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教融合进程中的政策工具选择与优化研究

基于“政策主体—政策工具—政策领域”三维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第1个国家体教融合政策文本进行研究,以期为未来体教融合相关政策优化提供参考。我国体教融合政策工具选择的特征与问题:能力建设、系统变革等工具频繁使用,政策资源的部际流动不均衡;象征与劝诫工具指向缺乏全面性,对大众价值观念的引导亟需加强;政府、学校层面的政策工具丰富,社会政策重视社会组织与市场力量的协同;家庭政策工具较为匮乏,“政家校社联动”治理效能未能充分激活;部门协同治理机制覆盖面有限,课余训练与竞赛、场地设施等方面的政策工具不足;体育师资培养与保障政策的工具力度不强,较少关涉教师编制、职称评定等关键领域。据此提出我国体教融合政策工具的优化策略:注重政策资源部际流动的双向性与平衡性,增强象征与劝诫工具指向的全面性;提高家庭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家校社协同”治理机制;加强对特定政策领域使用工具的效力,提升政策工具与政策领域间的适配性。

“变”与“不变”:村落体育主体性之辩证思考——基于一个传统村落的百年体育史考察

基于一个传统村落的百年体育史考察,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主体性理论框架下解读村落体育主体性的“变”与“不变”。认为:村落体育百年嬗变历经了村民作为意识主体、参与主体、价值主体和权力主体所具有的根本属性之“变”,同时,蕴含党领导下的体育发展为人民的村落体育主体性之理念“不变”、满足村民主体性实践需要的宗旨“不变”。提出:构建人民主体的理念,把握人民主体视域下村落体育主体性的认识论、价值论和存在论,是坚守党领导下的村落体育主体性之理念“不变”的纵向理路延伸;进入乡村振兴的新时代,保障村民主体地位与村落发展的协同、村落体育中“人”的目的性与制度建设的统一是于“不变”中主动应“变”的横向路径实践。

“sport—体育”:中国体育认识上的最大误区——再谈体育(PE)与竞技(sport)的本质、功能、目标、手段和主体

进一步阐明作为教育组成部分的体育 ,与作为身体娱乐文化组成部分的竞技之间的本质区别与联系。明确指出 ,体育的本质功能是增强体质 ,主体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 ;而竞技的本质功能是竞争取胜 ,主体仅是那些能适应竞技特性 (竞争性、规则性和娱乐性 )的人。

体育教练员绩效评价:主体、内容、方法

在人才强国战略、体育强国战略以及新时代体教融合的政策背景下,教练员从业人数必将大幅度提升,教练员职业高质量发展面临新的时代机遇,亟需配套科学的培养支持与绩效考评机制。采用文献资料调研、逻辑分析等方法对国内外体育教练员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旨在对体育教练员绩效评价的主体、内容、方法进行深入剖析,最终概括出研究的共识,指出研究存在的困境、不足和未来研究展望。研究结果:(1)教练员绩效评价从行为或结果的单一维度向多维度综合评价发展,工作结果与工作行为两个维度是教练员绩效多维综合评价的基石,但对于评价维度的确定,学界目前尚无定论;(2)教练员绩效评价目的不明确,目前国外教练员绩效评价多数是总结性评价,国内评价通常以结果为主,其他维度的绩效评价往往流于形式。研究建议:(1)充分考虑体育教练员绩效评价的发展性与可适性;(2)兼顾评价主体的多元性与独特性;(3)合理协调推动评价工作开展的外部环境与内部动力。

主体·空间·行动:民俗主义视角下民俗体育传承的思考

民俗主义是民俗文化脱离原生环境后,以艺术化、商业化等适应社会之变的现象.民俗体育以草根性、传统性和地方性为核心特征,是以身体运动技艺呈现、为一定区域普通民众所世代传承的民间体育文化形态.因置身当下民俗主义之中,民俗体育传承应以顺应时变、扩大传承群体和生存空间为旨归,需要在传承的主体—空间—行动框架下予以思考.具体而言:传承主体是由传者、承者和支持者等构建的完整人际生态,担负承续和光大技艺的双重任务,以重新融入当下社会为前提;传承主体需要主动建构适宜生存的新空间,从文化观念、文化符码、文化记忆等方面融入城乡文化共同体;具体行动上,传承主体应以兼职传承再嵌入日常生活,以社会资本的充分利用融入当下社会结构,以实质性传统传续化解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等二元对立.

