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空间规划课程思政教学的探索与实践--以西南大学为例

国土空间规划课程涵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培养学生专业素养、道德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均发挥重要作用。以国土空间规划课程为例,该文在探讨该课程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时代需求基础上,从“政策落实-培养目标-实施策略”三个维度构建课程思政教学内容,挖掘出9个理论课程思政元素和3个实践课程思政元素,以期为其他高校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通过对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一方面,使学生了解规划工作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增强其责任感、使命感和团队意识;另一方面,提升学生的安全意识、大局观和与时俱进的思想,使其更好地理解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目标,从而增强其爱国情怀。

湘西南苗族服饰文化在文创设计中的创新转化研究

文章以田野调查为基础,运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等,深入剖析湘西南苗族服饰技艺的艺术特征及文化内涵,梳理丰富的设计元素,以期为湘西南苗族服饰文创设计提供参考,同时提出立足于社会生产生活实践,通过创意激活、科技赋能等路径,赋予湘西南苗族服饰文化新的表现形式、展示形式和传播形式,进一步丰富现代社会背景下湘西南苗族服饰的文化内涵,围绕湘西南苗族服饰文化在文创设计中的创新转化进行设计实践。

美育视角下黔西南州苗族文化符号在室内装饰中的创新应用

黔西南州的苗族文化是贵州省乃至中国民族文化瑰宝。文章以美育为视角探讨黔西南州苗族文化符号在室内装饰中的创新应用,通过对苗族文化符号的挖掘和分析,将其中的奥义转化为丰富直观的视觉图像。苗族精美的图案、色彩搭配和工艺造型极具美学价值。结合美育理念,通过苗族文化、艺术形式获得情感的共鸣、审美和认知上的升华,将苗族文化的“上古密码”与现代室内设计创新融合,旨在为室内装饰设计提供新的视角和灵感,让室内装饰成为传达民族象征意义的载体,在传承和弘扬苗族文化的同时,实现美育的目标。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特色村落富集地区乡村振兴应对策略研究——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特色村落富集地区作为拥有较高价值资源的地域,在乡村振兴中承担着发展的重任,如何在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中落实此类地区的乡村振兴有待讨论。面对传统乡村规划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实施性不足,特色村落富集地区的国土空间规划策略需要发生价值理念和规划方法的转变,认识到特色乡村资源的多元价值,以及空间层次更丰富的规划策略的必要性。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特色村落富集地区的典型案例,基于乡村多元价值的识别,构建分层分类的乡村空间体系,在此基础上制定不同层次的空间管控策略和规划传导要求,推进乡村振兴。

清至民国黔东南苗疆外来作物规模种植与乡民生活探析

有明以降,随着中央王朝对黔东南苗疆经营的深入,诸多外来作物也开始在这一地区实现规模种植,对乡民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内容在地方志、乡土文献清水江文书中多有记载。外来作物在黔东南苗疆的种植不仅改变了该区的农业面貌,亦丰富了当地乡民的生活,展开其研究,对于认识人类与植物的关系有着重要价值。

地域性视角下现代体验型民宿改造设计研究

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品质的逐渐提高,促进了文化旅游业的再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对文旅民宿空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解决目前民宿空间的同质化问题,需要在改造设计时融入当地的人文特色,并将其运用到设计中,这样才能实现地域性文化、体验设计与人们对民宿的现代化需求进行有效融合。本文主要阐述了目前民宿设计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在民宿设计中应用地域文化、体验性设计的原则和意义,旨在探索出满足现代多元化需求的人文体验民宿空间的设计新思路。

曾冬娇插绣的题材特征研究

苗族插绣是湘西南苗族刺绣艺术中奇特的一种,蕴含了湘西南苗族的神话传说、民俗风情、审美意识,具有丰富的题材表现与独特的文化内涵。针对曾冬娇的插绣,通过田野调研与访谈,以及文献阅读与图形分析的方法,得出曾冬娇的插绣不同题材有不同的运用方式,揭示了有代表性的祖先题材之古拙、民俗题材之原真、现代题材之多元等鲜明特征,为苗族插绣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以及实践传承传播的思考。

基于生态足迹的西南山区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生态足迹模型是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 Rees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种对全球范围、国家范围乃至区域和城市范围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定量测度的方法。文章利用生态足迹模型,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97-2006年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均生态足迹由1997年的0.727 hm2增加至2006年的1.200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由1997年的1.003 hm2下降至2006年的0.879 hm2,同期的人均生态赤字由1997年的-0.277 hm2上升至2006年的0.321 hm2,表明该州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由可持续状态向不可持续状态的转变。为了更好地分析自治州资源利用的效率情况,文章对1997-2006年自治州的万元GDP生态足迹进行计算,结果表明:自治州的万元GDP生态足迹值逐年下降,由1997年的4.948hm2降低至2006年的3.212hm2。说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资源利用效率提高较快,伴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在逐步向良性发展。通过分析,文章最终从5个方面总结出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方法和措施。

国家、市场与西南:明清时期的西南政策与“古苗疆走廊”市场体系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注重对西南的经营,宋代对西南政策有一个大的变化,即逐渐由过去的政治、军事政策向经济政策转变;明代为了构建从西北到西南的整个国家防御体系,建立了从湖广经贵州到云南的"通道",并在沿线设置卫所,进行军事化移民,形成一个国家化民族走廊,即"古苗疆走廊"。明清时期,国家对西南的经营在加强军事、政治控制的基础上,开设市场、利用市场对西南非汉族群进行渗透与控制,由此,在"古苗疆走廊"形成一个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市场带,这一市场带不仅成线性分布,而且处于汉苗之间,成为民族贸易的节点。清代,国家正是利用市场,将"古苗疆走廊"市场向"苗疆"渗透,将"苗疆"纳入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体系。

