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水分调控对沿黄灌区向日葵水分利用影响研究

为探究达拉特旗黄河南岸灌区向日葵根系吸水来源及其利用策略,通过测定达拉特旗黄河南岸灌区向日葵木质部水及其各种潜在水源(降水、土壤水和地下水)的氢氧同位素组成(δD和δ18O),利用直接对比法和MixSIAR模型研究对比不同灌溉制度下向日葵不同生育期水分来源及各水源利用差异。结果表明,向日葵在苗期、拔节期、灌浆期和成熟期的吸水深度分别在0~30、0~50、0~70和30~90 cm土层。不同灌溉量下,向日葵的主要吸水层具有一定的差异。0~10、10~30、30~50、50~70、70~90 cm深度土壤水和地下水对向日葵平均贡献比例分别为22.17%、17.99%、18.74%、14.68%、15.97%和10.45%。通过相关性分析,50 cm以下土层水分贡献对产量提高有利,0~10 cm土壤水、30~50 cm土壤水和地下水利用对灌溉水利用效率具有正相关关系。设置灌溉定额为187.5 mm时能显著提高产量,灌溉定额为100 mm时,能显著提升灌溉水利用效率。

拟制亲属与家观念延续:以红河南岸哈尼族为例

拟制亲属关系是很多西南民族实现家与社会延续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拟制血亲来确认本家与被认对象之间的亲缘关系,继而实现家观念的延续以及地方社会整合。红河南岸哈尼族选择拟制血亲的内生动力在于:本家父子连名制度的延续、土地房屋等物质财富、房屋守护神祇灵力、祖先灵力的继承以及完成仪式上的道德义务与责任。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运营——以滇池南岸美丽乡村为个案

创建“美丽乡村”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进而为新发展阶段乡村建设建什么、怎么建等问题指明了方向。然而,当前云南“美丽乡村”建设依然存在诸多不足。本文基于滇池沿岸晋宁区4个村落美丽乡村建设实地调研资料,深入分析建设过程中项目规划、项目运营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旨在为推动滇池沿岸美丽乡村项目建设与项目运营提供改进思路与政策参考。

基于卫星重力异常的南海南部中生界反演

已有钻井以及地震资料揭示南海南部海域广泛发育中生代地层。为了进一步了解南海南部中生代地层的分布特征及油气地质意义,本文利用最新的卫星重力数据反演中生界的深度和厚度。首先,采用重力场正演技术消除海水的影响,获得南海南部布格重力异常。其次,为了消除新生代沉积层的影响,将新生代沉积层划分为0~3、3~6、6~10 km 3层,并根据前人在南海获得的密度与深度的关系,采用变密度Parker正演方法计算新生代沉积层产生的重力影响,并将其从布格重力异常中减去,从而获得前新生代重力异常。在此基础上,采用小波多尺度分解技术,消除深部莫霍面以及局部岩体重力的影响,从而计算得到反映中生界的重力异常。最后采用三维Parker变密度界面快速反演技术获得南海南部中生界深度和厚度。反演结果与已知中生界钻井具有较好的对应。南海南部地区中生界主要分布在礼乐滩、巴拉望岛北部和万安地区,厚度分布小于9 km,其他大部分地区中生界厚度小于1 km或者不存在中生界。其中中生界在礼乐滩地区最为发育,其次在巴拉望岛北部也广泛发育。结合前人在该区域的油气地质条件研究成果,认为南海南部海域礼乐滩地区中生界具有较好的油气勘探前景。

伊犁萨尔布拉克南岸黄土斜坡稳定性分析

以伊犁霍城县萨尔布拉克南岸斜坡为研究对象,总结环境地质条件,分析斜坡特征,简化基于勘探线剖面的计算模型,运用FLAC软件对H04坡体进行稳定性分析计算。结果显示:在天然工况下,该坡体未形成塑性贯通区;在暴雨或久雨工况下,坡体塑性贯通区形成,规模较小;在暴雨或久雨+地震工况下,坡体塑性贯通区形成,较暴雨工况塑性区范围明显增大,与瑞典条分法计算结果一致。天然工况下坡体为基本稳定状态,在暴雨或久雨工况和暴雨或久雨+地震工况下,坡体易失稳,诱发滑坡。

