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公司股权对外转让行为的效力研究——以侵害股东优先购买权为视角

2023年《公司法》第84条就优先购买权作出规定,用以保护有限公司的人合性特征,但对侵害股东优先购买权具体情形仍未予言明,致使司法裁判和理论学说已有争议仍存在。亟待2023年《公司法》在其司法解释中对股权对外转让行为进行体系化完善。在股权转让行为方面,应采用区分原则明确股权转让行为系债权行为;在优先购买权性质认定方面,应采用公司组织法上的特殊权利说保障其他股东的顺位优势;在以侵害优先购买权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时,应根据《民法典》规定分别对欺诈、通谋行为等情形的转让合同效力进行认定。

社会法特别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探究

在社会法特别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影响案件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关系到社会成员权益的维护及社会法立法目的的实现。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社会法诉讼特别程序,在社会法纠纷解决时主要适用传统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这与社会权救济存在冲突,影响救济效果。基于社会法纠纷的性质,社会法特别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应以倾斜保护弱势群体、公正与效率并重为价值原则,通过一般规则、举证责任专属与自由裁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合理设计,以妥善解决社会法纠纷,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制度构建研究

中医药传统知识是中医药的核心内容,兼具卫生、经济、科技、文化、生态五重资源价值。目前中医药传统知识面临国外不当占有、盗用,国内传承、保护不力的双重困局,现行法律制度无法实现全面、系统保护,建立专门保护制度已成为必然选择。专门保护制度需要解决四个核心问题:对外防御侵占和不当占有,对内保护持有人权利并规范知识的获取与利用,化解持有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处理与现行法律制度的衔接。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制度的四个机制,即阻却外国不当专利申请的防御机制、持有人权利保护机制、持有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平衡机制、与现行法律制度的衔接机制,以更好促进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传承、创新、发展。

专精特新企业与ESG表现的经济关系研究

在“十四五”规划以及国家双碳目标下,ESG和绿色发展成为国家重要议题,引导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本文将ESG理念融入投资决策和经营战略,能够提高企业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文章选取2019—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中的部分专精特新企业为样本,实证考察ESG体系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影响。研究表明:总体上专精特新企业的企业价值与ESG表现呈现正向关系,但非国有企业与ESG表现呈反向关系,年龄较小、规模较小的企业同样呈反向关系,国有企业以及年龄较大、规模较大的企业与ESG表现之间并未呈现类似关系。最后,文章基于研究结论针对各类专精特新企业、金融机构及政府部门提出战略和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之省思

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规定,量刑建议的效力延展至审判阶段,约束庭审法官的量刑裁量权。由于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的扩张适用,其对程序公正与量刑公正均产生了连锁影响。由于审查起诉阶段牺牲了被告人量刑听审与量刑辩论权利,加之检察官担当审判之前的量刑法官产生的各种反作用力,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对刑事程序公正有一定的反向阻力。同时,由于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难以尽责尽职进行量刑调查,更难以全面考量兼顾所有的量刑因素,确定刑的量刑建议很难完全体现刑罚公正。法院在个案中应当启动必要的庭审公诉审查,庭审阶段也应赋予法官充分的变更起诉罪名与量刑权限。设定科学的量刑方法、量刑情节的合理赋值等改革举措,有利于回归诉审制约与实现量刑公正。

论未成年人未决羁押特殊权利保护

对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以非羁押为常态,以羁押为例外,对于必须羁押的未成年人,加强审前阶段的特殊权利保护尤为重要。目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存在逮捕标准不具体、逮捕率偏高、受教育权与分管分押权受限等问题。基于此,当前应完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职能,细化逮捕标准,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推进二元化立法设计,着力改变未成年人法依附于成年人法的“附属”及“小儿酌减”的立法状态;借鉴域外经验完善未成年人非羁押化处置措施。通过以上举措,促进未成年人在未决羁押中的特殊权利保障。

人形机器人的操纵性风险及规范进路

在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技术加持下,具有拟人化外观的人形机器人将具有操纵能力,可能引发限制人的自我成长、误导社会化进程以及扭曲家庭伦理观念等问题。风险管理进路是一种成本效益分析法,存在风险评估与分类困难,并非调整人形机器人活动的良方。人形机器人具有专精科技与赋能科技双重属性,前者意味着必须借助科技伦理规范研发活动,后者则要求充分关注不同应用场景的复杂治理需求。对人形机器人研发活动的规范,应适当将科技伦理法律化,预先控制人形机器人的情感计算能力,并避免外观设计产生过度操纵风险。对人形机器人应用活动的规范,一方面应充分借助法律系统抽象的权利义务工具,如知情权、人工沟通权以及人为监督、安全稳定义务等,回应海量应用场景引发的规范难题;另一方面应为法规、政策留出必要的空间,借助合规认证、监管沙箱等制度实现对人工智能赋能应用的协同治理。

