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民国时期茶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研究

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人民“恃茶”行为的生成,与茶对身体的保健疗救作用密不可分,这种身体的习惯是唐代以来中原王朝以“茶”羁縻诸番的基础,亦是民间茶马贸易由来已久的重要成因。明清民国时期,一方面,“茶”以其特殊的物质及精神内涵被上层阶级塑造成不可或缺之物和代表上流生活的文化意象,引起了民间的追慕和效仿。统治阶级便以茶为契机,较为委婉与和缓地实施其政治与经济上的羁縻意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权力直接席卷而来时带来的激烈冲突,有利于加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间的交流与发展;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又依据身体及日常生活的需要对茶的使用与传播进行了改造与扩展,进一步丰富了茶文化的精神内涵。

明初边疆治理的权威政治:“以茶羁縻”与“茶叶反腐”——以欧阳伦贩私茶事件为讨论中心

以茶羁縻和茶叶反腐在明洪武年间都受到高度重视,明廷也采取了多维度措施以保证二者的有效实施,对明代中后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欧阳伦贩私茶事件”进一步揭示出洪武年间以茶羁縻与茶叶反腐关系中的一种吊诡现象,促使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权威统治的深层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的边疆治理中,如果缺乏系统的、法制化的有效运行机制,皇帝的个人魅力与忧患意识并无法真正有效解决腐败和治理的风险性问题。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差异对我国茶叶出口RCEP成员国的贸易效率影响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目前,茶叶外贸面临着来自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挑战,以农药最大残留限量(MRLs)标准差异为切入点,构建异质性贸易指数(HIT)量化各国农药MRLs的具体差异,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农药MRLs标准差异对我国茶叶出口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国家的贸易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与RCEP成员国的农药MRLs标准存在差异,但总体呈缩小的趋势。中国与RCEP成员国的农药MRLs标准的负面差异会导致中国出口茶叶的贸易效率降低;抑制作用路径表现为显著降低了茶叶出口额和出口单价。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农药MRLs标准体系,使之与国际标准接轨,推动RCEP区域内国家间的标准互认,减小贸易壁垒的不利影响。

中国茶叶出口上合组织国家之贸易效率及潜力

本文在阐述中国茶叶出口上合组织国家现状的基础上,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法探析中国茶叶出口上合组织国家贸易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探究其贸易潜力和拓展空间。结果表明:2007-2021年中国茶叶出口上合组织国家贸易效率有所提升,但各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贸易效率最高的是俄罗斯,其他成员国均处于0.5以下,贸易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中国茶叶产量、上合组织国家的人均GDP和人口规模与中国茶叶出口呈现正相关,中国的人口规模、共同边界与中国茶叶出口显著负相关;共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加入上海合作组织、货币自由度以及孔子学院的设立有效促进了贸易效率的提升,而金融自由度起到阻碍作用,中欧班列开通的作用不显著。最后提出应积极加快上合组织建设,推动双边茶叶贸易便利化程度,加强设施联通,深入宣传中国茶文化,促进茶产业转型升级等建议。

清初至民国时期的四川边茶贸易及运输

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和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之间的雅安、名山、天全、荥经、邛崃、灌县、崇庆、平武等县,是销藏茶叶的重要产地。自宋代茶马贸易重心从西北南移到四川以来,四川边茶的产量不断增长。但限于川藏间道路的险峻遥远,以及奔腾汹涌的大渡河的阻隔,川边茶的贸易一直圉于大渡河以西的雅、黎、碉门、岩州一带,均为藏民前来买茶而后运往藏地销售。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西炉之役"后,清政府将雅砻江以东地区纳入直接统治之下,特别是1702年泸定桥的修建,打通了雅安至打箭炉(康定)的通道,作为川边茶贸易重要集散地的打箭炉也由此兴盛。自1700年清兵占领打箭炉至1950年代初雅安到康定的公路开通,开启了汉藏结合的茶叶运输历史,即由汉人背夫自雅安背茶到打箭炉,再经打箭炉由藏人用骡牛驮茶入藏的,长达250年之久的藏茶之路新历程。

