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会计改革是否提升了地方专项债务绩效——基于县域数据的DID模型研究

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对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专项债务治理发挥着十分重要作用。根据财政部相关要求,201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新政府会计准则,本文正是在此制度背景下,结合我国2017—2020年2058个县域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模型),研究政府会计改革对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会计改革对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为了反映政府会计改革在促进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绩效提升的地区差异,把全国2058个县域按照东中西地区的归属划分为三组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政府会计改革对于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当地政府专项债务绩效都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本文为政府会计改革对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绩效提升提供了实证证据支撑,并为政府会计改革如何提升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绩效治理水平提供了有益参考。

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我国当下的基础设施建设依赖政府财政靠前发力,而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成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最大阻碍。本文的研究表明,虽然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在基建投资中的占比持续走低,但是政府财政仍然是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的关键角色。基建投资不是造成地方政府债务较高、影响我国财政可持续性的根源。从估算结果来看,虽然受到多种因素制约,但是2020—2022年政府资金的平均资金撬动效应高达2.7倍,民间资金依赖政府资金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带动作用。预计至2035年,我国每年基建财政支出空间在5.5万亿—7.3万亿元,“十四五”期间政府资金预计平均每年拉动其余资金16.2万亿元。因此,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开展基建投资的关键在于优化专项债使用机制、提升政府投资决策能力以降低资金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建立健全政府投资、补贴与价格的协同机制,更好地利用有限的财政预算资金撬动民间投资,带动经济系统整体健康平稳运转。

专项债支持的智慧路灯项目研究

汇总并分析专项债支持的智慧路灯项目,得出地方政府专项债对于智慧路灯项目有重要促进作用,且呈现发行期限变长、利率持续下降以及发行节奏前置的趋势的主要结论。对比各项目披露的“一案两书”等材料,发现支持智慧路灯领域的专项债发行过程存在信息披露不透明、夸大经营收入、监管机制不到位等问题。对比分析经营项目收入数据,发现智慧路灯项目总体盈利水平不高,且过于依赖基于LED屏幕的广告服务收入,有较大的还本付息压力。针对发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细化审核标准、提高审核要求、拓宽专项债券销售渠道、丰富投资者结构的建议;针对智慧路灯项目经营上的问题,提出扩大特许经营范围、健全组织协调机制机构的建议。

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风险形成的三重逻辑与治理出路——基于财政属性视角

我国的地方政府专项债(以下简称专项债)已成为预算执行审计的重点内容。从近些年全国与各省的审计情况看,我国的专项债既有包装、谎报、虚报收益违规发行问题,也有闲置不用、挪作他用、低效使用的情况,这些与国家的政策导向和发债初衷相悖离,难以达到政策预期效果,甚至出现收不抵支、以债养债现象,影响代际公平。本文在分析专项债主要风险点的基础上,从专项债的财政属性视角剖析专项债风险形成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研究发现:理论上,对专项债发挥财政政策工具作用的方向界定不准;制度安排上,赋予专项债过多的财政职能;实践中,地方政府存在“财政幻觉”。这些因素在监督约束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使专项债不仅“偏航”,而且“走样”,不断泛化为“万能债”。对此,本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理论上追本溯源,厘定专项债的职能范围;第二,制度上革故鼎新,为专项债稳根固本;第三,实践中审时度势,用区块链技术为专项债保驾护航。

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专业化分工:基于微观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作为产品内贸易的主要实现形式,专业化分工是企业参与“双循环”的重要微观基础。中国信贷市场的“地理分割”容易使地方政府债务阻碍企业的标准化融资,进而对企业专业化分工造成不利影响,但仅从标准化融资视角出发可能会忽略供应链融资的重要影响。本文基于标准化融资和供应链融资的双重视角,发现在理论上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既可能阻碍企业标准化融资、抑制专业化分工,也可能激活企业供应链融资、促进专业化分工。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样本期内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抑制了企业专业化分工。影响机制检验证实了标准化融资渠道和供应链融资渠道并存,但过高的前期成本导致供应链融资渠道受阻。本文研究表明降低前期成本是有效解决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抑制企业专业化分工问题的重要思路。

四两拨千斤:专项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合作性和服务性视角,围绕“专项债→公共项目建设与服务→私人投资”主线,采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专项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专项债对私人投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作为项目资本金以及采取PPP投资模式,专项债更有利于发挥合作性功能,激励私人投资参与公共项目建设;用于提供交通及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基建类公共项目服务,专项债更有利于发挥服务性功能,促进私人投资提升;专项债促进私人投资提升的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在东部地区表现更为显著。

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功能定位与风险防范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迅速扩张,原因在于其经济增长的功能定位。专项债经济增长的功能定位导致了专项债的中央集中化、财政政策化以及杠杆化。调整专项债的功能定位,使其服务于地方事权的实现,需要把握专项债的公益性、地方性和收益性。立足于专项债的事权功能,在事权功能与增长功能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是防范化解专项债务风险的现实选择。为此,首先,专项债及其支持项目应遵循受益性原则;其次,应明确国债的经济增长功能定位,强化中央支出责任;再次,应完善“代举”机制,确立资金使用主体的偿还责任;最后,应积极赋予地方税权,扩大地方财政自主权。

基建投资扩张与地方债务风险——基于专项债发行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以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18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将基建投资、专项债发行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纳入同一分析框架,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基础设施投资中专项债融资方式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基建投资扩张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主要来源,专项债发行能够显著抑制基建投资债务风险,尤其是在经济质量发展较弱和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政策效果尤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专项债发行有效约束了地方基建投资扩张,纠正了官员晋升竞争动机,减轻了基建投资债务风险。对此,应当在对地方基础设施进行投融资时,坚持“效率原则”,提高基建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地方债务整治要坚持“隐性债务显性化”,管控应以专项债方式进行基建投资;应不断创新地方官员考核制度。