从相遇到相融:红河南岸多民族共同体实践

红河南岸彝族与哈尼族在交往的社会历史过程中,通过建构族际间仪式共同体方式,实现了两族“相遇到相融”的社会整合。红河南岸绿春三猛乡哈德村寨神、寨神林是彝族与哈尼族所共有,也是彝族与哈尼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更是哈德村的村寨共同体实践的物质基础、情感基石。寨神是哈德村全体村民共同的建寨始祖与图腾崇拜对象,是他们图腾信仰的基础。而寨神、寨神林物权、产权归哈德村民共有,主要表现于哈德村所有村民对祭祀寨神仪式活动具有同等参与权、仪式祭品的分享权、共同分享寨神灵力以及保护寨神林的日常化职责等。通过庄严而肃穆的仪式共餐与热闹的“流动的宴席”互享,维持着哈德村村落共同体。

20世纪初叶红河南岸开发治理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20世纪初,云南建水纳楼普氏土司招募建水、元阳、石屏、曲靖、通海等地汉族向“江外三猛屯方”移民,通过这一举措进一步开发和治理红河南岸地区。作为地方政治精英,纳楼普氏土司实施了一系列的“兴边政策”——开街互市、马帮商贸、征收银粮等,同时联合西南民族部酋共同开发和治理“江外三猛屯方”,实现其“以市治边”的政治目的,继而维护西南边疆社会的稳定,保卫祖国领土。因此,红河南岸领土的开拓与守卫过程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伟大祖国的宝贵历史。红河南岸地区各民族百年来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以此实现西南边疆社会稳定。这对当下民族地区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积极意义。

明末清初钱塘江口段摆动对南岸盐场的影响

明末清初,钱塘江口段江道历经了近百年的剧烈摆动,杭州湾地区自然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为研究河口自然环境变迁与传统盐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良好契机。本文依据地方志书以及其他相关史料,还原该时期内钱塘江口段江道摆动的具体过程,以及在此影响下杭州湾南岸地区盐业生产规模及生产区域的相应变化。研究发现,在江道变迁的背景下,盐业生产受滩涂反复滩涨的影响,以曹娥江为界形成了空间差异,西部受江流摆动影响更大,生产区域及规模变化复杂且无序,东部的生产规模在滩涂面积稳定扩大的影响下呈持续增长趋势。

灌区洪水入泄对干渠水力特性影响试验研究

为研究小浪底南岸灌区工程外洪入泄时对干渠水力特征影响,采用物理模型试验方法开展单、双侧入泄时水力特性分析。双侧入泄下干渠流速高于单侧,且稳定性也较高;当入泄流量愈高,则流速水平愈大,单、双侧入泄方式下干渠平均流速随每梯次入泄量分别增长20.6%、28.6%。同一种流量工况下,两种入泄方式下干渠压强变化特征呈一致,仅存在压强量值与峰、谷压强断面差异。泄流量愈高,压强愈大。泥沙淤积厚度在同种入泄方式下具有变化一致性,单、双侧分别呈递减、先增后减变化,且后者淤积厚度低于前者,两种入泄方式的下游断面淤积厚度均存在较小差幅,可为研究灌区工程输水干渠的防洪与调水管理提供参考。

城市景观廊道营造探析--以西安渭河南岸绿带(一期)绿化项目为例

廊道空间是具有线性特征的地貌及其周边环境形成的城市空间。它不仅是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构成元素,也是融合自然、文化、景观的重要载体。河流廊道是自然廊道类型的一种,可以形成多种丰富的自然生境群落。渭河作为西安的母亲河,滋养了华夏文明发祥地--关中平原,见证了长安十三朝古都的兴衰变迁。通过对景观廊道的概念及设计原则进行探究,并结合西安渭河廊道的自然、人文梳理及西安渭河南岸绿带的规划设计实践来探讨融合自然、文化的景观廊道构建方法。以期为自然文化廊道的规划建设提供借鉴与参考。