贫困山区农户茶叶生产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湖北省382份茶叶种植户调研数据,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一步估计”法分析贫困山区农户茶叶生产技术效率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户茶叶种植存在较大改进空间;样本户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剩余;茶园的海拔、树龄、茶农是否加入合作社、种植面积、户主是否受过种茶培训等因素对农户茶叶生产技术效率有重要影响。因此,提出紧抓乡村振兴战略机遇,推动贫困山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建立茶产业“三项补贴”,改善茶园基础设施条件;优化茶叶种植布局,提高合作社服务水平;成立茶产业发展基金,加快培育职业茶农,以提高贫困山区农户茶叶生产技术效率。

边疆治理的多维逻辑:“以茶羁縻”的历史进程与启示

“羁縻”是中国传统社会边疆治理的一个重要概念。以前对羁縻的理解过于强调军事、政治影响和经济上的抚慰,忽视了文化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以茶羁縻”的历史进程展示了茶叶贸易、文化元素融入羁縻政策的特征。以茶羁縻的运用既是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构成一种官方与民间相结合的流动的贸易体系和文化体系。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以茶羁縻可以划分出五个阶段:发端、快速发展、巩固与完备、维持推进、功能减弱至转化。在边疆治理中,政治、经济、文化的结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不断巩固的重要基础和深刻体现。

茶农生产性投资的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福建安溪为例

以福建省安溪县茶农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估计样本茶农投资的技术效率,并分析技术效率的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茶农从事茶叶生产加工的时间、茶农从事茶叶生产加工的时间的平方项、茶农户主的受教育年限这3个解释变量对于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而茶农户主年龄、茶农主栽品种、是否接受过培训、茶农茶叶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茶农家庭拥有的茶园面积、村庄所在地类型虚变量与技术效率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茶农家庭拥有的茶园面积的平方项、地区差异则对技术效率产生负向影响。

安化黑茶产业发展历史、现状与趋势

黑茶是我国六大茶类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近十多年来,我国黑茶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湖南“安化黑茶”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茶叶十大区域公用品牌。文章从茶马交易与黑茶起源、边销茶与黑茶发展、湖南黑茶发展简史、安化黑茶创制历史、安化紧压黑茶试制历程、安化黑茶与边销茶发展、计划定点与湖南边销黑茶生产、安化黑茶产业的品牌化发展几个方面,简要阐述安化黑茶产业的发展历程,并指出了安化黑茶未来的发展趋势。

茶文化在边疆发展的多重意蕴与启示--以南疆茶文化为例

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历史悠久,对社会经济影响非常深远。在边疆地区的发展中,茶与茶文化全面融入边疆生活并扮演特别角色,渗入边疆社会各个方面,起到独特作用。本文多角度梳理边疆茶文化的发展,揭示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对发掘新时代茶的生命力与内在价值,赓续茶文化优秀传统要素,拓展茶文化功能与内涵,有着很大的启示意义。

“熬茶”:构建清王朝治理边疆的权力文化网络

熬茶是清朝统治时期,发生于西藏地方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它与宗教、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清王朝利用熬茶维持和巩固对西藏地方和蒙古诸部等边疆区域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于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四个维度的权力文化网络中。1840年后,尤其进入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晚清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熬茶形成的权力文化网络无法避免传统的边疆治理方式而走向坍塌。

西北少数民族茶饮的文化探究——基于与中原茶文化的明显差异和深层关联

本文通过对中原茶文化与西北少数民族茶饮特点的对比分析,发现西北少数民族茶文化重养生健体之用而轻性情审美,重浓香味厚而轻清纯淡雅,与崇尚茶的品饮和回味,以茶的品味体现人的个性和品位,及通过品茶感悟以彰显人生境界的中原茶文化存在巨大反差。少数民族将砖茶与奶、茶与花的混合并加以煎煮的茶饮方式,不仅是中国古老茶饮习惯的传承,也体现了茶饮对各民族间的文化碰撞和融合的文化映射。

福建省茶叶企业的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对福建省250家茶叶企业的问卷调查为基础,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福建省茶叶企业的技术效率,并分析技术效率的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茶叶企业的成立时间、是否出口以及茶叶负责人茶叶行业管理工作的年限对茶叶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茶叶企业所拥有的基地面积、茶叶的品牌级别、茶叶企业负责人的年龄及受教育程度、茶叶企业员工接受培训对茶叶企业技术效率有较为显著的正影响。