表决权差异化结构下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进路——以限制特别表决权为切入点

股东异质化已成为大势所趋,陈陈相因的传统法理:股东“同股同权”制度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上交所科创板出台关于表决权差异化的规则表明“AB股”架构在内地正式登陆。但此制度设计是一把“双刃剑”,对中小股东会造成诸多不利的影响。现有交易所规则对超级表决权的行使虽然做了限制性规定,但《公司法(修订草案)》对此付之阙如,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司法裁判陷入困境。本文以合理限制特别表决权为切入点,从立法和司法两个维度展开讨论,从而弥补法律由于不周延性和滞后性而造成的行权限制的“真空”地带,以期兴利除弊,保护好中小股东的合法权利。

论地方性法规设定特种行业择业限制措施的宪法边界——以“特种行业终身禁业案”为中心

“职业选择”属于宪法上职业自由的保护范围,地方性法规规定择业限制措施以及设定择业限制措施的时限需要结合职业自由的限制形态和限制强度进行精细化考量。在“特种行业终身禁业案”中,地方性法规设定特种行业择业限制措施的规范要求有待学理回应。职业自由在限制形态上可以区分为择业限制(职业选择限制)和从业限制(职业活动限制),终身禁业属于基于客观要件的择业限制措施。地方性法规能够设置择业限制措施的特种行业范围不限于需要前置性审批的旅馆业和公章刻制业。在形式合宪性审查层面,地方性法规规定终身禁业措施未超出地方性法规立法权限,符合《行政处罚法》对择业限制措施采取的“分级化法规范保留”的要求;在实质合宪性审查层面,地方性法规规定终身禁业措施在限制效果上类似于设置职业资格准入门槛,无法通过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和适当性原则检验。特种行业治安管理立法应当具有尊重基本权利宪法地位的方法自觉,基于不同行业的特点和规模,完成特种行业制度的合宪性调整。

从特殊到普遍:融合教育视角下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设计与展望

特殊教育的长远规范发展需要特殊教育立法保障。特殊教育立法遵循教育立法的基本原理,具有教育立法的普遍性;但同时在法律定位、立法原则、教育对象、权利内容、教育保障等立法构造上自有其特殊性。基于普遍性的遵守和特殊性的考量,特殊教育立法设计应由全国人大常委制定,确立融合教育的立法原则,完善特殊教育对象身份认定范围和制度,明确受特殊教育权利内容,突出特殊教育保障的政府和家庭责任等,最终实现特殊教育有法可依、规范发展、融合教育的愿景。

论监察对象的基本权利保障

完善监察对象基本权利保障,既是明确监察机关职责和权限,加强对监察机关监督制约的现实要求,也是规范监察权力运行,推进监察工作法治化的应有之义。当前理论研究对监察对象自身及其基本权利保障的特殊性认识不足,监察法规范和监察实践也更侧重于实现监察权力的有效运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监察对象基本权利的保障。实际上,公权力授权和党员身份使监察对象及其基本权利保障具有特殊性。监察法律规范和监察对象的基本权利共同构筑了监察权力的行使空间。针对监察监督、调查和处置过程中,监察对象人身、财产权利受侵害的风险,有必要从法规范体系完善、监察活动规制和监察对象权利救济等方面探索监察对象基本权利的保障进路。

个人信息权立法完善的路径与选择

当前,信息泄露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各国纷纷就个人信息权进行立法保护.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优化了我国对个人信息权的立法保护,但我国相关规范性文件未能有效衔接,某些规范性文件位阶不明,特殊领域的个人信息权立法保护不成体系,部分地方缺乏立法能动性,对公权力的监管规定存在漏洞.相较而言,美国在个人信息权保护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和教训.通过比较分析法,对美国就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立法优势、劣势加以辨别,对我国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立法提出建议,以期完善我国对个人信息权的立法保护.

