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志书写看西南边疆国家认同——以清代三部《白盐井志》编纂为例

在雍正、乾隆和光绪三部《白盐井志》的修纂中,修志者通过强调白盐井盐业与中央王朝历史、财赋、边疆秩序的关系,突出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以儒家礼仪教化的书写强化王朝国家主流价值观念在边疆民众心中的地位。同时,又以淡化夷夏与整合信仰的叙事手段,重塑地方文化意识,将白盐井地区复杂多元的文化、信仰纳入到大一统王朝的叙事之中。清代云南盐井志的编纂是王朝国家在治理边疆方面的重要文化手段与方式,同时也是清代政治文化建构在边疆社会中的体现,此举极大地促进了西南边疆社会民众对清王朝的国家认同。

“法约问题”与清末广东矿权的挽回

广东矿务中的“法约问题”,是甲午战后英法竞争中国西南势力范围的延续。1895年,法国通过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获得开采广东矿山的优先权,并试图以此“独专”,阻止英国势力进入。《伦敦协定》签订后,英国在承认法国既得利益的前提下,仍向中方要求利益“均沾”。此后德国、葡萄牙等亦乘机谋求开矿。由此,《附章》在执行中演变为法国“独专”与其它列强“均沾”相冲突的“法约问题”。清政府在条约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借助商力发展广东矿业、利用英法矛盾尽力挽回和保全广东矿权,抵制了列强通过矿山开采将势力伸入广东的企图,展示出清末条约制度困境下列强矛盾对立留给中方的转圜空间,以及近代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的艰难曲折过程。

铜盐经济与中国早期西南边疆的形成与变动

在中国古代全时期,铜矿和井盐都是西南地区最具优势的大宗矿产资源,其早期开发实际上也在西南地区形成了若干个铜盐经济圈。巴蜀铜盐经济圈有力推动了早期“巴蜀同囿”文化格局的形成。秦并巴蜀后的西南边疆拓展,汉开西南夷、经营西南夷,蜀地强大的铜盐经济都为其提供了强力支撑。而在西南边疆,其本身也有明显的铜盐经济圈存在,且在圈中的都是西南夷的文明发达之地。汉开西南夷后,有力控制了原有的铜盐经济圈,并进一步开发铜盐经济,为汉代西南边疆的首次大开发提供了重要动力,其开采力量的边界,也基本形成了汉代西南边疆的外部边界。同时,其铜盐经济的深度洗礼之地,也基本成为东晋隋唐间西南地区的华夏文化边疆,从而为新的西南边疆的开发奠定更高更直接的前沿文明平台。空间极限与文化巩固,正是铜盐经济之于中国早期西南边疆形成的前后相继的两层逻辑,而这个逻辑中蕴含的力量,其实也是中华文明与国家起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西双版纳傣族佛寺教育世俗化与边疆文化安全

傣族佛寺教育是傣族传统的教育手段,对于傣族民族文化传承和民族精神的塑造有着重要作用,而地处边疆地区的傣族民族文化的发展又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以往对傣族文化研究多关注南传佛教文化、傣族民族教育以及西南边疆文化安全,多涉及宗教渗透,但这些社会现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具有内在逻辑关联,南传佛教佛寺教育通过自身桥梁纽带作用把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以南传佛教文化为核心的傣族文化统一体。近年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社会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使得傣族佛寺教育出现了世俗化现象,佛寺教育发展呈现出与世俗教育分离、去超验性(祛魅化)和私人化的特点,解构着傣族群体的传统观念,为异质文化元素的进入提供了契机,从而影响了西南边疆傣族地区的文化安全。

从明朝西南边防看王阳明对贵州民族地区的治理

明朝建国之初,西南边疆的云南、川西等地还控制在蒙古王公的统治之下,为了稳定边疆,朱元璋派兵南征,统一了云南,此后又在在川西北实施了隔绝蒙番和绥抚土司的政策,从而稳定了该地区的统治。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朝廷内部政局变化,西北防务松弛,蒙古军队重新突破了川北屏障,再次威胁明朝的西南边疆,如何防范,成了明朝西部边防之急务。面对如此之局面,时任驿丞的王阳明在贵州实施了绥服土司、教化苗民之策,维护了湖广经黔入滇道的畅达,为明朝西南边防稳定做出了贡献。