地方政府债务监管路径的反思与超越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需要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监管。人大监督、财政监管、金融监管构成了三种主要监管路径。三种路径在监管属性、制度依据、运行机制乃至优势、局限性上各有不同,需要对其做出认真、全面的反思,合理界定其监管重点,从而提升监管的实效性。人大监督的主要对象应定位于一般债务,财政监管应将专项债务作为其监管重点,金融监管应超越其配合财政监管的地位,将专项债务作为其监管对象。

乡村振兴专项债券发行中政府决策行为分析

乡村振兴专项债券能够拓宽乡村振兴战略的融资渠道,有效破解资金制约瓶颈。依据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的现实需求与政策背景,运用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的演化博弈理论,构建政府乡村振兴专项债券发行的演化博弈模型,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策略选择的演化稳定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模拟仿真方法,引入专项债券规模系数与收益系数,模拟仿真博弈主体的行为演化过程。系统仿真结果表明,专项债券债务规模膨胀与债券收益提升将分别对债券有序发行起到抑制与促进作用。最后,结合“偿还安全、专款专用”的监管要求以及“兴产业、拓渠道”的发展理念,提出乡村振兴专项债券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组合。

婚内侵权责任的理论反思与制度完善

追究婚内侵权责任可以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维系婚姻家庭的稳定。夫妻别体主义的确立为其提供了法理基础,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当前,应尽快建立非常财产制和债权凭证制度,为婚内侵权责任提供物质保证。

中国省域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分析

基于2020年我国31省域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和债务负担数据,分别从债务规模和相对债务率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现状进行研究,并进一步分析各省域地方政府在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方面的负担特征.结果表明:(1)我国省域地方政府的整体债务负担可控,但地区和省份间的差异明显,债务负担整体呈现出东中西递减的规律,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债务负担最小,西藏、青海等西部地区的债务负担最重;(2)从一般债务负担来看,东部省份的一般债务率最低,西部省份的一般债务率最高,其中青海、贵州等地的一般债务率较高,公共财政自给率也较低;(3)从专项债务负担来看,东部地区的专项债务负担率和专项债务比重均高于中西部地区,江苏、浙江等地通过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获得的收入较多,对应的专项债务率也较低.基于上述结论,分别从提升债务治理政策针对性、增加转移支付力度和提升财政资金利用效率等方面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诉讼系属中债的移转所引发的法律问题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文规定诉讼系属中当事人移转诉讼标的的债的关系的处理模式 ,在市场经济高速快捷运作背景下 ,此种状况会严重妨碍当事人的交易自由 ,造成正当当事人的经济损失。文章比较了德国和日本的立法政策及其理由 ,指出我国应采用当事人恒定主义的处理模式 。

对冲政策的工具选择与特别国债发行

对冲政策是目前货币政策的核心问题。外汇储备增加速度不断加快,导致因基础货币投放增加过快而引起的潜在通货膨胀不断积累,中央银行因此采取的对冲政策和采用的对冲工具关系到中国经济稳定健康的发展。财政部发行的特别国债对流动性的影响是中性的,但无疑为中央银行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对冲工具。

中国上市公司隐性契约与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

隐性契约的存在使企业进行融资决策时需考虑除股东、债权人、管理者之外其他利益相关者———企业顾客的影响。通过隐性契约与资本结构关系实证检验,分析了隐性契约对企业融资政策的影响,得出结论:专用性资产比重以及对顾客隐性负债的履行对企业资本结构产生显著影响。

稳增长与防风险背景下地方债限额影响因素研究

选用2015年以来各省债务限额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稳增长与防风险背景下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专项债务新增限额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新增限额的显著影响因素包括一般预算支出、第一产业占比和一般预算结余,而并不包括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风险;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新增限额的显著影响因素有基金预算支出、基金预算收入和专项债务风险,而地方项目固定资产支出对专项债务新增限额的影响不显著。最后,根据结论提出了限额制定的相关建议。

论非典对我国财政的影响

分析了非典对我国财政所造成的压力,指出传统的解决财政赤字的方法对于解决非典所造成的财政赤字并不适用,并提出了一些削减由非典所造成的财政赤字的政策措施的建议。

论特殊普通合伙债务的分类清偿

特殊普通合伙作为一种新型的合伙制度,通过适度切断合伙人之间的无限连带责任以隔离合伙人之间的风险,但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债权人利益。为了更好地平衡债权人利益和无过错合伙人的利益,需要区分债务清偿顺序和债务分担责任,并且在已有的合伙债务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差异化的债务清偿顺序和债务分担责任,从而有效地实现特殊普通合伙的立法目标。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及对策研究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重大风险防控,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防风险仍是当前攻坚战之一。2014年以来,伴随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改革不断推进,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隐性债务增速放缓、风险有所缓释,但结构性及区域性风险仍需关注,且年初疫情冲击也将加剧区域债务风险分化,在稳增长需求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区域性及结构性风险均将出现上升。基于此,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需从根本上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并通过深层次机制改革强化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同时,稳增长背景下地方政府仍需坚持“开前门、堵后门”的做法,推进专项债扩容提效,并与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有机结合,逐步有效化解债务。

地方政府专项债与PPP的相容机制分析

作为地方两大融资方式,地方政府专项债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均在社会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地方政府专项债允许作为项目建设资本金后,其与PPP结合成为可能。从二者的发展背景和国内外研究入手,对其发展主要脉络与内涵进行辨析。分析过程表明,在地方融资监管制度变迁和PPP融资规范后,两者可以建立激励相容机制,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合理确定支出责任和项目收益边界,强化信息披露,实施动态监测,融资方式创新等手段,提高项目资金使用与建设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