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族际政治整合逻辑:基于云南那氏土司的探讨

五千年璀璨的华夏文明源自多民族的共同缔造,是包括边疆族际政治整合、中华民族发展凝一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真实写照。西南土司制度历时近千年,云南那氏土司兴衰是土司制度变迁的一个缩影,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权力合法性来源、经济文化发展驱动、人地关系矛盾等,都是认识历史上中原王朝边疆治理,特别是西南边地治理的极好材料。总结分析边疆族际政治整合的基本逻辑和驱动因素,探讨其历史必然性规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显著的现实价值。

元代西南地区土司纳赋制度刍议

出于进一步加强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治理的考虑,元王朝统治者在西南地区的治理思想产生了较大变化,创建了土司纳赋制度。从具体实施情况来看,土司纳赋制度仍在初建时期,尚比较粗糙,呈现出特有的时代特点。但必须承认,这一时期关于土司纳赋的一些规定和要求,推动了土司制度的不断发展,表明元王朝国家权力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管控和治理正在逐渐趋于制度化,并对西南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土司时期西南地区土司兵的军事训练

土司时期西南地区土司兵主要有军事思想、军事技能、军事阵法、军纪和胆魄训练、军事校阅等训练,并逐渐形成制度。土司兵军事训练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出具有较高军事水平和实战能力的军事指挥人员和专业人员,以提高土司兵的战斗力,使之更好地发挥国家武装力量的补充作用和土司制度的柱石作用。

略论西南土司政区地理的形成与终结

历史上的土司制度设立之初,其辖区与经制州各有畛域,互不侵犯,即所谓"蛮不出峒,汉不过境",土司政区的地理沿革相对稳定,大多沿袭传统地域。但随着明代后期中央王朝与西南边地民族关系的紧张及其土司之间土地的侵夺,土司辖区时有扩张与盈缩;土司政区的起源与形成有三种,世袭领地、朝廷赐封与战争扩张。明清时期西南的强势土司大多侵占吞并周邻地盘形成领地纠纷。如明代播州、容美、酉阳土司甚至公然侵夺卫所屯堡。土司之间的领地纠纷往往由地方经制州长官的仲裁与调整,而土司的领地扩张与领地纠纷引起的民族地区冲突也是明季至清代前期中央王朝大规模施行"改土归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建国以来西南地区土司问题区域研究综述

建国以来西南地区土司问题区域研究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其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或注重史料的整理,或注重土司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或关注某个民族的深入研究,或侧重研究具体地点和典型人物,或加强某个民族的文化研究。当然,研究过程中也存在学术梯队不合理、研究方法不新颖、研究成果不平衡、研究重点不突出,以及对土司文化不重视等明显不足。

清朝西南边境的土司与边疆安全

影响清朝西南边疆安全稳定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位:一是境外,二是境内。对来自境外的威胁,西南边境的土司作为国之藩篱,防御邻国的入侵和动乱;对于来自境内的威胁,西南边境的土司负有边境管理之责,维护边境秩序,缉拿不法之徒,搜集边境情报,镇压边疆起事等。为保障边疆安全,清朝政府还通过革职、安插、改流等手段对不利于边疆稳定的获罪土司予以惩处。清朝政府以土司驻守西南边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维护边疆安全的手段,从投入与产出的效果进行对比,投入最少,收益却是最佳,在维护边疆安全稳定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土司体育文化理论体系构建研究

"土司体育文化"附属于"土司制度"而生,特指土司统治地区的体育形态,形成于元明清时期。在土司文化的研究基础上,将土司制度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整合,从体育学科的特殊角度对土司社会的体育现象进行全新的综合研究和解读,提出"土司体育文化"的新概念,并对土司体育文化的理论概念、内涵结构、外延形态、核心本质进行探析研究,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土司体育文化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明中央与西南土司关系:以赐服制为中心的考察

明政府利用赐服制对西南土司的管理方法有两种,其一通过赏赐与土司首领品级相当的朝服、公服,旨在通过统一外在形象达到政治一统的目的;其二景泰、正德年以后,在品官制服之外赏赐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希望通过额外赐服达到弥补明廷财政拮据的目的。这虽与朱元璋在明初确立的对西南夷"怀德"的安抚政策表面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明统治者对西南夷的统治政策和明初已有了本质区别。

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地名文化初探

本文从川东南地名出发,运用统计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论析土司制度在川东南的实行对这一地区地名命名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又以地名为导向探寻相关的土司文化遗存。

20世纪上半叶西南地区土司与边疆治理浅析——以川、滇、藏、青交界地区土司为中心

20世纪上半叶,中国边疆地区危机日益加深,中国又处于从传统的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阶段。为维护国家统一,历届中央政府在制定边疆民族政策时更加重视边疆地区的土司、部族问题。在西南边疆地区,土司、部族既感受到列强侵略的压力,又要面对中央治边政策的变化、地方势力的消长,并做出各自的反应。该文以四川、云南、西藏、青海交界地区的土司为中心,重点探讨他们从清末"改土归流"到青海、西康建省过程中地位的变化,分析中央政府、地方势力的政策和他们的反应,探讨这一时期他们在维护国家统一、西南边疆治理等方面的影响。

