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藏秦简《制衣》“襲”字考

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制衣》记载了秦代“襲”衣的尺寸和制法,其“襲”字的含义在古代服饰与“三礼”研究中具备特殊性,厘清“襲”字释义并对“襲”的使用价值作出判断具备必要性。梳理历代典籍文献及学者对“襲”的注释训解,并与同时期汉墓遣策记载相比较,得出以下结论:秦汉时期,“襲”在服饰名称、穿戴动作及礼仪方面有规范的用法;《制衣》中“襲”为无下裙拼接的短款上衣,结合遣策、文献典籍记载,证明其为真实存在的;“襲”衣的形制、用途、使用人群在秦代、西汉初期至西汉中晚期经历了快速变化;“襲”字在“裼襲礼”中的使用有吉丧之分,结合遣策推测,在丧礼中“襲”衣为地方官府所赠裞衣,用以抚恤已故之人。

中国古代的立法司法经验探究——兼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数千年的立法、司法经验,“礼刑合一”“礼主刑辅”“疏而不漏”及稳定的法律形式与变通的法律形式相结合,有效地解决了法律与道德、法律与社会及法律与时势的矛盾。以儒家为底色的法律体系,不仅兼容了法家思想,而且连接了历史与现实,使夏商西周的礼治经验与春秋至秦的法治经验得以有效的利用,使王朝确立的主导法思想与社会广泛认可的主流价值观取得了一致,从而有效地保障了社会的长治久安。

《礼记·礼运》:先秦儒家礼学思想的理论奠基

《礼记·礼运》是儒家礼学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篇,它以孔子与言偃对话的方式,详细阐述了礼的起源、礼的本质和礼的价值。孔子认为礼的产生源自于大同社会的破坏,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法则,它源于最初的食品献祭,来自于自然,是人的生存需要,所依据的是天理和人情,是道与义的统一,故礼与义二者相辅相成,这也是礼之价值所在,是人类社会重新回归“大同世界”的基本途径。它是先秦儒家对“礼”的认识的最为系统的理论阐述,以此文为纲,可以深入了解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礼学思想及其精髓,也为当下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重要基础。

儒家“藏礼于器”思想的伦理审视及当代启示

“藏礼于器”思想是儒家科技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我国古代造物制器的基本法则。在“藏礼于器”思想影响下,“器物”成为“礼制”的指示器和强化剂,二者呈现出一种双向互构的关系:一方面,器物是礼制的物化形态,器物的设计与使用要遵循礼制规定,礼制在器物中以物化的形态得以显现,另一方面,器物反作用于礼制,对礼制具有强化作用,发挥着重要的“无言之教”的道德教化功能。“藏礼于器”思想是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科技伦理思想资源,对于当代构建科技伦理治理的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仍然能够对当今科技伦理治理发挥一定的指导作用。

竞技圈最后的盛会:从体育竞赛、体育交往和“国家”治理的角度看西周射礼

西周高规格的“大射”既是礼乐制度盛行下射礼竞技辉煌的折射,更是重要的历史现象。运用文献梳理、逻辑分析与历史考证等方法将这一历史现象放在体育竞赛、体育交往和治理的不同背景中讨论。研究认为:从体育竞赛的角度看,射礼盛行的西周仿佛处于“众心成城”的竞技之巅;然从体育交往的角度看,以西周统治者为核心、以射礼为身份识别的竞技圈,未必是稳定的政权或文化共同体;而进一步从治理的角度看,西周竞技盛会背后,其实已陷入相当严峻的治理困境。通过体育竞赛、体育交往和治理的不同视角,解读同一个射礼竞技活动的不同意义,对于进一步理解先秦射礼与社会交往、国家治理的关系及其对当下的启示,具有积极意义。

