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债务偿债次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为探讨后金融危机时代主权国家偿债次序及其背后的机理,本文构造了以国际主权债务市场结构性权力的强度和使用意愿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发现不同债权人的结构性权力存在异质性,理应在债务国偿债次序中处于不同位置。多边机构结构性权力的强度和使用意愿最强,私人债权人次之,双边债权人最弱。围绕基本事实的分析、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广义矩估计的实证检验,和对希腊、斯里兰卡主权债务违约案例的深入考察,均证实了理论分析的结论,即多边机构、私人债权人和双边债权人分别是债务国偿债次序中的优等、次优等和次级债权人。这主要源于对不同债权人违约所引发的后果不同:对多边机构违约很可能会导致违约国被国际信贷市场抛弃,违约案例屈指可数;对私人债权人违约的案例较少,这种行为会显著削弱主权外债流量,尤其是对那些政府治理能力较差的国家而言;对双边债权人违约的案例最多,违约的负面影响最弱,不少双边债权人会出于政治目的积极参与债务延期和重组,甚至为已违约的债务国提供信贷支持。

主权让渡的法律涵义三辨

当要强调国际组织在某些事项上获得对成员国的控制力和支配性时,主权让渡应表述为“主权权力”的让渡;当要强调国际组织由成员国的让渡行为而获得了某种排他的能力和资格时,主权让渡则应表述为“主权权利”的让渡。类似于基本权利和派生权利的区分难以适当地解释主权权利的让渡。在国家让渡了越来越多主权权利的情况下,代表主权的是终极支配权,而不是所谓基本权利。

西周中晚期君臣体系的变化及其对王权的影响

西周时期的君臣体系,总体呈现出层叠架构的态势。其中,王臣的存在,对王权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但到了西周中晚期,这一君臣体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一方面,在体系内部,用王与一部分王臣之间的君臣关系发生了隔断,而王臣与他们的臣属之间的君臣关系却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在王官系统内部,逐渐产生出新的君臣层级,且与此同时,个别王臣在王朝中的地位也发生变化。上述种种变化,从多个方面削弱和动摇了西周王权。

“公共利益”的界定是一个宪法分权问题——从Eminent Domain的主权属性谈起

宪法规定私人财产的征用须服从“公共利益” ,其目的是为了抵制个人财产由于政府的专断或不公正行为而丧失。与具有主权属性的征用权相关联的“公共利益”的界定是一个宪法分权问题 ,是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共同行使的 ,相互之间有一定制约。立法机关只能就“公共利益”确定概括标准 ,具体的判断标准由行政机关行使 ,只有出现争议时 。

论海洋警察权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国际上唯一的"地球宪法",其生效实施使约1/3面积的世界海洋依法划归沿海国专属或者管辖,在海洋的利用和管理上赋予沿海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沿海国在行使这种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时候,可以依法行使紧追权、登临权,还可以采取检查、扣押、扣留、逮捕的措施,这些权力和措施非常类似于平常所说的警察权。在海洋上,这些权力和措施属于什么性质,应由哪些主体来行使,中国的现状如何,国际上的发展趋势如何,这些都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从警察的概念入手,提出实质意义上的警察和形式意义上的警察(实证法上的警察)的分类,探讨警察权与海洋警察权的涵义,并分述每一种海洋警察的职责、任务以及各机关之间的关系。

论人大主权权威

现行中国宪法设定的国家机构中,人大是国家主权机关,中国人大制度的建设,最根本的就是要确立人大的权威,使人大的四项主权性权能———立法权、选举权、决定权和监督权真正成为控制和约束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主权性权力。同时,为了防止人大主权失控,应建立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人大监督机制,党的领导对人大的监督成为人民对人大监督的最主要的形式———在这种监督中,人民群众的监督转变为以党的领导为特点的有组织的监督,因而是一种有先进思想理论武装的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监督。人大权威由于这种监督,不仅能够较好地行使人大的主权,而且从人民到人大,从人大到其他国家机关,再由其他国家机关到人大,人大到人民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控制和约束权力的机制,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成为可能。

总结党的执政经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党的执政地位的获得,是历史的选择,要保持执政党的历史地位,必须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清醒认识党的历史方位,历史使命与历史机遇。总结党的执政历史经验,认识和把握党的执政规律,不断地探索并总结新经验,有效地推进执政主体建设。

行政知情权的必要性及其价值的法理解析

行政知情权作为其他公民权利的前提性权利,是人民主权、控权理念与制度的内在逻辑,也是当今信息社会保障信息自由进而实现权力与权利均衡的必然要求。明确行政知情权的必要性与价值,加快相关立法,对于推进我国的民主、法治和宪政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美国债务违约风波的深层原因探析——基于权力流散的角度

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权力流散理论,导致美国联邦政府控制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融资的行动能力被削弱的深层次原因是:权力从政治权威流散至市场权威、从政府流散至国会等权力机构以及国际范围的权力流散和权力重新配置。美国主权债务违约风险虽然在最后时刻被暂时化解,但美国债务问题仍将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化解美国主权债务风险,需要美国的政治权威、市场权威以及国际社会的长期不懈努力。

春秋“流亡婚姻”考述

据统计,春秋"流亡婚姻"共10起,涉及11国28人次,其成因分为流亡者流亡和与流亡者通婚两个方面。前者是君权和公子及卿大夫集团的矛盾,后者是要利用流亡者为本国利益服务,其结局分为"返国为君"、"定居为仕"、"赋闲定居"和"最终被杀"四个类型。通婚对流亡者的政治前途有重要影响是其显著特征,"流亡婚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时期民族融合、婚制以及妇女地位等状况。

