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界山高黎贡在古典诗文中的书写及其意义

高黎贡山地处中缅边境,为两国界山,也是古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唐人樊绰《蛮书》所录《高黎贡山谣》反映商旅游子愁思,是书写高黎贡山的最早歌谣,具有广泛影响。明代,高黎贡山正式进入文人创作视野,以侯琎、汪舜民、邓子龙、徐霞客等为代表的一批诗文作者,在描摹高黎贡山独特自然风光和深厚人文历史的同时,也叙写了明王朝的兴盛与衰亡。及至清乾隆时期,清缅战争爆发,赵翼、王昶、赵文哲等文学名家又不约而同对高黎贡山作浓墨重彩的描绘,并融入对命运的慨叹与思考。从文学史的角度审视,高黎贡山是西南边地文学中最伟大的自然影像之一;对高黎贡山的书写,体现了明清边地文学与前代相较,地域范围更为广阔、表现内容更为丰富的特点。

清代西南边疆儒学教化思想形成与影响——兼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贡献

中央王朝在清代雍正朝改土归流以前从未对西南边疆实现过直接统治,导致儒学教化长期缺位而使西南边疆的大部分区域仍然处于“化外”阶段。清朝入关以后,“华夷一体、天下一统”的大一统政治思想逐渐形成并在西南边疆得以政治实践,西南边疆因此具有了和内地一样实施儒学教化的条件。清政府把儒学教化思想与西南边疆治理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清代西南边疆儒学教化思想体系,铸就了西南边疆与祖国内地持久的、稳定的、多民族的大一统文化格局。

从清代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

清前期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随着全国与西南边疆的局势而不断发生变化。由于顺康雍乾四朝在西南边疆实施了合理的民族政策,使得西南疆域日益巩固,西南边疆民族对清朝政府和中国的认同日益增强,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但在嘉道时期官场严重腐败,民族政策守旧,以及西方列强入侵,西南边疆民族对清朝政府的认同大为降低,最终暴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与云南回民起义。虽然西南边疆动荡不安,但各民族对中国的认同根深蒂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初步形成,与内地已是牢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因此清朝晚期国难当头,西南边疆各民族能够团结一致,保疆固圉,可以说是与历代王朝尤其是清朝中前期在西南边疆实施的民族政策分不开的。

冷战后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困境与安全治理

冷战后,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安全因素从过去的军事对抗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综合安全领域转化,安全问题也从过去的单维度向多维度转化,军事安全威胁的因素大大降低,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不断加大。各种跨国犯罪不断冲击着边疆安全,使西南边疆预防跨国犯罪和毒品走私的成本在不断增加,边疆安全的脆弱性不断凸显,西南边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安全困境和安全压力。如何应对西南边疆的安全困境和有效治理边疆安全环境已是当务之急,也是该文力图探讨的内容和目的。

西南边疆山区旅游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以云南省为例

本文以云南省16州市旅游面板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了标准差、加权变异系数、差异模型和ESDA方法对1996-2011年云南省区域旅游发展空间格局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系统性研究,实证研究表明:云南省旅游发展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则呈现出先发散后收敛的动态特征;云南省旅游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表现为:第一阶段云南省各州市间的旅游发展趋于极化状态,呈现出高速发展与低速发展两大集聚区,区域旅游发展趋于不平衡。第二阶段云南省各州市间旅游发展的联系逐步增强,旅游发展渐趋平衡;云南省旅游空间发展不均衡,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格局,且这种格局保持着较高的演化稳定性;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发展政策和交通可达性是云南省旅游发展空间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力。

地缘、族群、文化——“一带一路”战略与西南边疆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思考

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在地缘、族群及文化诸领域具有深长的历史关系。古代西南丝路是在一定地理环境下,沿途地区或国家客观社会发展的产物。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地区文化上彼此交融,但其族群关系的构建却呈现出多维形态,各族群关系的融洽与矛盾是历史演变进程中社会的常态现象。近代国际秩序的变革,使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区域,在族群关系、界务诸问题上,亦形成复杂面貌。

清前期西南边疆民族政策的动态考察

在清前期,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从顺治朝的"柔远抚绥",到康熙朝的"恩威并施",再到雍正朝的"改土归流",可谓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在逐步实施政治措施的同时,清政府又辅以长时段的"文化治边"举措。这种民族政策的动态变化,使清朝对西南边疆土司地区的治理发生了从羁縻到直辖的转变,并将西南边疆牢固地系隶于中国版图之中。

西南边疆民族居民心理和谐及影响因素

和谐社会的外在表现是社会生活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安定,内在基础是社会成员的心理和谐。边疆民族居民心理和谐的外在表现是民族和谐,是民族和谐边疆稳定的重要心理基础。云南和广西抽取的2877名民族居民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心理和谐是当前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居民的主流心态,近三成(29.50%)民族居民心理和谐程度较高;六成(60.10%)民族居民心理基本和谐;还有一成(10.40%)民族居民心理不和谐。从心理和谐"四和一调适"的五个方面来看,西南边疆民族居民己和分数最高,地和分数最低,说明社会和谐是影响边疆民族居民心理和谐的主要矛盾,人口社会学因素对西南边疆民族居民心理和谐水平有一定影响。

“西部大开发”以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变动趋势研究——1995-2014年桂滇两省(区)的实证考察