没有童话不是黑色的——童话与童话电影中的生成与创伤

童话和童话电影之中的黑色成分,一直是令人困扰的一个难题。童话所制造的,到底是一个光明而梦幻的乌托邦,还是一个黑暗又诡异的敌托邦,也向来是引发争议的焦点。要想真正回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回到童话的定义和历史,由此揭示出大人与儿童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个根深蒂固的迷执。德勒兹的生成儿童概念虽然对这个迷执进行了极为深刻的回应,但它仍然过于偏向肯定性的生成,而忽视了否定性的创伤体验,过于偏向抽象的思辨,而忽略了对儿童之生存境况的具体分析。经由卡瓦拉罗和肖特等人对童话电影的研究,尤其是他们所引入的过渡仪式和启悟这些关键概念,否定性的面向得以突显。

春秋时期的共同性思想刍议——以《左传》《国语》为中心的探讨

春秋时期是早期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前奏阶段,在共同性思想上既有对上古三代依据血缘、亲情的祖先神信仰、礼法制度、德行教化等的继承,又呈现出从重血缘、亲情的礼法向重才能、相对平等的法治等新思想演进的趋势。就传世文献看,春秋时期所关注的共同性思想一方面是源于反思人类重大伦理政治生活中的共同性问题,另一方面是源于反思人类饮食、音乐等日常生活中的共同性问题。就春秋时期达到共同性的路径而言,主要是依据血缘、亲情的礼治和依据功利、能力的法治两大类。前者是规范社会生活、达到人际亲和关系的基本路径;后者更多是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产物,它是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达到共同性的路径。春秋时期开启了关于共同性思想本身内涵的讨论,比如辨析“同”“和”“比”“党”等标志共同性思想的观念之间的差别,这些围绕共同性思想内涵的讨论是对思想观念本身的反思,亦是先秦诸子相关思想的源头。

芬格莱特对《论语》的礼学诠释与现代重构

芬格莱特从西方日常语言分析的哲学立场诠释研究《论语》,把“礼”看作人存在的本质,深刻阐释了“礼”的道德规范、社会实践、神圣意义。芬格莱特重视《论语》的原典分析,尽量避免引入诠释性文本,并试图纠正西方流行的“主观-心理”式解读方式,但由于矫枉过正反而陷入另一种偏见,因此并未寻得“礼”的最终价值依据和心理本原,也使神圣礼仪成为“无源之水”。

出土《日书》所见先秦礼俗的特点

出土《日书》作为一种实物史料,弥补了传世文献记载的不足之处,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直接了解先秦社会礼俗的契机。出土《日书》能够看出先秦礼俗具有实用性、地域性、传承性及约束性,这些特点是礼俗自身发展的结果。从生子、服饰、建筑、农业及祭祀礼俗等方面可以看出《日书》中礼俗的实用性,从内容的设置方面也能看出先秦《日书》中礼俗的实用性。目前发现的先秦《日书》主要包括秦、楚二国,从这两种《日书》可以看出秦楚两国礼俗的差异。《日书》所见先秦礼俗具有传承性主要体现在生命礼俗、生活礼俗及生产礼俗方面。《日书》中关于礼俗的约定性可以从相关礼俗的禁忌日期与禁忌后果两方面看出。

中华文化基因视域下礼乐精神的艺术呈现与价值构建

在中国文化基因谱系中,礼乐作为“天人合一”的实践媒介,体现出一种将宇宙秩序引入人性与社会的文化模式。自然之律、道德之音、仪式之乐作为礼乐精神的三重维度,以十二音律合于天地之气、以琴乐德音涵养高尚人格、以祭祀乐舞象征伦理秩序的深刻意蕴,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品质。礼乐精神作为中华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过塑造国家意象,以及审美体验和道德教化的双重作用,涵养人性意蕴,体现伦理精神。

