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西学东渐与改良派论报话语的新变

戊戌时期,改良派继续沿袭了“附会”的论报方式。然而,随着西学影响的加深,西政知识成为他们接受的突出内容。他们的论报话语由此逐渐融入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元素,明确强调报刊要输入西学尤其是西政知识,并对报刊与君、民的关系做了初步的现代化阐述,体现了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急剧转型。

现代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与中国小说、戏曲的传播、接受

就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传播、接受而言,中国本土之外的海外华人无疑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群体,他们既是接受者,又是传播者。这种传播和接受伴随着华人移民海外的步履而展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它还参与了海外华人文化的重塑。对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译介,不仅满足了海外华人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延续文化薪火的愿望,也使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更为广泛地传播。在对传统小说、戏曲的研究中,海外华人学者是一支独特的学术力量,他们的研究成果颇多可借鉴处,与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形成一种有益的互补。

近代中国原创侦探小说

侦探小说是晚清风靡一时的小说类型 ,随着外国侦探小说的译介 ,辛亥革命前后 ,中国产生了大量本土原创侦探小说。由于近代侦探小说的产生不是萌芽自本国的文化传统 ,而是首先来自异域的译介 ,使中国作家在创作之前 ,对这一特殊的文体有了先入为主的接受和理解。而创作观念的先行 ,以及大量现成的可资借鉴的范本的存在 ,便使中国作家在创作时 ,在侦探的职业和艺术形象、主要题材及叙事方式和写作技巧等方面有意识地摹仿译本作品 ,这几乎成为当时固定的创作模式。近代原创侦探小说总体艺术性较差 ,主要表现在文体杂糅、创作上机械模仿。

近代西方中药观的变迁研究

西方对中药的实质性接触和认识始于新航路的开辟。从中西文明碰撞的早期到19世纪近代社会转型之后,西方视域的中药观历经了复杂的变迁。西方对中药的认知有别于中医理论和诊术,同时又是分阶段而多层面的。启蒙时代的欧洲对中药采取平视、好奇的态度,传教士忠实记录在华所见中药及疗效,本草作为中国植物成为西方“博物学”的科考对象;在新教传教时期,西人对中药的研究发生转向,在质疑的同时采取“医”“药”分离对待,并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研究深度增加,二是不可避免的殖民者视角,三是认识群体增多、角度多元。

“学术传教”与“以教引实”——从中西天道观看晚明基督教入华

自然意义的天道是恒常而不可变更的,社会意义的天道则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神性意义的天道则具有永恒性、主宰性。道德形上学意义的天道观虽有其变化的一面,但其核心始终是"仁义礼智,天道在人"的观念。从西方思想文化来看,与中国文化中的天道观相对应的是其神论。大体上说来,西方神论的历史演变是从古希腊的多元神论开始,经过理性思辨的上帝观的洗礼,并与希伯来惟信传统的上帝观相结合,终而形成了基督教的上帝观。中西天道观的相通之处使基督教得以在中国传播,并为部分晚明学人所接受,而二者之间的差异则决定了基督教东传的种种曲折与反复,决定了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明学人之间的差异。前者旨在"学术传教",而后者则重在"以教引实"。

论中国小说东渐与朝鲜小说观念之揭橥

本文以高丽、朝鲜两朝的小说文献为依据,考察韩国古代汉文小说创作历史实绩,探究中国小说文本、小说文体观念观照下的高丽、朝鲜早期小说观念。随着《太平广记》《剪灯新话》等小说文本在朝鲜半岛的广泛传播,朝鲜前期的士子文人始有意为小说,认知小说文体。徐居正、李承召等人承继儒家小说观念,提出了"滑稽说""补史说"等,不仅奠定了朝鲜小说理论发展的基础,也揭橥小说文体已成为朝鲜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文体之一。

从观念到叙事:古代小说中的“灶下灵异”考论

古代小说作品中多有关于"灶下灵异"的记载。一方面,这些叙述受到了自古以来灶神(鬼)崇拜与禁忌观念的深刻影响,折射出文化观念的演变轨迹;另一方面,汉魏以来有关故事内容不断被扩展与丰富,出现了灶鬼作祟、灶器夜谈、灶下通灵等各具特色的题材类型。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分析,可见出"灶下灵异"叙述在流传中情节模式与美学风格方面的细致变化。

五四时期小说观念的变革

探究五四时期小说观念的变革,第一要务是打通戊戌与五四两个时段。五四小说观念是在"破"、"立"的互动中完成变革的。"破"体现为对旧小说的全面批判;"立"包括小说形式的重新确立与小说观念的彻底更新。小说观念变革从一个侧面展览了五四新思潮,彰显出五四一代在文化——审美上的抉择。