宁南黄土丘陵区侵蚀沟不同部位植物多样性与土壤养分

[目的]探明宁南黄土丘陵区侵蚀沟不同部位植物多样性与土壤养分的关系,为侵蚀沟的水土保持及防护提供依据。[方法]以宁夏彭阳县玉洼流域3个稳定侵蚀沟的沟头、沟床、沟岸为对象,通过野外植被调查,同时采集0—10,10—25,25—40,40—55,55—70 cm土样,在室内测定土壤有机碳、土壤全氮、土壤全磷含量,分析了侵蚀沟不同部位(沟头、沟床、沟岸)的植物多样性及土壤养分特征。[结果]侵蚀沟沟头植物隶属3科6属,禾本科4属4种,伞形科和豆科各1属1种;沟床植物隶属5科12属,禾本科4属4种,菊科5属5种,豆科、茜草科和伞形科各1属1种;沟岸植物隶属3科7属,禾本科4属4种,豆科2属2种,伞形科1属1种。侵蚀沟各部位植物种数表现为:沟床>沟岸>沟头,均以禾本科植物为主。生活型上,各部位均以多年生草本植物搭配一、二年生草本植物为主。侵蚀沟的地上生物量、Shannon-Wiener指数、Patrick指数和Margalef指数均表现为:沟床>沟岸>沟头;Simpson指数表现为:沟头>沟床>沟岸;Pielou指数表现为:沟头>沟岸>沟床。侵蚀沟各部位平均土壤有机质、土壤全磷和土壤全氮含量均表现为:沟床>沟岸>沟头,且主要集中在0—10 cm和55—70 cm。侵蚀沟沟头和沟岸的地上生物量与土壤有机碳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与土壤全磷呈显著正相关(p<0.05);侵蚀沟沟床的Shannon-Wiener指数与土壤全磷呈显著负相关(p<0.05),地上生物量与土壤有机碳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结论]侵蚀沟沟头易崩塌且土壤养分条件较差,应配置根系发达、茎干粗壮、耐冲性强的乡土树种,沟床、沟岸养分较高可优先配置碳、氮、磷含量需求较大的草本或灌木。

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贡献及其限度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改变,全球治理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和南南合作的平台,金砖国家通过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构建全球经贸伙伴关系、利用数字防疫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组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并启动紧急贷款援助机制、吸纳新成员,从多个方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实现发展中国家互利共赢。但金砖国家仍然处于非正式合作阶段,缺乏深化合作的长期机制,面临着内部不一致性、机制化障碍和逆全球化思潮等尖锐挑战。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叠加影响,金砖国家应开展新型“金砖+”模式,加强区域中心运作,由侧重经济治理的非正式机制转向政治、经济与卫生治理并重的全方位协调机制。

隋唐洛阳城洛南里坊遗址区的保护展示和开发利用研究

洛南里坊遗址区是隋唐洛阳城重要的里坊遗址分布区,通过梳理洛南里坊遗址区保护展示和开发利用的具体实践,该文阐释了保护利用采取的工作思路,探讨如何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为今后继续做好洛南里坊遗址区的保护利用及形成更多具有较高质量、较高水平的保护展示和开发利用成果提供参考。该文首先分析了洛南里坊遗址区保护展示和开发利用的重要性及必要性;随后从建设公共生态空间、塑立隋唐洛阳城洛南城市格局、开展研学教育、促进服务乡村、推动文旅融合5个方面梳理了保护利用的不同实践;最后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在新时代不断提升保护利用质量的策略。

宁南山区侵蚀沟不同部位土壤理化性质及可蚀性研究

侵蚀沟沟头前进,沟岸扩张,沟床下切严重影响区域粮食生产和环境质量。以宁夏彭阳县玉洼流域3个稳定侵蚀沟的沟头、沟床、沟岸为对象,通过野外调查取样与室内试验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侵蚀沟不同部位(沟头、沟床、沟岸)的土壤理化性质及可蚀性K值,采集0—10,10—25,25—40,40—55,55—70 cm土壤,测定并计算土壤质量含水量(θ)、土壤容重(ρ)、土壤总孔隙度(φ)、土壤黏粒(CLA)、粉粒(SIL)、砂粒(SAN)含量、>0.25 mm水稳性团聚体含量(R 0.25)、土壤平均重量直径(MWD)、土壤几何平均直径(GMD)及土壤有机质(SOM)含量,利用EPIC模型计算土壤可蚀性K值。结果表明:(1)侵蚀沟各部位平均质量含水量、总孔隙度、有机质、粉粒含量、>0.25 mm水稳性团聚体含量、平均重量直径、几何平均直径的大小顺序均为沟床>沟岸>沟头,各部位平均土壤容重、砂粒含量为沟头>沟岸>沟床,平均土壤黏粒含量为沟岸>沟头>沟床,各部位土壤机械组成均为粉粒含量>砂粒含量>黏粒含量;(2)侵蚀沟各部位土壤可蚀性K值在0.0329~0.0395(t·hm^(2)·h)/(MJ·mm·hm^(2)),属于中可蚀性,平均可蚀性K值表现为沟头>沟岸>沟床;(3)侵蚀沟各部位土壤可蚀性K值与土壤粉粒、黏粒含量呈显著负相关,与土壤砂粒、有机质含量、质量含水量呈显著正相关,沟床土壤可蚀性K与R 0.25、MWD、GMD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沟头作为侵蚀沟发育最活跃的部位,通过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粉粒含量来增加团聚体的数量和稳定性,从而降低土壤可蚀性。研究结果可为侵蚀沟生态稳定性及评估提供依据。

