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人民性:中国共产党塑造现代国民的国家建构逻辑

以人民性为核心原则与伦理基础整合国民、凝聚人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建构人民主权的现代中国的根本遵循。作为统合国家、民族与人民三维一体的政治领导与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承继传统“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中创造性地运用整体性的“人民”概念整合全社会人口以塑造现代国民。在以全体国民为基础、以确立国民身份为途径推动中华现代国家建构的征程中,党坚持人民立场、认识把握社会矛盾、紧扣时代发展命题,开展系统的人民性实践。以人民性塑造整体的现代国民有力回应中华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命题,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明特征,也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社会政治基石。

不对称的全球化——国际移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着贸易和资本的自由化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不对称现象。自由移民虽然在经济上具有明显的合理性,但是由于主权国家体系的存在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由此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南方与北方、资本与劳动、人权与主权的根本矛盾,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和道德理念受到了挑战。长远看,自由移民的实现将服从于资本运动的需要,发达国家的国民和发展中国家的少数精英分子将率先实现自由移民。

从战争和改革的视角看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历程

民族国家是以民族为基础而建立的主权国家,国家主权和民族一体性是其建立的两个必备要素。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程,14、15世纪,英吉利民族经历了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的动荡,萌生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王权逐渐战胜封建割据势力,民族国家建立的条件日益具备;16世纪,经过宗教改革和政府改革,王权得以最终摆脱教皇控制,国家机构进一步完善,英国民族国家最终形成。

国家主权平等与“领袖型国家”的正当性

如果正确理解国家现象与国家平等,就可看出国家主权平等有最高限度、最低限度,以及从最低限度到最高限度的连续统。我们有义务在为差别作公允辩护的同时捍卫平等的最低限度并促进更大的平等。一个国家在已遵守主权平等的最低限度的条件下,(1)依差别论衡量设法正当地取得了一个特权或强势地位,不过是一个强势国家;(2)正当地成为一个强势国家,且取得了大国地位,并尊重国际体系的价值,以及真正成功地担负起对国际体系所负之重大责任,不过是一个伟大国家;(3)尊重国际体系的价值,且真正成功地担负起对国际体系所负之重大责任,不仅素来都在诚信地甚至是模范地遵守现存合法规则,而更重要的是,已帮助规划或提炼出一个合适的国际体系远景,并努力将之构建起来,以使人类繁荣得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就是一个领袖型国家。

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关于中国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历史辩证

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与毛泽东有过一场关于中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论。今天需要重新回顾这场辩论背后的历史逻辑,即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如何在近代历史中展开的。其中梁漱溟对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在阶级、国家、执政党、人民与人心问题上的看法与转变,折射出中国之路所具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今天的中国需要呼唤新的政治觉醒、文化觉醒以及新的理论创造,并以之为中国未来的道路开辟方向。

论主权财富基金之若干法律纷争

主权财富基金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一股新兴的不可忽视的投资力量。以新兴经济体官方投资为特征的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改变了以往国际资本主要由工业化国家私人开展国际投资的单一流动模式,体现了国际投资领域的一种"范式转移"。其所带来的法律挑战和变革,主要涉及主权财富基金接受国以投资安全审查机制为代表的国内管制措施的加强、国际组织有关改善和提高主权财富基金治理结构和透明度要求的努力、WTO相关规则特别是GATS对于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自由化的约束性纪律、主权财富基金能否适用国家豁免原则等问题。

亚当·斯密重商主义批判的政治学维度

针对重商主义体系中政治与经济的纠缠,斯密将经济刻画为与政治不同的、自成一类的存在,将传统上立法者和政治家的功能降格。进而在不预设世界性主权者,承认现实的主权国家体系的基础上,探索了经济非疆域化和非主权化的可能性,从而在不取消政治的基础上,极大地拓展了经济的空间和地位。最后,他遵循经济的脉络和进程,重新设计了大西洋政治联盟,首倡以自由贸易的帝国超越重商主义的帝国,因而在理论上提升了经济的自主性和位阶,改变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传统关系,使得经济不再雌伏于政治之下而获得了自身的逻辑,也使得经济成为了政治设计的基准和约束。

打击恐怖主义对当代国际法律框架的影响

打击恐怖主义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 ,但对恐怖主义活动的打击应在国际法律框架的约束下进行。尊重国家主权 ,加强国际合作 ,特别是要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 ,在这种条件下采取的反恐怖行动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关于限制出境问题的思考

本文就限制出境措施的性质、实施的理据以及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在该措施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公民的出境自由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公安行政管理与服务关系错位、中央事权被分散,进而提出应该把公民的出境权写入宪法、正确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强化出入境管理的中央事权性质。