路权切换场景下铁路道口控制方案研究

近年来,随着地方铁路专用线工程的增加,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公铁平交道口的设计。目前道口信号控制系统通常遵循铁路路权优先的设计原则,但是在一些企业自管自维的专用线项目中,企业对铁路运输效率的要求不高,更注重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和保证公路方向通行的安全,甚至在某些特殊条件下可以取消铁路的路权。该文结合在建工程公铁路权的实际需求,研究一种特殊场景下铁路路权优先切换为公路路权优先的道口信号控制系统方案。首先通过对在建工程道口实际条件的阐述,提出道口处路权切换的需求。然后构思3种情景下的道口设备控制过程和路权切换过程,并研究确定适用于货车的道口设备布置方案和控制逻辑设计方案。最后对路权切换的效果进行分析。该文的研究成果对类似工程的设计具有参考作用。

我国护士处方权立法中的问题检视与路径优化——基于对《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第65条的分析

《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率先在中国尝试对护士处方权立法。但其离真正落地还有诸多问题须解决,如护士处方权的权限范围较为狭窄、配套实施机制尚付阙如、该权下的医护关系权责不明等,故护士处方权的立法完善,可以从合理确定该权的权限范围、明确医生和护士之间的权利义务界限、完善护士处方权的配套实施机制等维度进行。

体面劳动指标构建与经济特区平稳发展

体面劳动是国际劳工组织(ILO)在全球化背景下针对劳动群体提出的战略性措施,与我国“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文章以中国经济特区为例,探讨体面劳动与中国经济特区的联系,从企业创新、社会公平率、外资投入、政府注意力四个方面,分析体面劳动与中国经济特区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发现:体面劳动可以促进企业创新,社会公平率、外资投入与体面劳动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而政府注意力能够促进体面劳动的实现。

澳门地区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化路径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如何进行的路径难题。澳门特别行政区20余年间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经验可形成三重逻辑:一是有法可依的规则之治是给予数字政府建设正当性依据的基石,二是权利保障的价值选择是数字政府权力运作的边界,三是公开透明的理由之治是数字政府建设的机制保障。未来澳门地区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化期待,体现为深度与广度的拓展以及区域合作的变革。因此,在坚持既有法治路径的基础上,需进一步完善跨域合作制度。这亦为内地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带来新机遇。

“三权分置”下宅基地制度的目标变迁与规制革新

以宅基地“三权分置”为界分,宅基地制度目标从“居住保障”向“居住保障”与“财产价值”复合性功能变迁。政府规制从谋求二元目标异化为“财产价值目标”为主导的规制实践,并表现为政策执行异化下的目标混同、政府主导下对“财产价值目标”之偏执、市场有限理性下的目标悖离。宅基地制度目标具有公共性、复合性、超越性特征,宅基地流转市场具有创设性特征,分类规制理论与宅基地制度特征有效契合,构成宅基地制度规制革新的基础。集矢于特殊目的、具体目的干预的特殊性规制具有实现宅基地居住保障目标的优势,应配置新型居住权保障、包容性宅基地规划、底线性“户有所居”等法律制度。财产价值目标的实现仰赖于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的一般性规制,致力于宅基地财产价值的释放,配置市场准入、秩序规制、价格规制、退出规制等法律制度。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保护法益及其认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以回应社会中滥用照护职责形成的信赖关系来攫取性利益的行为。学界关于该罪保护法益的争鸣观点主要有性自主权说、身心健康说和折中说,性自主权并不能完全涵盖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保护法益,身心健康说和折中说亦有各自的不足。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立法源自于应对惩治性侵未成年人行为的实践需要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迫切需求,该罪保护的法益是多重的、复杂的,包括性自主权和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权。

产权分散型专业市场的治理困境及突破策略——基于上海部分专业市场的调研

产权分散型专业市场的治理问题错综复杂,其主要矛盾是产权分散、诸权利分离与市场统一经营管理之间的矛盾。上海应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加强对专业市场的总量规模控制以及空间布局的优化调整,避免重复建设和同业恶性竞争。在优化专业市场空间布局时,应优先考虑引导专业市场进一步向交通物流条件较好的区域集中,形成更多市场集群、更大规模效应,打破目前专业市场散乱分布的现状。

事业单位解聘权的法理基础与规则构建

我国事业单位解聘权限制过于严格,工作人员的流动性不足,影响了事业单位高质量发展。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是特殊的劳动关系,双方聘用合同的本质是劳动合同,应以劳动法原理指引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事业单位行使解聘权,政策之治明显,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质疑。放松事业单位解聘权限制,应拓展法定的解聘事由,构建正当的解聘程序以及不当行使解聘权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