中国南方大陆海岸线时空变迁

海岸线变迁对于海岸带生态环境变化乃至全球变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5个时相TM影像的人机交互解译,获取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中国南方大陆海岸线信息,分析了各时段岸线变迁特征及变迁原因。结果表明:(1)中国南方大陆海岸线的长度和分形维度保持相对稳定,但岸线长度存在总体缩短和局部增长的演化趋势。(2)岸线海向推进的岸段占据主要部分,陆向缩退岸线仅发生在少部分岸段。(3)长江口—杭州湾南岸和珠江三角洲两个典型岸段的分析表明中国南方大陆岸线的时空变化速率与强度在不断加强。(4)在1990—2010年期间,引起中国南方大陆海岸线时空变迁的人为因素的作用比自然因素显著,并导致人工岸线比重不断增大,自然岸线比重不断下降。

围垦对长江口南岸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多样性的影响

通过对长江口南岸围垦潮滩和自然潮滩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进行取样调查 ,研究了围垦潮滩的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特征 ,分析了围垦对潮滩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多样性的影响。研究发现 :1围垦使底栖动物群落种类减少 ,种类组成发生变化 ;总趋势是 ,围垦以后 ,甲壳动物种类明显减少 ,由 7种减少到 1种 ;随着围垦时间延长 ,多毛类种类减少 ,由 4种减少到 3种 ,直到最后消失 ;而软体动物和昆虫幼虫种类所占比例则明显增加 ,分别从占总种数的 2 9.41 %、5 .89%增加到 5 0 .0 0 %和 2 5 .0 0 % ;2围垦 1 a且仍受潮水影响的潮滩 ,底栖动物种类丰度虽有降低 ,但其密度和生物量却明显增加 ,分别从 1 3 2 .1 0个 /m2 、3 5 .3 1 g/m2 (湿重 )增加到 2 1 8.3 2个 /m\+2和 79.66g/m2 (湿重 ) ;围垦 2 a且潮水不能进入的潮滩 ,底栖动物生物量大大降低 ,降到 3 .0 2 g/m2 (湿重 ) ;3围垦时间短且仍受潮水影响的潮滩与未围垦的自然潮滩相比 ,其底栖动物多样性降低不明显 ;围垦时间长且潮水不能进入的潮滩 ,底栖动物多样性明显降低 ,反映了围垦导致潮滩湿地生境退化 ;4围垦对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多样性的影响 ,是通过改变潮滩湿地生境中的多种环境因子造成的 ,如潮滩高程、水动力、沉积物特性、植被演替等 ,是各种因子?