说古书中“夷”的一种特殊用法

古书中“夷”的用法很多,大多数都比较明确,较为复杂的是所谓“发声”的“夷”(郑玄说)或“语助”的“夷”(王引之说)。近年清华简等材料中也出现了少数难以理解的“夷”,有的学者就沿用“发声”或“语助”的成说来说明其用法。对此加以重新检讨,并结合于鬯《香草续校书》对相关用例的理解,补充上博简相关通假用例,可知这些所谓“发声”或“语助”用法的“夷”都应当读为“逮”,表示“及”的意思。这样,《周礼》《孟子》以及清华简当中相关用例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

主敬与中和:儒家治道思想的根基

儒家的“中和”观念并不局限于心性范围,还可以从治道的角度进行理解。“中和”的形式与目的根植于人性之中,但由于生命的形态最初不是现成饱满的,因而需要通过教化加以实现。根据《孝经》的记载,孔子主张通过礼乐形式使社会有序运作,调节天下百姓的性情,使之和睦而不生怨气,从而维持社会的“中和”形态。从礼乐到“中和”,是以人伦作为勾连,根源在于使民众在伦理生活中产生爱敬之心。爱敬是礼乐的实质内涵,也是施行礼乐的目的所在。爱敬观念背后有一个逻辑圆环:一方面,敬身的实质是敬亲,敬亲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敬天;另一方面,敬身向外推扩是从父母开始,由近及远至全天下的范围,这一逻辑圆环构成了天人系统的顺畅运行。施教者通过推扩爱敬,向百姓教敬教爱,引导与发掘民众本性中的爱敬潜质,使之在亲子关系中实现出来,由此维持天人系统的“中和”形态。

凝结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以中秋民俗艺术的深层历史内涵与现代转化为例

中秋节起源于月祭,月祭在世界各地早期均有发生,且多与“生殖崇拜”相联系,是原始思维的产物。但我国自周以来的官方月祭内涵已经从生殖崇拜转向了对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尊重,并与礼乐文化及“阴阳”观念结合。除了官方祭月活动,中秋节的民俗仪式在形成过程中更多地受到民间信仰、神话传说及文人赏月活动的影响。“嫦娥奔月”和“吴刚伐桂”是两个与中秋节密切相关的神话,它们在中秋民俗与信仰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通过考察中秋民俗,可以了解中国人信仰系统中某些美好的理念及长生久视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秋节的传统在当代社会受到了严重冲击,中秋节民俗仪式的重建活动需要抓住“团圆”“平等”“诗意”“生命感”四个核心内涵进行,同时利用当下发达的网络与社交媒体、教育戏剧等新手段进行推广,与时俱进地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北京大学藏秦简《制衣》“襲”衣研究

“襲”衣在近两千年的“裼襲”礼辩中一直未被准确定论,致使部分学者质疑“襲”衣的存在。随着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制衣》的出世与解译工作的开展,其中有关“襲”衣的记载证实其真实性。结合《制衣》所记载的“前襲”尺寸与制法,以及对相关文物、遣策及典籍文献展开研究,将“襲”衣的形制分为“前襲”“反襲”,色彩分为了“素襲”“彩襲”,特征分为了“襌襲”“复襲”,并对“襲”衣的“反襲”形制进行推测与讨论,认为可能为“外削服”“内削服”、“正缝”“反缝”或“正图腾”“反图腾”3种类型之一。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为”文学主张的内涵

郭店楚墓竹简中的《性自命出》篇在言及诗、书、礼、乐等传统经典时,分别提出了“有为为之”“有为言之”和“有为举之”的概括。这一概括不仅是对前代文化经典的总结,也蕴含了对文学必须“有为”的理论主张。尤其是其中“有为言之”的说法,更是关涉语言这一文学的核心问题。基于之前礼乐时代人道的思想立场与文化原则,“有为”之学肯定了人文价值的实在性,与道家的虚无主张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在言语形式上,“有为”的理论主张又最终和礼乐文化相结合,落实到具体的实践规范之上,由此丰富了儒家与先秦文学理论的内涵。

