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体制的转型与突破——写在基本养老基金投资进入市场之际

文章对社保理事会始终存在的定位与管理体制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主要存在以事业单位编制管理和全额预算拨款管理为特征的八个问题;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主权养老基金投资主体有三个管理体制模式;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对社保理事会"转制"提出了四个改革方案,并对其利弊权衡提出了个人看法;针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投资面临的挑战,提出社保理事会亟须建立四个重要机制;最后,文章以"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为参照,对运营16年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性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本质上讲是一只"无限期"的"储备型"主权养老基金,应树立"长期主义"的投资理念,确立"主动主义"的投资战略,这是近十年来国际大型养老基金机构投资者的最佳实践和改革趋势,社保理事会应及时做出重大战略调整,并据此提出运用大类资产比例监管和扩大投资范围等系列改革建议和一揽子方案。

从债券投资者保护的角度看主权债务重组

随着全球主权债务规模的增加,关于警惕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的讨论日益增多。研究如何应对主权债务危机、有效地进行债务重组,从而帮助债权人损失得到补偿,更具现实意义。主权债务中的主权债券,特别是外币主权债券的持有人更多元且异质性强,债务处置的难度和复杂性更大。本文旨在从债券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分析主权债务重组,研究一般主权债务重组的机制及投资者救济方式,特别是如何实现主权债券投资者的保护,为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深化提供参考借鉴。

西方反腐领域新举措：从“各自为政”到“双剑合力”

近年来,各国政府、企业及国际组织都为严厉打击腐败犯罪而努力。政府机关和社会组织形成了两股打击腐败犯罪的力量,即政府机关通过利用、发展和实施公法权力,社会组织通过利用、发展和实施私法制度,二者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腐败犯罪。然而,这两股力量却不是相互配合的关系。西方社会出现的打击腐败犯罪的新模式——双剑反腐,同时出力,以补充传统的反腐手段。这种模式融合了国家司法人员在适用反腐败法律时行使自由裁量权以及金融机构控制企业投资融资渠道、施加股东权利的方式来制约和规范市场交易行为。以公诉人实施自由裁量权制度敦促企业革新内部管理、加强自律;在公诉人向企业施压的同时,利用主权投资人的资本权力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两种手段并用,预防腐败。借鉴这两种反腐策略,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可以为中国反腐败制度的建设、严厉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提供新的思路。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仲裁与我国法律机制的衔接

随着我国成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中美、中欧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的深入,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仲裁机制对我国的深刻影响日渐凸显。这就要求我国及时应对,对国内的相关法律机制作出适时调整,通过司法机制的衔接,国家豁免立法和对我国仲裁法的修改等举措,保护我国国家利益和我国投资者利益,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我国的仲裁机制与国际接轨。

主权财富基金“去政治化”监管的困境与路径——以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对国有实体投资监管为视角

主权财富基金是国有投资工具,也是全球市场的参与者。西方国家认为,主权财富基金是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扩张模式,承载着母国政治目的,因而这些国家提出"去政治化"的监管思路,对主权财富基金施以相较于私人投资者更严格的监管。然而,经济发展使私人投资者同样可能具有政治目的,导致传统的监管方式与公私领域相互融合渗透的现实出现了张力。因此,"去政治化"监管并不能识别外国投资者是否具有政治目的,反而破坏了全球投资环境。对此,应结合现有国际规则和实践,构建"揭开主权财富基金面纱"制度来规范东道国对外国国有实体投资的监管,并通过ICSID机制平衡投资与监管的矛盾。

经济增长与主权债务违约——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视角

投资者情绪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至关重要。基于2000-2020年64个国家的季度和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研究投资者情绪对经济增长和主权债务违约的影响,发现投资者情绪较为乐观的国家,更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和主权债务违约,特别是那些拥有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且投资者情绪存在潜在的非对称性,过度乐观会显著提高主权国家的违约金额占比和违约概率。机制分析表明,过度乐观的投资者情绪会通过积累大量债务和减少投资来影响一国的经济状况。因此,在当前的外部环境下,主权国家在投融资时应更加重视基本面信息,审慎使用外部资本,持续加强监管,防范由于过度乐观而积累风险。

全球长期机构投资者资产配置新趋势及其启示

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呈现出新的特征: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发达国家的去杠杆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环境。在新的世界图景下,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周期性风险与结构性分化的特征较为显著。因此,主权财富基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应采取经济周期转换推动资产轮动、经济再平衡推动行业配置轮动、市场波动性管理等六大应对策略,同时结合全球经济和自身实际情况,变革新的投资模式。作为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投也应从中得到启示:重视资产配置、避免战略目标和投资目标的内在冲突、建立研究驱动的投资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