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及表现

介绍了唐朝经济重心南移原因,探讨了唐朝经济重心南移的表现。

江南文化诗学研究笔谈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 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 -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南行诗,苏轼诗歌思想艺术灵蕴的发轫

七十八首南行诗是苏轼的早期作品。相对苏诗整体成就而言,南行诗尚显不够成熟,但对苏轼诗歌创作的全面观照,却实在不能脱离开南行诗。认真地认识和总结苏轼南行诗创作的经验,对于认识文学创作的本体规律,对于认识内外因条件在一个文学大家成长过程中的决定性或非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也对于认识一个真实而非神化的苏轼,都是大有裨益的。南行诗是苏轼诗歌创作的主要发萌,苏诗的题材特点、情志内容、艺术表现风格等在其南行诗中都可以找到灵蕴的发轫。

管窥“南音”从方位性到乐种性的意义变迁

现代的"南音"是流布在闽、台、港、澳以及东南亚区域的一种传统乐种。但在古代文献的《二十五史》和《十三经》中,它却有另外的意义表述。历史资料显示现代"南音"与历史上淮河流域的"南音"有着一种渊源关系。历史"南音"的方位性通过江浙一带"清商乐"逐步表现出它的乐种性,为现代"南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最终实现了现代"南音"对历史"南音"的继承。

论苏轼文学创作的起萌

一般论者以凤翔诗为苏轼的最早期作品,而笔者认为,苏轼真正意义上的最早期作品应该是其二次出蜀赴京时所作七十八首南行诗。南行诗是苏轼文学创作的主要起萌,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我们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全面观照,实在不能脱离开南行诗来进行。

苏诗思想艺术灵蕴的发轫之作——南行诗

七十八首南行诗是苏轼的早期作品。相对苏诗整体成就而言,南行诗尚显不够成熟,但对苏轼诗歌创作的全面观照,却实在不能脱离开南行诗。认真地认识和总结苏轼南行诗创作的经验,对于认识文学创作的本体规律,对于认识内外因条件在一个文学大家成长过程中的决定性或非决定性的影响,也对于认识一个真实而非神化的苏轼,都是大有裨益的。南行诗是苏轼诗歌创作的主要发萌,苏诗的题材特点、情志内容、艺术表现风格等在其南行诗中都可以找到灵蕴的发轫。

南北文化融合维度下的南下题材影视作品的再解读

中国革命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命运,而且还深刻地改变了个人的命运,促成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和大发展。特别是中国解放战争历史上的战士南下现象,这批南下战士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其思想与情感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由此便演绎出了文化的对抗与贯通、抵牾与融合的历史发展轨迹。南下战士从北方到南方的历程使得其人生场域发生了变化,同时在宏观层面也实现了南北方文化的交融互动,尽管这种融汇的过程较为艰难。从这样的维度加以审视,我们便会发现南下题材影视作品依然还具有无限的表现空间,尤其是当我们将它置于南北文化交汇这一聚焦点上加以透视时,则会对中国革命的文化意义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

西周楚国初封及南迁原因解

楚国初封地，向以为在河南淅川。然考之于周初事迹，此地与周公奔楚不甚合。据一些学者的指认，在淅川西北的商县一带确有叫荆山或楚山的地方，或为楚族最初的聚居地。周公的奔楚、封楚，与楚国最后的南迁，似存在一条暗线，或许能得到认识楚初封地望及南迁原由的新视野。

辉煌的“南岳文化”

南岳自然存在的秀丽远不如她的社会存在、历史存在的辉煌 ,她积淀下几千年的历史人文 ,代表着一种深厚的文化。湖湘文化的起点在南岳 ,鼎盛期也在南岳 ,因此南岳文化内容比起湖湘文化来要宽得多。此外 ,她还有道教文化、佛教文化 ,特别是禅宗文化、荆楚的俗文化等等。中国历史上的四次南渡是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明代潮州文学述略

宋代以降,儒家主流思想文化重心逐渐南移,政治、经济之轴心也逐渐南移。地处岭东的潮州,正是凭借着中原儒家思想文化南移之风,直接接受封建文明的浸染,使自身的封建文明进程发展至繁荣之巅峰。历经元末明初的社会动荡之后,明代潮州的经济文化终于迎来了难得之发展机遇。外来移民之入潮,带动了潮州本地农业之发展,促进了工商业经济的繁荣,国家政权控制之加强,推进了官师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学校教育和科举之进步,催生了士大夫阶层的形成与逐步壮大;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长期的互相渗透与融合,宗教信仰的多元,共同推进了潮州地域文化之发展与定型。明代之潮州文学,正是在这种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滋润土壤中得到孵化与茁长,从而得以长足发展。

人口迁移流动视角下的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评《文学与地域文化变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人的到来也影响和塑造着一方水土的文化面貌。人的迁移成为一个时期文学现象和地域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文学与地域文化变迁》一书以“变迁”“变动”为主题,系统考察了人口迁移流动对一时之文学、一地之文化产生的影响,视角全新,解剖深刻,是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

解析宋代“道南”理学家的武夷山水观

以宋代“道南”理学的传承法脉为线索,“道南”源于北宋理学奠基人程颢,二程一脉的“道南”先贤游酢、杨时、刘子翚在武夷山发扬理学,刘子翚的学术思想曾给少年时期的朱熹深刻的影响;南宋理学家朱熹在武夷山设帐授徒,使之成为我国东南文化的中心,被誉为“道南理窟”;朱熹理学之后传蔡元定、蔡沈、欧阳祖光等,理学得以继续发扬光大。“道南”理学家们在武夷山求学问道、著书立说、传道授业,饱含武夷情结,借诗喻理、歌咏抒情,为武夷山注入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突厥的叛乱与安北都护府南迁

后东突厥汗国的建立是单于都护府治下突厥分裂势力直接付诸行动的历史产物,与唐王朝的内忧外患和羁縻府州制的局限性有直接的联系。后东突厥汗国对漠北的占领迫使安北都护府南迁同城,改变了唐代北部边疆两大都护府的布局及性质。

周恩来对日本南进战略的认识与香港秘密大营救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图谋接连遭遇失败,于是转而锐意南进,谋求侵占南亚、东南亚地区。香港是其南进战略的重要一环。这对在香港进行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和统一战线活动的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的生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周恩来时刻关注日本南进战略动向,深入分析研究,制定应变措施,指示香港党组织未雨绸缪,早作准备。香港沦陷后,他成功指挥了一场秘密大营救,将这些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悉数撤离香港,安全转移至大后方。这次行动部署及时周密,各方联动,并取得重大胜利,其中周恩来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领导作用。秘密大营救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粤港党组织的壮大及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