从主权国家的兴衰看权力博弈形态的转型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还是科学行为主义理论,都是把主权国家抽象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关系行为体。这一行为主体有一致的利益,也自然要有一致的对外政策目标和手段。在20世纪,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概念抽象是非常准确的。但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概念抽象逐渐与国际关系的现实相违背。一方面,国家综合实力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具体领域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包括超级大国在内,其对外政策的主要阻力可能不是所谓的竞争对手,而是其国内不同的利益集团。这导致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从假设到概念和推理层面,都已经无法解释和预测今天的世界,而权力小博弈理论可以为认识多元复杂互动博弈时代的国际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国家观念厚与薄

关于战争状态,霍布斯与洛克有着不同的假设。要想结束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战争状态,需要两个不同的预设条件:最低限度的至上权力与最低限度的正当性,它们可分别被称作"霍布斯条件"与"洛克条件"。这两个条件相互约束,将共同构成一个关于现代国家的薄版本观念。而在这个薄版本观念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对现代国家的正当性提出更为丰富与厚实的内容要求,这一要求可以被称作"充分合理的正当性要求"。它将对应于一个厚版本的现代国家观念。在关于"失败国家"与"成功国家",以及主权观念的完整性等问题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厚薄两种不同观念在政治生活中有着具体表现。

俾斯麦的性格与德意志统一新探

俾斯麦是德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能对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建立和崛起产生重大的影响 ,与其性格因素是分不开的。尤其在德意志统一进程中 ,俾斯麦的性格特点几乎影响着全部过程的方向和进展。本文通过剖析俾斯麦的性格特点对德意志统一进程的影响 ,揭示了历史人物的个性因素对历史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力。

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关于中国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历史辩证

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与毛泽东有过一场关于中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论。今天需要重新回顾这场辩论背后的历史逻辑,即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如何在近代历史中展开的。其中梁漱溟对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在阶级、国家、执政党、人民与人心问题上的看法与转变,折射出中国之路所具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今天的中国需要呼唤新的政治觉醒、文化觉醒以及新的理论创造,并以之为中国未来的道路开辟方向。

试论条约前时代清政府对领水主权的维护

在不平等条约签订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集中表现为挑衅中国领水主权。面对这 种非法挑衅,当时的清正府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实施强制引水制度,牢牢 控制引水主权。严格管理湾泊的洋船。商船、兵船必须湾泊于指定地点,并接受严格管束。对外国 船员行使完全的刑事管辖权。拒绝列强染指海上缉捕权。正是由于清政府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措 施,在武力和封舱的威慑下,西方列强的挑衅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条约前时代的中国领水主权也 因此而大体上保持了完整。当然,这种完整随时都受到威胁。嘉道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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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临时保护措施制度——兼议我国相关制度的不足

临时保护措施制度作为对财产或人身产生强制力的措施,其执行必然涉及到强制性权力的介入,如一国之司法权力。在仲裁独立于法院的原则之下,法院可否以及怎样介入到国际仲裁临时措施制度中?作者认为,尽管仲裁当事人均持仲裁独立、排斥法庭介入之主张,但临时措施制度的本质决定了必须寻求法庭权威力量的介入。不过,有鉴于仲裁独立原则,法庭的介入可表现为支持、帮助,而非干涉仲裁,这种观点也在大多数国家的立法、仲裁规则或有关文件中予以认可。

晚清时期近代司法理论的构建

中国的近代司法理论是在晚清时期开始构建的。近代司法理论之所以在晚清时期开始出现,源自于内在的动力和外在的压力。晚清时期构建的近代司法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司法主权理论、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理论、司法文明理论以及司法中立理论。该理论对晚清时期的司法改革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论《等待野蛮人》的救赎政治

对于库切的小说《等待野蛮人》的政治内涵与伦理思考,评论界历来存在不同的意见,认同与质疑的声音互相交织、彼此争锋。而库切本人则倾向于支持前者。现从阿甘本、阿伦特与本雅明等思想家的理论中汲取灵感,分析小说中苦难的生成机制——主权权力的敌我划分,探讨苦难的表现症候——赤裸生命,并进一步思考库切在文本中隐含的救赎策略,进而从政治哲学的维度对小说进行阐释。

近代以来我国公民概念和相关概念使用的流变及其检视

自我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至1947《中华民国宪法》的宪法性文件中的主权归属、参政权主体、基本权利主体均不一致,最显著的相同点是主权归属均"国民",基本权利主体为"人民",不同点是规范文本中参政权主体由""人民"演变为"国民"成为主流,"公民"在宪法及法律文本的使用较少。新中国成立后承袭苏联的立法范例,我国54、75、78、82宪法的主权归属、参政权主体、基本权利主体规定较为一致,均采用"人民"作为主权归属、参政权主体为"公民",基本权利主体为"公民"的单一主体体例。在国际人权背景下,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中主权归属主要是"人民",但基本权利主体中"任何人"与"公民"的两分将成为人权保障的主流,专属公民的权利呈现限缩的发展趋势,也正符合了公民作为参政权的本质内涵。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矛盾析论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上 ,经济知识化、信息化则更不利于弱势国家的主权。但是 ,全球化中国家主权的基石作用并没有改变 ,主权的内容和实现形式则发生了变化。本文认为对此应予以一分为二的理解 ,不能单纯强调全球化对主权的损害 ,也要认识到主权的让渡和自我限制是全球化的客观要求 ,树立新型的主权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