西南的代理人与王朝秩序的展开

传统时期,在西南辽阔地域中繁衍生息着两大类非汉人群,一类有某种政权形式,存在较大聚落与君长统治,一类则“毋君长”,缺乏制度化、阶层化的权力架构。当中央王朝在西南建立统治秩序时,在难以用内地“编户齐民”方式进行治理的情况下,寻找恰当的代理人就成为关键。在有君长地区,代理人比较容易确定,君长传统在总体上助推了王朝秩序的落地。在无君长地区,王朝或放弃直接治理的企图,扶植起代理人并壮大其权势,但在无君长传统的清代黔东南苗疆,王朝欲仿内地而治理,这一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激烈碰撞,结果产生了一种“不伦不类”的土弁制度。

历史时期“西南”区域观及其范围演变

"西南"空间范围演变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西汉时期,已奠定了以西南夷分布区域为基础的"西南"范围,即以川、滇、黔为"西南"核心区域。而至少从明代开始,广西逐渐体现出稳定的"西南"省份地位。近代以来,则以湘、粤二省同属"西南"的意见逐渐增多,湖北也间有体现。至民国初年,受到地域政治因素的直接影响,则形成了西南六省说(川滇黔桂粤湘)这一影响颇大的主导意见。

明代湘黔边"苗疆"堡哨"边墙"考

本文通过正史和地方志资料,加之作者的实地考察,详细地考证了明代湘黔边"苗疆"堡哨和"边墙"的沿革与兴废,并指出其历史地位。作者认为,堡哨"边墙"是镇压、控制当地少数民族的特殊军事设施和暴力工具,但在客观上和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保留和维持"苗疆"相对稳定的历史作用。

文化建构、认同与“古苗疆走廊”

历史上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内地之间一条交通大动脉,并且也是由国家权力强力主导开辟的一条"国家走廊"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空间,对曾系"苗疆腹地"的贵州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历史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过程的回顾,探讨了其"国家化"特征、汉族"移民文化"与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间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之关系;并对贵州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和建构、文化的"族界化"现象、文化的"地域整体性"等问题也进行了若干反思,并就今后展开"古苗疆走廊"研究提出一些初步建议。

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

"古苗疆走廊"作为中国南方东西向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中国内地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通道,其形成是中国各族群长期互动和中国经济、政治结构变革的结果。"古苗疆走廊"成因具有多元性:民族生态分布、西南民族贸易与区域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发展、国家力量的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古苗疆走廊"的提出,有助于了解明清以来中国西南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以及地域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应对;并扩大研究视野,即将各民族研究与跨族群、跨区域的整体研究相结合,作为西南非汉族群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与中国内地的大通道,而且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

明朝的国家疆域观及其明初在西南边疆的实践

明朝的国家疆域观包含了明朝对国家基本认识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疆域观。明朝国家基本认识以明初"中国"一词演进为含括我国历代王朝疆域范围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通称,在此基础上肯定元朝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正统的延续,认为元朝继承历代王朝发展形成了"中国封疆",在此疆域内各民族活动的区域均是中国疆域不可分割的部分。明初的国家疆域观在治理西南边疆和正确处置麓川势力扩张引发西南边疆危机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实践,从而实现了西南边疆较长时间的稳定。

清代边墙与湘西苗疆开发

清代统治者办理苗疆的主导思想一开始就是力图在苗疆建立正常的行政管理体系,既使边墙的修建也是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在边墙框架下的湘西苗疆,经济社会得到极大发展,湘西苗疆逐步融入到统一的中华大家庭中,中国文化版图就是在这样一种民族文化融合中逐步形成的。

苗疆边墙对苗族武术发展的影响

苗疆边墙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封锁苗族人民而修建的一种军事工事,在边墙的压迫下,苗族人民对统治表现出了更加强烈的反抗斗志。边墙促进了苗族武术的进一步传播,因为文化封锁的因素,也使得苗族武术的传承体系更加的封闭,同时也是苗族武术能原汁原味的保存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边墙的缘故,苗族武术的价值功能也发生重要转变,使苗族武术成为了单纯的搏杀技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边墙和封建阶级已经土崩瓦加,苗族武术又重新回到了其应有的轨迹之中。

西南地区水土流失区划

这里所说的西南地区指的是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位于长江、珠江等江河上游，总土地面积１１２．５１万（ｋｍ）￣２。当地受自然和人类活动因子影响，水土流失比较严重。首先分析了西南地区水土流失的特征；然后计算了各县的幅员面积侵蚀模数，并根据其大小编制了水土流失强度图；再参照地貌、岩性、人口密度及工矿建设程度等，进行了水土流失区划。西南地区共划分为３个一级区，１４个二级区。

湘西南苗瑶平话的代际传承研究

湘西南苗瑶平话已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交际功能衰退、语言活力下降的现象,从青少年代际传承的角度入手,具体比较分析纯苗"聚居型"的城步县水坪村"苗话"和瑶汉"杂居型"的新宁县上林村"峒话"的语言活力,探讨青少年母语能力下降的原因。

西南陆地边境管理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西南边境贸易、人员往来、边境口岸等呈现不断增长趋势,为西南边境地区的繁荣带来显著改变,也给边境管理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策:1.强化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意识;2.理顺出入境管理机构;3.发挥边境口岸功能作用;4.明确出入境管理工作的事项、程序;5.严格边境旅游证件办理;6.加强边境管理队伍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