我国海外国有投资面临国外安全审查的挑战及对策

21世纪以来,我国成为新兴的海外国有投资大国,但国有投资的国家战略目的及支持过于明显,因此我国的国有投资遭受了特别挑战。国家应对策略是,完善现代化企业治理体制,政企分开,国有企业在商业基础上经营,适当降低国有投资比例,减少海外国有投资的国家战略目的和财政支持等。我国国有投资者应对策略是,总结我国国有投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参照国际准则组织运营国有投资,通过稀释控制权、放弃或降低敏感领域业务以及其他缓解措施,以降低或消除安全风险而通过审查。

国际体系常态:疑惧与整合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系统成员之间实质上的不平等关系以及以实力界定并分配利益是疑惧产生的基础；国际规则与国际关系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依存只能纾缓疑惧的程度，由于国际规则在制定与形成、适用与效力、正义及其贯彻程度等方面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与缺陷，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疑惧心态。整合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彼此疑惧的逻辑结果，整合的过程就是国际关系体系的演进过程，其结果则是各行为体综合实力较量而形成的总合力所致的“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务”。整合的模式主要有“胜负型”与“双赢型”两种。在主权国家的历史终结之前，疑惧与整合仍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属性。

英国民族意识的发展与帝国思想的萌芽

民族国家就是以民族为核心、民族与国家合二为一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人把英国称为一个帝国，民族国家和帝国联系了起来。他们认为，不论民族国家还是帝国，其主权是一国之内的最高权力，而且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处于独立平等的地位。正是在民族意识增强和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英国人的帝国思想才开始萌芽。

近代爱国主义对象辨析

近代爱国主义之对象已不是以村社共同体为基础的家国同构、君国交织的传统意义上的“祖国”,而是主权国家、多民族国家、人民民主国家和文化之国的有机统一体。其中,人民之国是根本,多民族国家是保证,文化之国是灵魂,主权国家是功用。

君主—主权、启蒙—反启蒙与民族—国家——对克劳塞维茨“三位一体”战争观之展开

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理解并不受限于狭义的战争活动,而是涉及战争与政治、哲学等事物的广泛关联;与之同理,我们对克劳塞维茨理论的理解也并不能受限于狭义的军事理论,而是要将其放置在更为宽广的政治思想史背景之下。克劳塞维茨正好处在德国概念史中所谓的“鞍形期”或“语义学问题”的集中展现期,大致对应于当时欧洲政治现实及政治思想的剧烈转型期。这使得他在《战争论》中对战争的定义是复杂和充满矛盾的。通过上述研究进路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及其内在张力,而且可以更好地管窥与理解(欧洲)现代国家形成时期的复杂状况。也即,通过对克劳塞维茨“三位一体”的战争观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展开,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它与君主—主权、启蒙—反启蒙和民族—国家这三个层次或三阶段的对应关系,以及进一步反诸理解后三者之于(欧洲)现代国家形成的关联。

论民族自决权主体

目前,对民族自决权主体问题,学界有不同的认识。综合分析各家之言,应对民族自决权主体做如下界定:民族自决权的主体包括处于殖民统治之下或在外国军事侵略和占领下的民族,以及主权国家的全体人民。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也可以成为民族自决权的主体。

论争取国家主权和中华民族自决权在毛泽东人权思想中的地位

毛泽东人权思想内在结构是比较严谨和完整的,同时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在毛泽东人权思想中,争取国家主权独立、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决权是毛泽东人权思想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也是其核心内容,是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毛泽东人权思想的关键一环。

民族自决权:历史、现实及困境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席卷全球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对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当代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次民族主义浪潮中,“民族自决权”是一个十分彰显的口号。然而,民族自决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理解与界定,模糊性、争议性极大。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民族自决权的内涵、演化及困境等作一些必要的了解。

从国际法角度看台湾“入联公投”问题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提出"入联公投"并不具备任何法理上的依据。台湾不具备加入联合国的资格,不存在民族自决权问题。公投不等同于民主。

《约翰王》中的民族意识书写

《约翰王》主要讲述了金雀花王朝时期约翰王与亚瑟王子之间争夺英格兰王位的故事。而被卷进这场政治争斗的不仅有英法两国国王和贵族阶级,还有宗教势力和其他阶层。伴随着这些不同势力之间的较量,莎士比亚在剧中则以民族意识为基准对约翰王的故事进行改编,转而又将民族意识散播给观众和读者。对《约翰王》中的宗教力量、王权争夺和各阶层的政治参与进行分析,试图证明《约翰王》的写作参与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有关英国民族主权国家塑造的政治争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国家主权观建构

西方国家主权观中蕴含“强国必霸”的思维,不适应当代全球治理秩序变革的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新型国家主权观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倡导尊重国家主权与合作共赢相统一,其批判和超越了民族国家终结论、世界政府论、新帝国主义论等所诠释的西方国家主权观。这种新型国家主权观注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传统主权和非传统主权相结合,尊重主权国家在经济、领土、生态、网络等领域的主权,倡导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