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与企业韧性——基于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不稳定的背景下,如何增强企业韧性是所有企业都要面临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测度了企业韧性水平,并以城市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DID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信用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信用提升能够显著增强企业韧性;社会信用主要通过提高城市人力资本水平、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三个机制来增强企业韧性。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信用对企业韧性的增强作用在内部治理水平较低企业、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中的效果更大。文章为研究企业韧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如何增强企业韧性、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城市电商化发展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识别与影响机制

城市电商化发展是促进城市转型与提高城市经济表现的重要推力。本文基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识别城市电商化发展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效应及其影响机制。本文发现城市电商化发展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但对多样化集聚效果不明显。这是由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产品特性所致。在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基础设施领先城市、初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高的城市,电商化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影响更明显。城市电商化发展通过提高地区产业协同度、降低制造业和内资私营企业交易成本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电商化发展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同时,也提高了城市的创新水平和创新质量。本文为城市电商化发展如何有效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不同维度集聚提供了参考。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以中国A股2011—2021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化转型和交易成本发挥着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在东部地区、制造业、高人力资本以及大企业中更为明显。地方政府可通过实施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加深数实融合;同时应重视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

互联网应用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企业互联网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互联网应用通过节约交易成本这一主要渠道显著地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互联网应用对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资本密集制造业企业、出口型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显著;互联网应用通过节约销售成本和管理成本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管理成本节约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更大。因此,应提升制造业企业互联网应用的深度与广度,将节约的销售成本与管理成本投入研发活动之中,推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数字经济提高生鲜农产品绿色物流效率了吗?——基于交易成本的考察

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平衡交易成本和物流效率关系的新型载体和重要途径。运用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生鲜农产品绿色物流效率的影响及交易成本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生鲜农产品绿色物流效率呈现出“U型”非线性关系。同时,交易成本负向调节数字经济对生鲜农产品绿色物流效率的影响,其中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负向调节作用显著,市场交易成本的负向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我国生鲜农产品绿色物流效率存在显著的时间“滚雪球”效应和空间“促增”效应,城镇化水平和人口密度显著正向提升了地方生鲜农产品绿色物流效率,但人均收入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尚不显著。

企业网络化合作与嵌入式合作如何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企业间不同类型合作范式的有效性发生了新的变化。而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对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合作创新与新产品开发过程的探究相对较少。本文以2007—2020年A股计算机通信行业中245家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将网络化合作和嵌入式合作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讨论了其各自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异质性影响以及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网络化合作促进了新产品开发绩效,而嵌入式合作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转型正向调节了网络化合作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使嵌入式合作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的倒U型关系更加陡峭。最后,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了科技企业适应未来的创新合作战略。

企业数字化与跨国投资模式选择

企业数字化变革深刻影响了上市公司跨国投资的策略选择。选取2008—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企业数字化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模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时会以更大的概率选择绿地投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率,进而促进企业绿地投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非敏感行业中实施企业数字化更有可能促进企业以绿地投资方式开展对外投资。

数字政府赋能“慧政惠企”了吗?——基于政务服务信息化的视角

本文利用“互联网+政务服务”试点政策,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政务服务信息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检验、替换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政务服务信息化能够显著促进试点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主要通过交易成本降低效应和强化市场竞争效应来发挥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务服务信息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处理信息服务事项、处于中东部地区、非国有属性、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处于管制行业的企业样本中更明显。本文为揭示数字政府建设的微观红利效应提供了理论视角,也为进一步优化我国数字化营商环境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和A股314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当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管理成本、增加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新企业、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影响更大;这一影响结果在东部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更为显著。这为发挥数字经济的微观激励效应进而促进宏观经济“提质增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科技创新券、技术产品推广比例与科技成果转化:基于改进型最小费用最大流模型

目前,学术界对于科技创新券制度运行中如何充分发挥技术交易主体在市场上的主动性和保障政府通过科技创新券制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提升的具体方法较为缺乏。为此,在科技成果转化领域引入最小费用最大流模型应用,构建改进型最小成本最大流量模型,通过技术产品推广临界比例调整节点企业的技术产品供给策略,确定科技创新券最优额度,并模拟了基于传统最小费用最大流模型和改进模型的3种场景进行数值仿真。结果表明:改进模型能较好地解决科技创新券、技术产品推广临界比例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优化问题,当临界推广比例为50%时可以使技术供给方转化类型多样且数量最大的科技成果,同时政府科技创新券的发行额度能够达到最低,技术产品推广临界比例对技术供给方具有技术供给策略选择影响作用。据此,为促进科技创新券政策加速科技成果在企业间的扩散应用,提出科技创新券的制度设计应尽量便利技术供需双方、借助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和相关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力量帮助企业设计合理的技术产品推广临界比例、构建符合区域发展实际的产业链和创新链等对策建议。

供应商地理距离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供应商地理距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地理位置越邻近,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供应商地理距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两条路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供应商集中度较低、所处市场竞争度较高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而言,供应商地理距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数字化发展和高铁开通虽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理邻近优势,但并没有对供应商地理距离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研究结论为优化企业供应商分布,提高供应链韧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社区营造促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作用机制-以屏南县为例

【目的/意义】分析社区营造促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作用机制,以丰富生态文明实现理论研究,助力乡村振兴。【方法/过程】以屏南县为典型案例,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梳理其资源运作方式,指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在逻辑。【结果/结论】屏南县创新“引—留—虹吸”的人才循环引进模式,以文化创意产业导入与乡村长久发展相匹配的人才资源实现村庄更新,以身份嵌入提高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以空间聚集降低社区居民的内部交易成本,以文化资本增强社区居民的信任网络,通过社区营造构筑了村民之间的信任机制,最大程度激发了个体的生命形态和传播能力,营造出独特的乡村生态社区。社区营造为生态社区中行动者的集体行动创造条件,最终促进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调整

本文基于2009~2016年国泰安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识别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调整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增加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转型程度提高,一方面可以通过促进研发投入增加、专利产出数量增加和本地市场效应扩大来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低企业内部和外部交易成本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扩大,数字化转型对交易成本高的企业的影响作用更加显著。因此,本文建议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产业数字化基础,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渗透到传统产业中,推进产品创新和产业模式变革,以用户价值为出发点进行研发创新,打造数字化终端体系,扩大企业出口产品范围。

互联网使用能影响农户生产托管行为吗?

