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赞助的法律规制

体育赞助作为赞助的一种,由于能惠及所有关系人,包括赞助人、受赞助人、媒体、运动员、观众及公众,最为社会所接受。但相关法律规定的缺位或缺陷,致使体育赞助的法律性质不清,当事人权利义务不明,赞助时有纠纷。本文自概念梳理出发,对体育赞助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一一论及,并提出自己的相应见解,以为赞助纠纷的预防、处理提供法律指引。

体育赞助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

体育赞助冠名合同是商业赞助合同中的一种,是用以约束体育赞助领域赞助方与被赞助方之间相关权利义务的基本法律工具,它具有赞助冠名合同的一般法律特质,但在合同主体和合同内容方面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作为一种非典型合同,体育赞助冠名合同近似于广告传播合同,应当参照其相关规则加以调整。此外,还应当注意该类合同的管理机关、冠名商的权益保障、冠名权的排他性等方面的一些特殊问题。

论体育赞助合同的法律性质以及立法构想

在现今世界,体育赞助已成为体育事业和体育市场发展的主要资金的来源,但由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对体育赞助的规范不健全,在体育赞助的实际运作中或出现赞助商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或出现赞助商毁约的情形。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体育赞助的发展,因此,研究体育赞助制度,以及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相关立法已迫在眉睫。在对体育赞助合同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体育赞助应成为一个独立的有名合同,并由有关部门进行相应的立法,以促进商业性体育赞助的发展。

意大利法镜鉴下的体育赞助合同——恒大亚冠违约案引发的思考

我国有关体育赞助合同的纠纷日益增多,意大利法的应对经验或有镜鉴之用。基于其独特的社会经济功能与多元的给付内容,意大利学界现今在解释论上趋向于将体育赞助合同定性为非典型合同,这与我国法院近年来的裁判思路转变相符。体育赞助合同是一个具有兼容性、开放性的合同领域,社会生活的发展可能使其与其他合同类型发生交错,体育产业的全球化也带来了吸收别国法律经验的现实需求。在合同条款设计上,意大利理论与实务界近年来对英美法经验的借鉴值得注意。在不同背景律师对合同条款设计展开的竞争中,体育赞助合同或可成为一项两大法系融会与法律实务全球化的课题。

论我国合同法对体育赞助行为的调整

运用逻辑分析法、案例分析法,论证认为,体育赞助行为是双务有偿法律行为,具有商业性和公益性相结合的特点。中国合同法可以适用于体育赞助行为;同时,体育赞助合同的调整也需要情势变更原则的引入和对买卖合同有关条款参照适用时的具体灵活规定。在合同法的基础上制定和完善有关规范体育赞助活动的法律法规确有必要。

论体育赞助合同之非赠与性

部分学者将体育赞助合同定性为赠与合同,认为赞助是一种市场性的再分配行为,符合赠与合同的本质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少数法官也将赞助合同视为赠与合同,按照赠与合同中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来处理纠纷。但是,将体育赞助合同盲目定性成一种赠与合同,会产生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和不公平的判决。因此,对体育赞助合同的赠与定性或许并不正确。

民法法系中的律师与体育法

体育法是民法法系与普通法系在法律实践上融汇的领域。两大法系尽管存在着法律传统和法律思维上的差别,但法律实务的现实要求却跨过了这种隔阂。民法法系的体育法律师更需注意到这种两大法系的融汇趋势,从而在类似于体育赞助合同这样的体育法实务操作中汲取普通法的经验。

体育人才协议中的道德条款研究——兼论道德条款义务与运动员权利的协调

道德条款是体育赞助合同与运动员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规范运动员赛场内外行为保障赞助方与俱乐部利益,有利于提升运动员素质、维护体育行业形象、弘扬体育道德风尚、促进体育产业发展。体育人才协议中的道德条款对运动员私人生活及合法权利造成一定程度的限制,其正当性源于合同目的、权利义务均衡性、议价能力、权利性质等因素。但模糊化、标准化的道德条款又可能过度介入运动员私人生活,侵犯运动员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等公民基本权利,需要在契约自由与公民权利之间划定合理界限。缺乏评价标准的道德条款将导致合同的不确定性,对缔约双方及行业发展均产生负面影响,建议借他山之石,通过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梳理总结国外道德条款的产生、发展、制定、执行经验,为完善我国体育人才协议中的道德条款提供借鉴。

民法典时代体育赞助法律关系的法理阐释、规范进路与制度供给——以《体育法》第三次修订为背景

体育赞助法律关系同时涉及合同与侵权问题。基于关涉法域的多元性等因素,《体育法》并未专门规定“体育赞助合同”类型,故只能通过解释论寻求规范依归。考量体育赞助协议的典型合同目的等因素,可以发现“赠与合同说”等传统解释路径存在逻辑错误或规制不足问题。对此,根据体育赞助的营利性、对价性和“品牌传播”目的,将之认定为商业标识许可使用合同的特殊类型,并以《民法典》第993条及《体育法》第52条第2款作为规范框架,既符合合同层面的规范现实,又能够实现侵权层面的逻辑自洽;同时,应考虑以体育商业标识保护为重点,通过明确使用权流转规则、标识瑕疵担保义务法定化等措施,从合同及侵权两个层面共同为体育赞助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

论体育赛事赞助合同与在先赞助合同的冲突及预防

合同是保障体育赞助行为成立有效的基础性法律文件。在体育赛事商业开发中,由于体育赛事参与主体的多元性与赛事资源的有限性,体育赛事举办主体签订的赞助合同与体育赛事其他参与主体已经签订的赞助合同可能产生冲突,从而影响整个赛事商业运营的效果。本文分析了体育赛事赞助合同与在先赞助合同冲突的类型、原因,并提出了预防措施,为赞助双方签订合同提供有益的法律参考建议。

体育赞助项目管理缔约问题研究

赞助项目的经营管理状况是赞助商参与体育赞助、有效开展市场营销的关键所在,赞助公司与项目管理公司在订立项目管理合同时应就赞助项目的经营和协调事宜,管理费用和成本,合同有效期、解除权和排他性条款,以及相关的知识产权、赔偿和保险、保密条款和新闻发布等具体事项,认真拟定各自的权利义务,消解潜在的法律风险,从而为赞助项目的成功运作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

体育赞助合同冲突的法律规制路径

主要运用现代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理论对体育赞助合同冲突的法律规制路径进行分析。通过剖析体育团体与赛事赞助商对赞助合同冲突的处理路径,并提出体育赞助合同冲突的事先规制路径,有助于促进体育事业的法治化。研究表明:不同体育赞助合同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体育赞助的利益多元性与赞助合同内容的排他性存在矛盾。根据受赞助方不同,体育赞助可分为个人赞助、团体赞助与赛事赞助3种方式。团体与赞助商签订的体育赞助合同,不能约束团体内运动员。团体赞助商因为运动员履行了冲突性个人赞助合同,只能主张团体承担违约责任。团体内部规章不得限制运动员享有对外签订个人赞助合同的缔约自由。运动员履行了冲突性个人赞助合同,应根据与团体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承担民事责任。赛事赞助商与赛事组织者的赞助合同具有排他性,可分为绝对排他与相对排他2种类型。赛事赞助商既可以间接通过要求赛事组织者通过禁止入场、取消成绩等方式,制止运动员、团体履行冲突性体育赞助合同,也可以直接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获得救济。团体与赛事组织者应尽快完善冲突性体育赞助合同的处理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