疟疾对西南边疆民族构成和分布的影响

我国西南低纬地区流行疟疾,其危害和影响在文献中多有记载。自秦以来,虽然历代王朝对该区持续不断进行移民开发,但此地仍是"夷多汉少"。究其因,乃疟疾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汉族移民,并且还影响了当地不同民族的分布格局。由于疟疾的发病与海拔高低成反比关系,一些长期生活于低海拔湿热地区的民族对该疾病也因此具备了一定的抵抗力。

中国历代王朝西南边疆治理三维探讨

从基本理念、方针政策和实践启示的三维视角,总结历代王朝西南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可为21世纪西南边疆治理提供有益借鉴。边疆和疆域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词概念,中国边疆与中国观念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中国疆域形成和定型有其自身的规律。西南边疆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疆域范畴,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历代王朝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活动,但历代王朝的“边政”少有主动介入地方经济社会事务,在西南边疆的渐进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多边疆治理的共识。清末边疆治理能力衰弱致使部分主权领土丧失,边疆社会和谐稳定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大一统秩序构建有利于中华民族认同,西南边疆治理经验构成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南边疆地区初中生职业启蒙教育需求调查

从初中生对职业启蒙教育的学习动机、课程需求、时间及对象需求、学业和职业规划需求等维度构建初中生职业启蒙教育需求分析指标,对西南边疆Y省980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初中生对职业启蒙教育总体需求较高;初中生接受职业启蒙教育的主要原因是想学习一门初级职业技能;不同性别、年级学生在职业启蒙课程内容选择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民族则没有显著差异;职业启蒙教育的对象应为全体学生,职业启蒙教育的时间应分散在各个学期;初中生对未来学业和职业缺乏切合实际的规划,大部分学生愿意毕业后进入普通高中,只有很少学生愿意进入中职,少数民族学生相比汉族学生更倾向于根据成绩来决定毕业去向。为此提出,教育行政部门应认识职业启蒙教育的重要性,制定职业启蒙教育政策及指南;面向所有初中生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提升学生就业能力;基于学生需求,开发初中职业启蒙课程;提供个性化支持,帮助学生制定学业与职业教育规划。

东南亚恐怖形势对我国西南边疆安全的影响

长期以来,东南亚受极端恐怖主义的影响,双向恐怖流给我国安全造成了直接威胁。从"9.11"后初期东南亚恐怖情况来看,域外极端恐怖组织积极渗透东南亚,恐怖活动目标政治性趋强,此形势对我国西南边疆安全构成影响。面临存在的法律制度打击力度有限、当地对宗教极端主义的认识差异以及自然、社会条件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应采取消除偷渡高发势头、加强人员身份数据的收集、深化与东南亚各国的多边、双边反恐合作、加强边境管理和加强网络监管等措施。

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社会政治生态

民国时期中国实现了由传统王朝国家政治体制向近代民主政治体制的跨越,中国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形态也相应地发生着改变。西南边疆的社会政治生态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由于列强对西南边疆的贪觊,不断地向西南边疆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西南边疆问题被迫卷入了国际化因素,这也是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的一个突出特征。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与宗教庞杂,存在着政教合一、土司制度等政治制度,增加了西南边疆问题的复杂性。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态是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社会政治形势不断变化、演变的表现,也是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的缩影。通过对西南边疆复杂社会政治生态的分析、总结,对于深刻认识近代西南乃至中国边疆问题的复杂与严重有着重要意义,有助于形成对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历程的理性认识。

明代抚夷活动及其对三宣六慰地区的影响

三宣六慰地区是明代西南边疆经营的重要区域。明朝为治理该区域,采取抚、剿并行的策略。抚夷活动区域是明朝羁縻控制的区域,此活动是明朝维持大一统的华夷一体格局的措施,关系到三宣六慰地区稳定和西南边疆安全。