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社区责任及实现策略研究

履行职业体育俱乐部社区责任是助力体育强国建设、健全社区治理体系的有效路径。本文运用逻辑分析法、文献资料法等研究方法,明晰了职业体育俱乐部社区责任概念,阐述了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社区责任的目标与实现途径以及责任主体,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多元主体视角,对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社区责任履行困境进行了探究,发现:多元主体整合方面,社区政府管理职能阻隔,多元主体社区责任目标整合欠缺;在组织机制建设方面,缺乏社区责任履行中介桥梁,组织机制建设不完善,实现路径与平台缺失;在意识目标行动方面,社区责任履行意识不强,缺乏清晰的社区责任目标,履行内驱力不足;在评估反馈机制方面,缺乏社区责任履行评估机制,职业联赛和俱乐部社区责任评估主体不清,尚未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评价体系。鉴于此,提出:建设社区责任履行整合平台、健全社区责任履行组织机制;提出社区责任履行行动理念、开展社区责任项目规划评价等意见,以助力破解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社区责任履行困境。

我国体育赛事多元服务主体协同的现实困境与对策选择

采用实地调查等方法对体育赛事多元服务主体协同的困境与对策进行研究。多元服务主体是为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与关键保障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主体的集合。当前,体育赛事多元服务主体协同面临认识偏差、实践冲突和机制欠缺等困境。据此,提出理念重塑,增强多元服务主体目标协同性;共享共建,畅通多元服务主体协同保障之路;机制构建,打造多元服务主体协同良好格局的对策。

城市社区体育微治理研究:理论内涵、多维特征与突破路向

加强城市社区体育微治理,推动体育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更快更精准回应社区居民体育服务诉求,是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基层治理效能全面提升的关键抓手。采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在系统阐释城市社区体育微治理的理论内涵基础上,针对城市社区体育微治理的多维特征进行深入挖掘与分析,并结合时代发展特征和治理实践变化针对性地提出城市社区体育微治理的突破路向,即搭建城市社区体育微治理运行新机制;延伸城市社区体育微治理制度新层级;优化城市社区体育微治理转型新思路;塑造城市社区体育微治理主体新关系,旨在为丰富城市社区体育基层治理体系和提升城市社区体育微治理精细化水平提供理论借鉴与启示。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道路选择的认识基础

体育是衡量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维度,特定时代的体育发展是当时时代整体社会发展的全息缩影。基于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中国式体育现代化道路选择的认识基础进行阐释。研究认为,中国特色体育道路的发展和延续,既需要制度的保障,也需要文化理论的支撑与引领。故提出,新发展阶段我国体育发展的认识论基础应包含文化发展主体论、道路选择完善论、制度保障现代论、理论引领中心论4个主要方面。

“北冰南展”背景下南方高校学生参与校园冰雪运动行为意向研究——基于TPB拓展模型

以计划行为理论为理论框架,引入新奇追求和校园冰雪文化变量,构建了南方地区高校学生参与校园冰雪运动行为意向结构方程模型,并以湖南科技大学为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新奇追求和校园冰雪文化均会对参与校园冰雪运动行为意向产生正向影响,新奇追求与校园冰雪文化通过态度间接影响行为意向。因此,建议拓展宣传方式,营造校园冰雪文化氛围;利用社群影响,提高学生参与程度;完善“软硬”设施,提高学生知觉控制能力;把握学生新奇追求心理,促进学生持续参与行为。

冬季项目运动员压力知觉、中庸实践思维及主观幸福感关系初探

运动员的主观幸福感对运动表现具有重要影响。通过问卷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对219名冬季项目运动员在压力知觉、中庸实践思维及主观幸福感方面的评价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冬季项目运动员的压力知觉与中庸实践思维呈显著负相关,压力知觉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中庸实践思维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不同所属冬季项目运动员在压力知觉、中庸实践思维及主观幸福感上呈现差异性;冬季项目运动员的压力知觉对主观幸福感有负向预测作用,中庸实践思维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其中,压力知觉对冬季项目运动员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建议降低冬季项目运动员的压力知觉,提升中庸实践思维,以有效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后续应对幸福感在不同项目群体之间的差异进行研究,并对影响冬季项目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的其他变量进行分析。