中国茶叶出口的影响因素与贸易效率--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运用37个代表性国家和地区2001—2017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茶叶出口的影响因素与贸易效率。结果显示,我国茶叶出口贸易效率呈现随时间递增的趋势,但是总体上我国茶叶出口效率处于较低水平,且呈现区域不平衡,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贸易效率相对较高,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茶叶贸易效率比较低;我国茶叶出口效率无法完全实现主要是由于技术效率损失;国内供给增加、进口市场容量扩大以及贸易成本降低均对茶叶贸易效率有促进作用;进口市场营商环境改善一定程度上能够抵消贸易非效率的影响,提升我国茶叶出口效率;自由贸易协定对于我国茶叶出口尚未发挥作用。

不同规模茶农生产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浙江省是茶叶种植大省,提高茶业产量和生产技术效率对茶农收入的增长至关重要。采用SFA模型分析法对浙江省不同茶叶种植规模以及对应的生产技术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茶叶种植规模与技术效率呈"倒U型"关系,说明茶叶生产技术效率随着种植规模的变化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若不考虑技术无效率的影响,会使平均产出增加14.79%。(2)不同种植规模下的生产技术效率存在差异,中等种植规模的生产技术效率最高。(3)不同影响因素对不同种植规模的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不同。小规模中,从事茶叶种植年限、是否加入合作社会对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中等规模中,茶园面积、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大学毕业生等会对技术效率产生阻碍作用;大规模中,茶园面积、是否加入合作社等会对技术效率产生阻碍作用。

明代茶马贸易与边政探析

明代茶资源占有的不均衡性对茶马贸易双方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考察明政府对茶马贸易的管理措施及茶马比价的变动等茶马贸易实务内容,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明政府在茶马贸易中以相当务实和负责的态度管理茶马贸易,并以此来控制西部诸少数民族,贯彻其怀柔羁縻的边疆政策。

论茶马古道上的民族茶文化交流与和谐之美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文化的支撑。兴于唐宋的茶马古道遍布云南全境,成为中原内地联结西南边疆的文化走廊,是茶促进了多元民族文化在边疆的传播,各民族茶礼、茶俗、茶艺、茶道中的传统美德对历史上边疆和谐民族关系及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茶文化与云南民族关系及边疆和谐发展

茶文化对云南边疆各民族关系和社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如对民族经济及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对民族文化交流的影响及对民族关系及和谐社会的影响等都十分突出。通过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挖掘和探索民族茶文化内涵中的优秀文化传统,通过对各民族在茶文化中的民族关系和文化交流的探讨,以科学的发展观来推动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可以为今天的云南边疆和谐社会建设有所裨益。

从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看云南茶业近代化转型

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个成立于全面抗战时期,以南京国民政府、云南省政府为主导的现代化机器制茶企业。与传统茶商、茶庄相比较,该公司实力雄厚,并在生产、销售、组织与经营等多个层面实现创新与发展,促进了云南茶业向近代化转型。同时,近代茶业经济作为云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嬗变也能侧面反映出云南边疆经济近代化发展具有政府主导性、艰难性的特点。

京北商贸与万里茶道——基于记事碑的统计分析

对京北昌平城、南口城、榆林堡等三地碑刻研究,尤其是碑阴的统计分析发现: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以后,晋翼布商在昌平城捐修庙宇比此前前清83年间更加活跃,捐修间隔时间更短,捐修频率更高;1782年南口城晋商的人(号)均捐款额比82年前昌平城晋商增长250%,翻了一番多,说明晋翼布商的经营效益保持了持续较快增长的趋势;1789年榆林堡布行在前11大行业中总体经济实力最强,捐修庙宇贡献最大。这与俄国专家特鲁谢维奇所述俄国1727年棉布进口量超过了丝绸,其价值占总进口额的39%,“从18世纪40年代起棉布成为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存在契合度。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晋翼布商生意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经济实力参与公益事业。经实地碑刻考证证实和商业逻辑推论分析,18世纪万里茶道北京段和万里茶道京张商路真实存在,18世纪万里茶道京恰商路可以完整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