中国的小说(1941)

中国的小说最初来自于民间、发展于民间,被保守的文人鄙视。但当它的流行程度和内在美感达到了足够的程度,它就要强迫自己引起知识阶级的强烈关注了。知识阶级从不识字的民众中获得了这些伟大的史诗般的传说,润饰之,修正之,某些情况下重构之,从而使之成为中国传奇中的伟大经典。这些起源于流行的经过修订的名著变成了新艺术形式、新语言和新文学的老师,靠着它们的教导,中国的上流阶层专心学习创作他们的原创小说,不全是当作一种文学娱乐,也当作一种社会讽刺,当作一种社会批判和变革的工具。

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的小说观念与言说体例——以《中国小说史略》为参照

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写于1935年,主要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参考,并在其基础上更新了部分史料。此作因被《中国小说史略》的影响力所遮盖,以及解放后没有再版等原因,历来所受关注较少。以《中国小说史略》为参照,发掘和分析《中国小说发达史》的小说观念与言说体例,期待展示其中别有洞天的学术风景和谭正璧自家的研究旨趣。

大学语文课程人文素养教育传播理念建构

本文基于信息社会、当下中国的现实背景及传播学、教育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大学语文课程教育与人文素养的关系,对旨在实现更佳传播效果的相应教育理念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操作性上给出了一些思考。

明清小说在朝鲜

中国古代小说传入朝鲜以后 ,国内以五种方式传播 ,即为汉文原本、朝鲜翻刻本、朝鲜手抄本、翻译韩文本(其中包括节译本、撰译本、再创作等形式在内 )、口头传播的方式 ,即说书、说唱等。就其读者方面来说 ,可分为三个阶层 :第一 ,是王宫的国君和王后、公主、驸马、翁主、王室亲戚等有闲贵族阶层 ;第二 ,是文人、士大夫阶层 ;第三 ,是民间老百姓。论文将要对这三个阶层的流行情况作具体讨论。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多维透视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以整合与汇通中西文学文本为蓝本,以综合与理解中西文学观念为方法,自成一体,形成了特有的研究体系和范式,其独特的审美体验与经验,以及"同情"与"讽刺"兼重的审美情怀,将"文学之为文学"的独特存在揭示出来。与此同时,厘清了"理性"与"科学"之于文学的功用弊害,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风气之先。夏志清的小说史研究摆脱了审美与价值取向之外的政治观念和机械的理性观念,从而促使我们不断地反思过往的研究中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意义。

试论宋懋澄的文言小说创作

宋懋澄是明代后期杰出的文言小说作家,也是首位将稗说收入文集的文人。所作多篇都成为小说史、戏曲史上具有原创意义的佳作,这与他对稗官家言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宋懋澄小说的深层内涵与独特魅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情痴与情殇;好异与任侠;淑世与愤世。作者具有独特的创作观念,即选择典型题材抒写晚明社会各阶层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并将自己的批判意识贯穿其间,达到纪实性与创造性的有机结合。

文学观念嬗变中的中国现当代犯罪文学

源自古代的"说公案"(后来被命名为"公案小说")的中国犯罪文学逐次以清末民初的引进的侦探小说与警探小说为代表作。这些次文类,以及嵌入主流文学的犯罪小说因子的勃发与式微,无不受到同时代的本土文学观念以及影响文学观念生成的社会思想操控,在嬗变中与时俱进。与以消遣为主旨的欧美同类类型文学作品相比,它们首先是一种有益的"载道"文学。考察引导中国犯罪文学发展方向的文学观念的隐形呈现方式,有助于研究者更全面地认识此种基本无关"雅""俗"的文学形态。

“新子学”视域下中国“小说”观念的演进——以诸子“小说家”作品的文体变革为中心

在"新子学"视域中,先秦时代,"说"是相对于"经"而存在的、以解释义理为目的的短篇故事连缀性作品。形式为"说体",包含"经说""要说""纯说"等,诸子对此有大量实践,庄子之后形成一定的文体自觉,区分"大说""小说"。《汉书·艺文志》等确立了诸子"小说"观念,自觉它是结合文体、内容、思想而言的事物:它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所造,文体为"说体";故事一般具有虚构性;主旨虽有可取,但不够精深,否则就应归入诸子九流。这些观念既保留了先秦"小说"的基本特征,又站在经学立场对其有所异化。《四库全书》对此有继承与变革,是晚清小说革命、中国现代小说观念产生的重要产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