1999年,以通过东部沿海地区剩余经济发展能力,提高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巩固国防为目的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出台。2015年初,"一带一路"倡议推出,地处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广西,目标是成为"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云南则要建设"面向东南亚、南亚的辐射中心"。显然,桂滇两省(区)在这15年间经济发展中已取得长足进步,从而初具承接国家"走出去"战略之重要部署的实力。然而,本文通过计算桂滇两省(区)县域经济密度分解基尼系数,并借助GIS图进行空间分析,结果发现,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越高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且这一现象在20年间变动不大,显然难以通过"西部大开发"战略及相关政策实现根本上的改变。由此可见,结合世居少数民族资源禀赋及文化特色,挖掘缩小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路径依赖及路径可塑性,探索具有当地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径势在必行。

西南边境民族地区和谐问题思考

和谐社会建设,要求全社会共同发展。西南边境民族地区由于地理、历史和现实等原因,在和谐社会建设中面临着经济发展落后、边民生活水平与内地差距较大等问题。社会各方面力量要群策群力,通过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增强扶贫政策的造血功能,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等各种途径,加快西南边境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

加强项目顶层设计 深化中国边疆研究——以“西南边疆项目”为例

中国的边疆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历史钩沉、问题对策建议以及研究人才储备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边疆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重难问题没有突破、研究人员各自为政等问题。作者据"西南边疆项目"实施中的经验,认为加强边疆研究项目的顶层设计促进边疆学构建将大大促进边疆研究的深入发展。

近20年清代西南边疆民族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近20年来,围绕着清代西南边疆地区民族教育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是既往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清朝的文教政策以及教育活动,在整体性研究、被研究对象的空间分布范围、深刻揭示民族教育政策与西南边疆民族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以及学科理论和方法论应用问题等方面则存在明显不足,亟待加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地图变化与边疆研究的复兴

边疆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复兴,是政学两界应对边疆危机与国家危局的结果。国家大后方战略的调整、国民政府和众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内迁,促成了中国高校与学术地图的显著变化,原先远离边疆或并不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有了亲临边疆并研究边疆的机会,推动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促成了边疆研究格局的极大改观,使西南研究逐步取得了与西北研究可以等量齐观的地位。这段历史为我们理解与认识民国时期的政学关系打开了一扇窗户。

明朝的国家疆域观及其明初在西南边疆的实践

明朝的国家疆域观包含了明朝对国家基本认识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疆域观。明朝国家基本认识以明初"中国"一词演进为含括我国历代王朝疆域范围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通称,在此基础上肯定元朝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正统的延续,认为元朝继承历代王朝发展形成了"中国封疆",在此疆域内各民族活动的区域均是中国疆域不可分割的部分。明初的国家疆域观在治理西南边疆和正确处置麓川势力扩张引发西南边疆危机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实践,从而实现了西南边疆较长时间的稳定。

清代西南边疆地区“汉奸”问题述论

在清代出现的"汉奸"一词,作为官方语言初指进入西南边疆地区的不法汉人,此后指称范围有所扩大,亦指损害国家利益的中国人。改土归流后,"汉奸"的不法行为造成西南边疆地区的动乱和汉夷矛盾的加剧,成为西南边疆地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防止汉奸产生和作恶的措施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清政府以汉夷隔绝为出发点,因而未能彻底解决汉奸问题,但其处理汉奸举措的得失也可为当今民族关系的处理提供借鉴。

近代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商习尚的演变

滇西北地区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西南边疆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它的社会变迁历程 ,在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近代滇西北地区涌现出了汉、白、纳西、藏等多个本土民族商人构成的商人群体。这些不同民族商人群体的崛起 ,其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经济领域。商人的商贸活动和社会活动 ,对地方民俗生活的发展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以这一地区经商习尚的发展演变历程为主线 ,对不同地域。

西南边疆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实证研究——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为研究案例

以建国初期云南普洱民族团结盟誓为具体案例,进而研究西南民族在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上的历史和现实定位,这是理解多民族地区国家认同意识最为重要的前提。中国传统的文化穿越了民族界线,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想象基础,而近代民族国家的危机催生了现代意义的国家认同。正如普洱民族团结盟誓,以剽牛、盟誓、立碑这一近似原始的仪式,反映了中国西南边疆各民族在国家认同上的多元性和民族性,这正是现代中国各民族国家认同的一个历史缩影。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消费结构

中国城市化初期拟定的城乡分离与重工业优先两个基本原则,对中国城市化建设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力。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居民消费结构呈现东西与城乡差异区域性特征。文章认为城市化的终极意义在于城乡一体化,全面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土司制度研究方法述论

近年对土司制度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应用新的研究方法是一个重要原因。应用新的方法,有助于研究者变换视角,开拓新的领域,探讨深层及复杂的问题。在土司制度研究方面,近年学术界对系统分析方法、历史时段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的应用较多,成效亦较显著,作者对此做了分析与述评。

西南边疆可持续发展制约因素研究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和各地区长期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对我国正处在急剧转型期和加速发展的边疆,更应坚持这一发展战略选择。西南边疆是我国地缘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地区,又是交通不便、产业结构层次低、社会经济发展滞后、贫困面大、生态恶化加剧的地区。针对西南边疆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和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保护生态环境,正确处理好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