郑州沿黄地区养殖鱼类中重金属污染与健康风险评价

为了解沿黄地区养殖鱼类中重金属的污染水平及其存在的健康风险,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质谱法(ICP-MS)和液相色谱-原子荧光光谱法(LC-AFS)测定了该地区鲫鱼(Carassius auratus)、鲤鱼(Cyprinus carpio)、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us)和鲢鱼(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4种常见经济鱼类肌肉中Pb、Cr、Cd、Cu、Zn、Hg(甲基)和As(无机)的含量,并采用污染指数法和目标危害系数法评价了各重金属的污染特征和食用安全健康风险。结果表明,沿黄地区养殖鱼类中7种重金属的检出率都超过60%,且各重金属之间差异显著(P<0.05)。就平均值而言,沿黄地区养殖鱼类中Pb、Cr、Cd、Cu、Zn、Hg和As的质量分数分别为0.266、0.461、0.046、1.185、7.292、0.060和0.074 mg?kg^(-1),表现为Zn>Cu>Cr>Pb>As>Hg>Cd,且Zn和Cu的平均含量远高于其他重金属,但均未超过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在水层空间分布上,各重金属的质量分数总体表现为中下层及底层鱼类高于中上层鱼类。7种重金属中,Cr、Cu、Zn和Hg未发现有超标样品,而Pb、As和Cd虽然有超标样品出现,但超标率均较低,分别为13.53%、12.78%和4.51%。整体而言,沿黄地区养殖鱼类中重金属污染均处于轻污染水平,综合污染程度表现为草鱼>鲫鱼>鲤鱼>鲢鱼。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日常食用沿黄地区养殖鱼类,重金属暴露的健康风险较低,但As、Hg和Cr对复合重金属目标危害系数的贡献率达到78.29%,是主要风险元素,其污染来源及有效防治值得进一步研究。

基于GIS-Logistic耦合模型的杭州湾南岸景观演变驱动力分析

海岸带地区景观演变的驱动力研究是区域内在演化规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指导合理利用景观,控制人工景观规模,保护生态环境等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杭州湾南岸的沿海乡镇区域为研究对象,在利用GIS及相关的数理统计软件分析杭州湾滨海平原区2000~2010年来景观演化时空变化特征的基础上,运用GIS-Logistic的耦合模型从空间角度深入分析了杭州湾沿海乡镇重要景观演化的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近10 a来,耕地、海域等自然景观类型呈现出不断减少的趋势,建设用地、养殖用地等景观类型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在以乡镇为单位的中小尺度研究中,纯自然驱动因素（如气候、降水等）较人文驱动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弱,而县道等区位因素对于景观类型演变的影响相对较为明显,表征经济发展的人口、工业水平、工业产值等对于杭州湾南岸岸段各景观类型的演化具有较强的驱动作用.

郑州黄河南岸养殖鱼类肌肉中重金属残留特征

以郑州市黄河南岸养殖鱼类为研究对象,分别在巩义、荥阳、惠济和中牟4个渔场内采集鲫鱼、鲤鱼、草鱼和鲢鱼肌肉样品133个,用ICP-MS和LC-AFS方法对Pb、Cr、Cd、Cu、Zn、Hg和As的残留进行了测定,在分析了重金属残留水平的基础上,通过目标危害系数法评估了鱼类的食用安全健康风险.结果表明,郑州黄河南岸4种养殖鱼类肌肉中Pb、Cr、Cd、Cu、Zn、Hg和As的残留均有检出,但仅有Pb、As和Cd 3种元素存在超标样品,超标率分别为13.53%、12.78%和4.51%.7种重金属元素的变异系数在0.13~0.37之间,属中等变异强度,其中以Hg的变异强度最大.Pb、Cr、Cd、Cu、Zn、Hg和As的平均残留水平差异明显,从高到低依次为Zn>Cu>Cr>Pb>As>Hg>Cd,均未超过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不同鱼类的重金属残留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总体来说鲫鱼和草鱼高于鲤鱼和鲢鱼.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养殖鱼类肌肉中7种重金属元素的残留具有相似的来源,并可能以饲料、药物等人为来源为主.健康风险评估表明,儿童面临的鱼类重金属膳食摄入健康风险要高于成人,但日常食用郑州市黄河南岸地区养殖鱼类,重金属对当地居民造成的健康风险并不明显.在7种重金属元素中,As、Hg和Cr是主要风险元素,其污染积累特征及有效防控值得进一步研究.

太湖南岸桑基鱼塘的起源与演变

桑基鱼塘是中国传统生态农业的典型代表,其形成与演变具有特定历史条件和驱动因素。先通过分析对照发现,太湖南岸地区在春秋末期(距今约2 500年)已经具备桑基鱼塘形成的必要条件,然后基于古代人口数据变化推断桑基鱼塘的形成或引入应不晚于唐朝中后期。历史上桑、蚕、鱼、羊等产业发展及其他相关资料反映,太湖南岸桑基鱼塘经唐宋元时期逐步完善,兴盛于明清时期,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萎缩。分析认为,自然条件、水利建设、政治需求、农业政策、人口增加、技术进步、经济体制与市场环境等是推动太湖南岸桑基鱼塘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