违反各类型附随义务的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各类型附随义务之违反均有适用强制履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