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研究视域下瑶族传统音乐的“海传陆播”研究

瑶族传统音乐的“海传陆播”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一个缩影,它与该研究课题5个研究方向中的“境侧、路带、环海、海丝”4个方向均有关联,集中体现了这一研究课题所具有的文化多样性、内容丰富性和多层社会性等特点。在区域国别研究和“一带一路”文化倡议视域下从事该课题研究除了有助于我们去进行本学科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志研究之外,对于我们基于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目的,去进一步开展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国家艺术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交融也有明显的意义和作用。

由乐制转向礼制: 南北郊制度建构的学理来源

南北郊及郊祀制度原本源于乐制,在西汉进入礼制。冬至日大纵乐五日于南郊,以乐之六变风物而礼天神;夏至日大纵乐五日于北郊,以乐之八变风山川而祀地祇,由此形成了以音乐和顺阴阳的校乐、作乐及合乐制度。四时郊气各以乐舞相配,西汉亦转化为郊五帝的礼制。汉武帝在冬至日郊祀太一,即是杂采旧制而自为之。汉儒旧说见诸纬书,王莽托古改制,设南北郊以郊五帝,为汉确立了郊祀制度,其日渐重礼义而轻乐义,故后世多以礼制论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美学的对冲与互补——以阮籍和嵇康音乐思想为例

阮籍、嵇康作为“竹林七贤”的重要人物,其音乐思想作为魏晋时期的音乐典范具有众多类似之处,他们的音乐思想均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但二者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从二人对音乐的教化功能、音乐观等方面对二人音乐思想进行探讨,展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审美偏向与其中的内在思想。

汉剧曲牌音乐对南北曲的继承与发展

汉剧是中国板腔体戏曲皮黄声腔的代表性剧种之一,同时也深受古代南北戏曲曲牌体音乐的滋养。依循传统曲学方法对汉剧曲牌进行分析,可知其与宋元明以来的南北曲词式、乐式有不可忽视的紧密联系,末句腔式的一脉相沿亦是对南北曲“定板”传统的坚守。汉剧曲牌音乐投射出戏曲由曲牌体结构体制转向板腔体结构的过程,受南北曲音乐传统的影响,皮黄腔实现了南、北戏曲音乐风格的深度融合。

沈乘麐的《韵学骊珠》和曲韵理论

沈乘麐精于度曲,因此,他的《韵学骊珠》专为度曲演唱而作:一是在每一韵目后标明收音方式;二是小韵前皆注明发声部位和出音方式,在同一声调内的小韵还按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音分为七类,每一类又分为22种不同的出音方式。这给度曲者提供了具体的借鉴和指导,从而有助于唱准字声。《韵学骊珠》合南北曲韵于一谱,以南曲韵谱为主,依据南方语音的特征,在韵谱框架和编排体例上,对《中原音韵》作出了调整。沈乘麐的发声理论用古代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音之名代替喉、牙、舌、齿、唇五个发音部位,不仅涵盖了整个七声音阶,而且对出音方式的描述更为具体,也更加有利于度曲者掌握。

文本中的声音景观——再思南宋都城临安的音乐文化研究

在现当代语境中,“南宋都城临安的音乐文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受西方“新史学”“全球史”的转向趋势所致,中国学界对于南宋城市音乐文化的讨论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将“声音景观”理论的三种声音分类模式(“基调音”“信号音”“标识音”)作为思考框架与叙事策略,同时重思南宋都城临安音乐研究的现状与问题,通过书斋为主体的“音乐文本田野工作”,以视觉的角度来聆听“文本中的声音景观”。

皖南民歌“慢赶牛”音乐文化特色及传承

传统民歌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古老的艺术表现形式,民歌在历史的传承中有着悠久的文化积淀,是对各地区各民族民间特色与风土人情的展现。皖南民歌最早起源于安徽地区,皖南民歌作为地域文化的象征,具有十分鲜明的地域特点,在民族音乐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慢赶牛”音乐是皖南民歌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具有极强的地方特色魅力,集皖南民歌特点于一体。“慢赶牛”的音乐文化特点突出,在新时期的文化交流背景下,加快皖南民歌的音乐传承与保护,确保民歌文化可以持续创新,推动民歌多种形式的传承发展。

沈璟《南曲全谱》百年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沈璟《南曲全谱》作为明清戏曲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曲谱之一,集中体现了20世纪以来曲谱在实用性衰颓之后所经历的研究路径:从文献价值的彰显,转向编修特色的考述、理论价值的发掘及与戏曲史关系的考索,逐渐地内化、深化和细化。这与百年来戏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南曲全谱》的现有研究,体现出曲谱作为传统曲学批评综合形态所具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也呼吁着曲谱研究思路的转变与范式的创新。