本文利用2021年湖北省水稻种植户调研数据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提高农户生产托管程度,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和替换变量后结果仍然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不同环节生产托管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促进效果主要体现在植保环节;相较于服务专业户,互联网使用更显著地促进了农户参与专业化服务组织提供的生产托管服务;另外,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年轻农户、小规模农户及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户。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监督成本与控制成本促进农户生产托管行为。基于上述结论,应加强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生产托管互联网平台建设,关注不同农户对互联网使用的差异性。

产业链链主何以赋能本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现代市场竞争已经由企业间竞争转变为产业链间竞争的背景下,发挥产业链链主的生态主导力是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保障产业链稳定的重要举措。利用2010—2020年中国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和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产业链头部企业数量和投入产出关联系数界定产业链链主指标,探讨产业链链主对本地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链链主能够显著提升本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该提升作用在沿海地区、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产业链链主可以通过集聚渠道、成本渠道和创新渠道提升本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深化了对产业链链主动力优势的认识,验证了链主企业能够通过“以大带小”的方式带动本地企业发展,为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方针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流通数字化对流通产业碳排放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流通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是实现“3060”双碳目标的关键。流通产业数字化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源消耗,构建绿色流通体系,引领低碳经济转型。从数字流通基础设施、流通信息化水平、流通数字化金融环境、流通产业绩效四个维度构建流通数字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未包含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流通数字化对流通产业碳排放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流通数字化有助于减少流通产业碳排放,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流通数字化对流通产业的碳减排效应具有绿色政策异质性、经济地带异质性、地理区位异质性。相比于非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份和未设立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省份、非长江经济带、西部地区,流通数字化对流通产业的碳减排效应在试点省份和设立试验区的省份、长江经济带、东部和中部地区表现得更明显。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流通数字化对流通产业的碳减排效应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劳动生产率实现。因此,各地应不断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流通产业数字化;重视流通数字化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构建政府、高校、流通企业三位一体协同创新体系;重视流通数字化的交易成本降低效应,促进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动,强化流通数字化降本增效作用;重视流通数字化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效应,为劳动力提供跨越时空的平台连接机会,提高企业内部劳动要素配置效率。

农地组织化流转与农业生产效率改进:效应与机制

研究目的:探讨村集体介入的农地组织化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为打破农地流转困境、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参考。研究方法:处理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与农户分散流转相比,村集体介入实现的农地组织化流转能够有效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且多种检验均表明研究结果稳健;(2)机制分析表明,农地组织化流转促进了流转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升,表现为地块规模的扩大和转入期限的延长,并分别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地权稳定效应实现农业提质增效;(3)进一步分析表明,农地组织化流转有效降低了化肥施用强度,能够实现农业增效与增绿的协同发展。研究结论:在继续坚持并创新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应稳妥充分发挥村集体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组织协调职能,实现农地高效流转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衔接。

数字化转型能否推动中国企业进口扩大——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积极扩大进口对助推我国内需扩大和消费升级、促进贸易平衡、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通过整合2007—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并将其与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提取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构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进行合并,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规模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扩张,且这一影响效应呈现边际递减特征,对进口规模较小的企业最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推动企业生产技术升级和生产规模扩张三个途径来促进企业进口,从进口构成上来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额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国家层面和产品层面的进口集约边际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型企业和产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主要推动了出口企业、民营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中间品的进口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还有助于提升企业进口概率、延长进口持续时间以及提高进口产品质量和技术类产品进口份额。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主动扩大进口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区域贸易合作与出口产品质量研究——契约环境视角

本文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深入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契约环境、区域贸易协定水平深度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与之间的内在机理,利用2002-2020年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出口的HS6位码产品层级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深度能够显著地促进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并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良好的契约环境可以强化这一正向作用。扩展性分析还发现,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影响以及契约环境在该关系中的正向调节作用在中低收入水平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更加明显;“WTO+”条款内容深度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而“WTO-X”条款内容深度是否不利于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未得到实证支持。本文不仅扩展了区域贸易合作和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相关研究,也为我国在未来全球不确定性环境下深化合作的区位选择上提供了政策启示。

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本地化”提高了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吗?

随着各地区农机保有量的持续增长,跨区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容量不断收缩,“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快速兴起。基于华北平原微观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超效率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测算了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并实证分析了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本地化”对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户粮食生产存在一定程度的技术效率损失,且主要来源于管理误差;“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一方面降低了耽误农时导致减产的风险,提高了农户要素配置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形成对农机手道德风险的有效约束,提高了农机作业质量,进而促进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但是,这一正向激励效应,随着农户农地经营规模扩张和兼业程度提升而逐渐减弱。为扩大激励效应,应加快推动农机作业服务信息化、作业质量标准化建设,提高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