土司制度研究方法述论

近年对土司制度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应用新的研究方法是一个重要原因。应用新的方法,有助于研究者变换视角,开拓新的领域,探讨深层及复杂的问题。在土司制度研究方面,近年学术界对系统分析方法、历史时段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的应用较多,成效亦较显著,作者对此做了分析与述评。

《土司例纂》:晚清国家区域法制中最后一部法律修纂考述

清朝是中国古代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中十分注重区域法制建设的王朝。清政府针对不同边疆地区的民族、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大量制定有针对性的区域民族法律,成为中国古代国家边疆治理中的重要内容。清政府针对西南地区多民族聚居的特点,通过改土归流、构建基层小土司等手段,实现了中央政府对该地区深入有效的治理。清政府针对西南地区的社会特点,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苗例”。光绪十七年(1891年)腾越厅同知黄炳堃修纂成的《土司例纂》是国家层面上西南地区“苗例”体系化法律的顶峰。黄炳堃能够修成《土司例纂》是与他长期在湘滇两省为幕为官的经历及“读书读律”的知识有关。《土司例纂》补足了清朝边疆民族地区区域法律的最后一块拼图,让清朝国家的民族区域法制实现了体系化构建。

土司时期西南地区土兵的兵役制度

土司时期西南地区土兵的兵役制度主要有世兵制、族兵制、征兵制等多种基本形态,这些形态的发展、变化或补充,受到政治、经济、战争和族群的制约和影响,并随着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情况和军事需要等方面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

论元代西南地区土兵制度的形成

土司制度是土兵制度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土兵制度是土司制度实施的根本与基石。元代西南地区土兵制度源于宋代的土兵制度。元代土兵制度形成的标志在于领导体制、兵役制度、土兵建制、土兵职责等方面制度的建立和健全。

鄂西南土司体育文化寻绎研究

运用田野调查法、专家访谈法、逻辑分析法、文献资料法等,从文化形成的五个角度探讨了鄂西南土司体育文化的起源成因,分别论证了地理环境是鄂西南土司体育文化孕育的摇篮,生产劳动从本质上决定其形成,宗教祭祀深刻地浸润其精神风貌中,土司兵制为其形成提供了直接动力,游戏娱乐则为其形成注入活力。

鄂西南土司体育文化探源

运用田野调查法、专家访谈法、逻辑分析法、文献资料法等,以鄂西南土司体育文化的起源为立论起点,从鄂西南土司体育文化与地理环境、生产劳动等因素的关系切入,对该文化的形成原因展开分析论证,提供了全面解析鄂西南土司体育文化起源成因的多元视角。研究认为,地理环境是鄂西南土司体育文化孕育的摇篮,生产劳动从本质上决定其形成,宗教祭祀深刻地浸润于精神风貌中,军事战争为其形成提供了直接动力,游戏娱乐则为其形成注入活力。

远谋与近虑的兼容——对“驱准保藏”前后清朝西南边政决策调整的透视

中国西南地区地连西北,东接中原,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康乾时期,这一地区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交织,叛服无常,成了清朝内陆国防的隐忧。但由于国内政局未稳、边疆亦复多事,使得清前期西南施政决策经历了由康熙时期的"绥抚"之策,到雍乾时期大力推行政治军事改革的调整过程。这一决策调整最终为西南边防的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奠定了坚实的战略基础。

流土同官 共戍边陲:清朝西南边境边吏管理概议

清朝对西南边境的管理是通过边吏来执行的,因此清朝对西南边境边吏的管理尤为重要。清初西南边境的边吏以土司为主,在雍正朝改土归流以后,西南边境流土共戍边陲的格局日益明显。清朝通过土司制度与流官对西南边境的土司进行双重管理,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边境土司的政治控驭,而清朝对西南边境流官则推行提前晋升等优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西南边境流官的缺员问题,保证了西南边境管理活动与边防工作的正常开展。

论元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土司承袭权力的地方化趋势

通过对元朝中央政府对土司承袭制度的执行、明朝中央政府对土司承袭的控制和清朝土司承袭权力的地方化与土司消失等方面考察而认为,元朝不仅承袭制度比较粗放而且土官承袭方式相对灵活,明朝土司承袭制度无论是自下而上按程序运行还是自上而下跨越程序运行均步入规范运行的轨道,清朝土司承袭制度仅在提供材料证实该土司承袭的真实性方面沿袭前朝传统,其它方面如皇帝恩准仪式均已省略,推行降等分袭制度,改由各府县管理各土司。这一改变,强化土司承袭权力的地方化趋势,并为民国时期的土司承袭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明清西南土司承袭方式演变考论

明清时期,西南土司的承袭在两种方式间发生多次转变:赴京告袭,即土司或亲自或遣人赴京请求承袭,其显著特点是将承袭与朝贡结合;就彼冠带,即土司在地方请求承袭,但长期要求土司承袭时需按品秩纳粮。前者主要集中在明初,后者从明中期开始逐渐成为主要方式,但期间多有反复,直至清康熙时期就彼冠带被正式确立为土司的承袭方式。赴京告袭向就彼冠带的演变符合行政运作简化的规律,背后隐含了中央与地方经济获取状况的变化,即中央从起初的经济支出方转变为获取方,土司从明初的获取方逐渐成为支出方,直至“改土归流”后对土司编户齐民,直接征税。这是中央政府对西南土司经济管控不断深入的过程,也是西南少数民族逐渐被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