近10年国内晚清边疆史研究综述

边疆史研究是中国史学中的一个传统学科。过去10年里,国内学界在晚清西南边疆史、西北边疆史、东北和北部边疆史研究领域多有一些新的探索,并出版了一些综合性研究著作,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并且,边疆史的研究还呈现愈来愈受重视之势。但另一方面,为推动晚清边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尚有待在以下两方面继续努力:一是加强跨学科的协同研究;二是加强对晚清边疆史在整个中国边疆史中重要性和独特性的认识。

对秦汉王朝开发经营西南地区的几点认识——古代西南边疆问题研究之一

秦汉时期的西南地区主要是由巴蜀和"西南夷"两个不同的地理及文化单元所构成的。由于西南地区本身并非是一个"均质"性区域,加之秦汉王朝开发西南地区的目的、动机、手段又不尽相同,使得西南区域内部发展极不平衡,西南北部的巴蜀地区很早就被纳入华夏政治和文化体系当中,成为王朝西南地域的核心,而西南南部的云贵地区则长期处于王朝的边缘地带。这一格局自秦汉形成之后,一直延续到唐宋而鲜有变化。

世界贸易体系下的云南马帮与近代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变迁

古代中国的西南丝绸之路及茶马古道,既是中国联系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也是云南马帮进行中外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近代世界贸易在列强的主导下,中国和周边国家都成为了世界资本市场的一部分。承载货贸往来的马帮也通过国内外的贸易,凸显了在云南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尤其是抗战时期的重要贡献。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及对国家的认同感,都与马帮的推动和影响有很大关系。

“西南边疆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价值与理路

西南边疆当代文学主要是指中国西南地区以云南、广西、贵州为主的边疆省份的当代文学。这是一个被主流学界忽视的文学范畴。研究西南边疆当代文学的价值在于发现其存在与发展的权利与潜力,为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建设提供更多民族化的、原创性的文学支撑材料。西南边疆当代文学的研究要紧扣西南边疆文学独特的民族意识与现代性问题两个方面进行,做到西南边疆当代文学概念的理论厘定与文学形态梳理相结合,当代文学现象的横向共时比较和纵向历史回溯相结合。

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吏治探析

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综观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吏治,虽也有贪污腐败现象,但总的来说还较清明,大批良吏在澄清吏治、发展经济、传播文教、处理民族关系等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汉王朝在西南地区的用人策略密不可分。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与后现代文化的差异

作为非主流的边缘化文学存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化在主体观念、叙事方式和接受空间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影响着它在新的时代环境中融入中华文化整体格局又保持自己文化特点的基本方式。认识这种差异,对探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规律,繁荣中华多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下西南边疆民族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

采用专家访谈、问卷调查、个案研究等方法,剖析乡村振兴战略下西南边疆地区民族体育旅游发展困境,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研究认为:认识不到位引致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难以形成、民族文化烙印不足造成产品市场吸引力偏弱、人口流失导致产业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数字化建设落后阻碍市场进一步拓展是西南边疆民族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应对策略: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推进政策落实落地;打造具有民族文化烙印的特色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实施引才引智工程,提升发展动力;加快民族体育旅游数字化建设,拓展市场空间。

论两汉王朝西南边疆开发中的人才策略

两汉时期我国历史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统一。边吏作为汉王朝派往西南地区的最高管理人员,在协调汉王朝与西南边疆民族的关系、稳定边疆局势、传播内地的先进技术和文化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试从边吏对西南边疆治理所取得的实效,分析两汉王朝西南人才开发运用的合理性。

旅行家的召唤--徐霞客及其西南边陲之旅

徐霞客生前通过史无前例的、系统性与大规模的艰苦旅行,对中国八方所有的名山景观进行了考察,并因其对边陲地貌的细致考察而享有盛名。当时他选择追求自己的志趣,而没有陷入腐败政治和官僚体制的俗世纠缠,由此就像许多同时代的优秀文人一样被誉为奇人。现代知识分子反将他视为一个早期科学家的模型。通过对徐霞客西南边陲之旅的系统性考察,与明末文人"奇"和"癖"的话语相关联,由此提出,只有考虑到中国游记写作的历代仪式伦理功能,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为何徐霞客游记行为与思想方面的启发,远远超越了东西、古今之别,并提供了跨文化的社会更新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