从“台湾汉唐乐府”看南音古乐的新发展

台湾汉唐乐府在台湾成立二十余年,以演奏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南音并结合传统舞蹈梨园戏为主要演出形式,享誉海内外。本文分析了台湾汉唐乐府如何在古南音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从而再造传统,大获成功,希望对我国传统音乐的传承有所启迪。

元代杂剧南移寻踪

中国的南戏、杂剧大约在公元 1 1 90年 (宋光宗绍熙元年、金章宗明昌元年 )以后 ,逐步演变为较为完整的戏剧形式。当时 ,由于多个政权并存 ,处于南北分治的局面。元统一全国后 ,杂剧开始南移。文章通过对元杂剧四大家与杭州关系的寻绎 ,考察杂剧南移的过程 。

“民族传统体育+音乐”的发展路径——以岭南传统体育项目“南狮”为例

岭南作为最早的改革开放地区,是我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要口岸。岭南文化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主流文化。"南狮"是岭南文化的一块明珠,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它也存在运动形式与文化内涵缺乏有机整合、内化和外化间的不平衡、内涵过于单薄、现代化进程缓慢的问题。坚持构建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认同,坚持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进程,坚持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元化发展,从而推进"南狮"与音乐有机结合、"南狮"运动艺术化、"南狮"与更多文学艺术形式结合等路径,使"南狮"体现岭南文化特质、中国文化特色、新时代特征,走上内涵更加丰富、形象更加丰满、道路更加宽阔的发展道路。

皖南地区音乐非遗的表现形态与艺术特征

皖南地区历来是一个音乐文化浓厚的区域,皖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久远,音乐形态独特优美,具有典型的江南音乐特征。该地区的音乐又深受佛教、道教文化与音乐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对松阳高腔之源的初步梳理

松阳高腔是古老稀有的戏曲剧种之一。松阳高腔是继承南戏的传统、吸收并融化了当地的民间音乐并揉合了道教音乐而逐渐衍变为戏曲音乐的。

基于数字技术的闽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活态传承研究

进入二十一世纪,数字技术以其存储方便和传播迅速的诸多优势被广泛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交流和展示工作中,以往单一的文字记录正逐步转向文、影、音、图的立体化数字媒体记录。然而,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作才刚刚起步,仍然受限于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探讨数字技术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优势,进而思考如何利用数字技术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气韵生动与魏晋南北朝乐舞

“气韵生动”是南朝谢赫提出的关于中国古典绘画的审美理想。魏晋南北朝乐舞艺术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审美理想。从许多具体的乐舞作品来看,魏晋南北朝乐舞艺术既有生动传神的艺术形象,鲜明优美的节奏韵律感,又充满着艺术家内在气质与外在造型表现浑然一体的气象,并倾向于柔美灵动。任情适性的美学风格。

乐舞所见之南朝社会风气——兼论南朝社会风气的成因

南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昌盛的时代。由于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政治局势、文化背景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了南朝尚歌舞、开放、浮华柔靡、惟我惟情的社会风气。南朝时代十分发达的乐舞,则折射出了南朝士民之言行作风、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

南宋乐舞艺术现代复建研究

宋代乐舞文化呈现着崇雅复古、推陈出新与综合多元等发展特征,乐舞艺术的宽口径、多渠道传播推动了乐舞文化的繁荣发展。在史料文献考据、文物资料考据和遗存"活化石"考据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尝试进行南宋乐舞的复制及中国传统乐舞文化体系的重建。

台湾早期闽南语流行歌的历史流变及其审美意蕴

台湾闽南语流行歌的歌词从日据时期的初创期开始,就从未能够脱离开汉文言与国语(白话)的影响,这些歌词大多是文言诗歌的旧体形式(如对偶、押韵、长短句)与新文化新思想的结合体,并且大都采用文言、国语(白话)与方言语汇的交杂并用的书写方式。台湾早期的闽南语流行歌对此后台湾文坛的歌词创作有着持续的影响。据此可看出作为中华区域文学的台湾方言文学之源流。

南朝时代中原旧曲的“新声化”现象

南朝时代,以相和歌为代表的中原旧曲和南方新声—吴声、西曲在共存中实现着新、旧递嬗,在此种音乐背景下,旧曲显示出"新声化"趋向。音乐的"新声化"包括曲调和体式的新变,曲辞的"新声化"主要反映为曲辞内容的艳情化。中原旧曲"新声化"在乐府史上的意义体现在:延续了中原旧曲的艺术生命力;丰富了乐府诗的创作方式;显示了音乐在乐府艺术中的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