我国体育场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策研究

该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我国体育场馆供需状况进行分析,从需求、市场、产业现代化3个维度阐述我国体育场馆供给侧结构转型改革的内涵和意义。研究表明,供给侧改革是当前摆在场馆行业发展面前的重要课题,我国现存体育场资源利用率较低、经济效益差,增量空间较大,且空间分布和投入结构不均衡问题亟待解决。建议强化市场竞争机制,以实现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完善制度供给,优化人力资本,推动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扩大体育场馆产品的有效供给。充分挖掘场馆资源,通过完善体育消费设施,优化体育消费环境,丰富体育产品与服务,进而推动健康中国整体规划的实现。

运动氛围对初中生校园欺凌的影响研究

目的:探讨运动氛围对初中生校园欺凌的影响,考察自我控制的中介效应和主观锻炼体验的调节效应,以期为运动科学防控初中生校园欺凌提供理论参考。方法:使用运动氛围量表、青少年自我控制量表、主观锻炼体验量表和初中生校园欺凌量表对广州市1065名初中生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1)初中生运动氛围、自我控制、主观锻炼体验和校园欺凌四个变量间的关系显著相关(P<0.01);Bootstrap检验法结果显示,运动氛围能负向预测初中生的校园欺凌,直接效应为-0.083,直接效应占比为63.4%。还能通过自我控制的中介效应间接降低初中生的校园欺凌,间接效应为-0.048,间接效应为36.6%。调节效应证明主观锻炼体验能有效调节中介效应的后段路径。结论:运动氛围通过自我控制防控初中生的校园欺凌,在自我控制影响初中生校园欺凌的路径中主观锻炼体验起了调节效应。

多主体协同参与的城市社区体育治理体系构建与实践研究

多主体协同参与社区体育治理对于实现城市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提高城市社区体育治理水平为目的,基于多主体协同治理理论,运用问卷调查、熵权法、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32个三级指标构成的城市社区体育治理评价体系;运用聚类分析将济南市社区体育治理分为均衡治理型、主导薄弱型、纽带松弛型和自治不足型四个类型;运用S-W检验法对治理评价结果的正态性进行检验,验证了所构建的社区体育治理评价体系的合理性。最终,依据研究结果明确各利益相关主体在治理实践中的职责:行政部门落实主导作用实现治理点对点支持,体育组织体现桥接作用实现宏观指导落地,社区居民夯实自治职责达到人人共治。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我国农村体育多元主体治理结构、机制及路径研究

农村体育是我国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建设体育强国、实现健康中国、推进乡村振兴和构建体育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等方法,对我国农村体育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理论框架、治理主体结构关系、治理困境、协同治理机制和实现路径进行研究。我国农村体育治理主体由政府单一主体治理逐步发展到多元主体整合协同治理,治理方式由自上而下的非均衡结构治理发展到均衡治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现阶段,我国农村体育治理仍存在治理主体缺位、治理制度缺项、治理资源缺乏等问题,基于多元治理主体诉求偏好,提出协同多层次农村体育治理结构体系、构建多维度农村体育治理评价体系、完善多主体协同农村体育治理机制等治理路径,实现农村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中组织关系生成机制研究——基于浙江省“社会力量办体育”改革实践案例

组织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支撑和基础,更是举国体制的核心。以浙江省“社会力量办体育”中竞技体育改革为案例,研究发现:第一,国家—地方关系下的各级体育行政机关及所隶属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体校等事业单位分别作为竞技体育治理主导和主体,构成了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基本治理框架。基于此,归纳了竞技体育线性化单向治理、部门化内部治理及行政化孤岛治理的壁垒,并认为纵横交错的多元化组织以多种机制并存的方式,成为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组织状态。第二,各级体育及相关行政机关、国家及省级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及专业队、市级和区县体校、普通学校及社会体育培训机构形成了相互作用、彼此支撑的多元主体传导式服务、协同治理网络式服务、资源共享耦合式服务组织关系;并以制度保障、组织支撑和柔性治理等治理逻辑,以及竞技体育全域化政策体系、网状化组织体系和协同性组织环境作为组织关系的生成机制,为实现国家主导整合各方资源共促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目标提供了理论参考。