浙江缙云县吾山萤石矿床成因:来自稀土元素、流体包裹体、红外光谱的制约

吾山萤石矿床位于华夏板块北东端,浙江萤石矿集区中部。矿床产于下白垩统馆头组与燕山晚期花岗岩接触带中,矿体受NW向断裂控制,发育条带状萤石。在野外地质调查的基础上,对不同颜色萤石的稀土元素、流体包裹体及红外光谱开展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颜色萤石的稀土元素含量、成矿温度呈现规律性的变化。从绿色萤石到紫色萤石再到黄色萤石,具有δEu值增大,∑REE值减小,LREE/HREE值增大,成矿温度逐渐降低的特征。结合矿床地质特征,认为3种颜色萤石结晶成矿过程为温度变化范围较大的还原环境,萤石形成顺序为绿色萤石先结晶,紫色萤石次之,黄色萤石最后形成。Tb/Ca-Tb/La、La/Ho-Y/Ho图解和包裹体测温显示,区内不同颜色萤石为同一流体来源在同一成矿期次不同阶段成矿。条带状萤石的形成是成矿热液周期性脉动上涌的结果。研究区萤石矿床的成矿流体属于中-低温、低盐度、低密度含F热液,吾山萤石矿床属于中-低温热液裂隙填充型萤石矿床。

基于RITE模型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信息化水平分析

基于改进的RITE模型选取15个指标,计算了1998-2005年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全国的信息化指数;对比了东北老工业基地与全国平均信息化进程发展差异;并利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探讨了东北老工业基地信息化水平各影响因子对区域整体信息化水平的贡献差异。结果表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东北老工业基地整体信息化水平较高,年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8.40%;但就区域内部而言,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其信息化水平强弱依次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对于信息化测度指标,信息装备率(r2=0.991)和通信主体水平(r2=0.981)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整体信息化水平提升的主要驱动力;相反,信息量是阻碍东北老工业基地信息化水平提升主要因子(r2=-0.753)。

中国最早的思政课程:溯源与镜鉴

新时代思政课的守正创新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源头活水。追本溯源,中国最早的课程肇始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最早的思政课程亦滥觞于此。作为六艺之首,礼集政治、思想、道德与礼仪之教为一体,在德、行课程缺位的背景下,承担了学校“育德”之教的使命,是中国最早的思政课程,或称之为“育德课程”。崇礼明伦是礼的课程目标,五礼六仪是礼的课程内容,二者共同构成了礼的课程核心要素,承担着学校思政课程的育人使命。六艺之中,除了作为思政课程的礼之外,其它五艺也不同程度地肩负着课程“育德”之责,蕴含了中国最早的课程思政理念,从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以及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同向同行两个维度,为新时代思政课的守正创新提供了历史镜鉴。

不同角度对X-Rite’s Shade Vision系统测量结果的影响

目的观察不同角度对X-Rite’s ShadeVision系统测量比色板结果的影响。方法将一副新的Vita16色比色板固定在粉红色的蜡中。X-Rite’s ShadeVision系统分别在平行于比色板唇面,5°、10°、15°向左右侧和切向、龈向倾斜时测量颜色,以L*,a*,b*及Vita16色比色板色片颜色表示测量结果。计算ΔL,Δa,Δb和ΔE*ab,数据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向右倾斜5°、10°、15°时L*值分别减少0.22,0.97和0.93,而向左倾斜L*增加;垂直向角度改变时,L*值增加;最大的ΔL值在向龈向倾斜15°(2.84)和向切向倾斜15°(2.37),这导致相应位置出现最大的ΔE*ab(3.22±0.37)和(2.50±0.63),15°向左和右倾斜时,ΔE*ab分别为1.87±0.59和1.20±0.25。与其他位置比较,向龈向和切向15°时,ΔE*ab明显高(P<0.05)。结论X-Rite’sShadeVision测量时,正确的测量位置对获得准确的测量结果非常重要,角度的偏移,尤其是垂直向的倾斜会影响测量结果。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