“新型举国体制”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时代价值、落地模式与路径探索

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是党和政府对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蓝图绘制,“新型举国体制”是推进这一进程的有力方略。体育强国建设的多维赶超性需要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保障,任务复合性需要新型举国体制的主体协同,功能多元性需要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演进。新型举国体制在领导核心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并日益体现出“元主体”的治理特征,在价值取向上由为国争光的体育转向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在资源配置上由人、财、物等硬资源的计划配置向人、财、物、文化、精神等软、硬资源市场化主导配置转变;在参与力量上由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等多元力量协同增效转变;在发展环境上由原有的融入全球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双循环格局构建;在作用领域上由重点服务竞技体育到更加关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中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新型举国体制拥有适用于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的“社会动员”模式,适用于竞技体育关键环节的“政产学研会”深度融合模式,适用于产业链升级和职业体育的“龙头企业”整合带动发展模式。提出了以“新型举国体制”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路径:包括发挥元主体价值,选定战略力量,设定重要项目,完善评估激励等。

青少年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青少年体育赛事是推动青少年体育活动开展、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杠杆,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成为我国青少年体育赛事改革的必然走向。从协同治理视角,对德国、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青少年体育赛事的治理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德国青少年体育赛事治理以一体化为重心,依托俱乐部推进各层级赛事,形成赛事资源共享机制,由多部门共育青少年体育人才;英国青少年体育赛事治理以社会化为指向,以全民赛事体验积累社会资本,以学校运动会为载体形成赛事支撑网络,集合多方力量为青少年创造积极的竞赛体验;美国青少年体育赛事治理以市场化为动力,形成有机衔接的赛事体系,根据赛事市场效益分类管理,以“赛事+旅游”形式助推赛事产业。我国青少年体育赛事的治理应该厘清治理主体的责权利关系,构建一体化治理机制,促进体教融合导向下赛事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以学校为根本,以俱乐部为载体,夯实多方资源参与青少年体育赛事的社会基础;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开发消费市场,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经济特色的赛事运作机制。

从“失位”到“适位”: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困境及其纾解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建设及提升体育文化软实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其传承长期受限于“人”这一要素,从学界发出的“回归主体”呼吁和“活态传承”的现实需要来看,传承主体失位已然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尝试性地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进行了界定,并阐述了传承主体之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从造成传承障壁的认知层面、加剧传承危机的主体流失和影响传承实践的多重因素3个方面指出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主体层面存在的失位表现。通过分析认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失位可以按照“加强认知-增加数量-自觉实践”的逻辑来归正,并以此为基础给出了传承主体走向“适位”的路径:(1)通过提升个体认知能力和群体方面的认知过程构建来增强传承主体的具身认知和观念更新;(2)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维度来优化传承环境,实现传承主体的“强基增量”,具体通过原生文化空间的营造唤醒传承主体自觉,通过生产生活空间的复建促进传承主体属地回归;(3)从体育赛事、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和传承平台整合3方面来激发传承主体的内生动力,从而使其在传承过程中躬身力行。

多元主体协同的大型体育赛事网络舆情传播与治理研究

大型体育赛事是公众关注的重要话题,极易引发网络舆情。以网络强国和体育强国建设为战略目标,打造多元主体协同的大型体育赛事网络舆情传播与治理新格局。本文选取北京2022年冬奥会为研究案例,获取体育组织、政府部门、官方媒体、自媒体四类代表微博的博文和评论等数据,运用情感分析和统计分析等方法探究舆情热度走向、关注焦点、表达方式和情绪表达。研究表明:多元主体协同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网络舆情传播具有传播主体多元化,多元主体呈现的舆情热度基本一致;传播内容协同化,多元主体的舆情关注焦点各有侧重;表达方式多元化,积极促进舆情正向传播;情绪表达积极正向,赛场内外消极因素影响较小等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体育组织、政府部门、官方媒体、自媒体多元主体协同的大型体育赛事网络舆情治理策略,以有效规避体育舆情风险、净化体育网络生态、推动体育网络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