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扩容能促进新进地区的经济增长吗?——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的合成控制法分析

区域一体化是中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而扩容后新进地区能否获得更好的发展关乎区域未来进一步一体化的广度和深度。现有文献鲜少关注区域扩容对新进地区所带来的定量增长影响,且对增长效应的驱动原因及其动态变化尚缺系统的解释框架。结合扩散——回流效应,文章认为市场联系与产业分工是区域扩容影响新进地区的增长效应及其动态变化的重要渠道。以2008年珠三角城市群扩容为例,文章运用合成控制法定量分析对新进城市肇庆市与惠州市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扩容对新进城市的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惠州市在扩容后短期内出现了负面效应。结合实际数据分析发现,惠州市短期出现负面效应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扩容后要素和产品市场面临原位城市较大的回流冲击,且产业转移短期效果不佳引起。但从长期看,新进地区可从市场联系和产业分工两个层面获得扩容的外溢增长效应。为降低短期可能的负面效应,应树立区域经济思维,建立统一组织框架,以原位城市产业转移为主要抓手,协调推进市场共建共享与产业优化布局,实现地区整体共赢发展。文章研究识别了区域扩容对新进地区所带来增长效应的一般规律,为推动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实践依据。

广东省经济增长的扩散回流与市场区效应实证检验

利用广东省2001—2017年121个区县的空间面板数据,对广东省区域发展格局进行了空间探索性分析。并从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差异和行政等级网状布局3个视角,采用3种中心-次级-外围划分模式,构建基于空间分解的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扩散回流和市场区效应。研究发现: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正在向广深-珠三角非广深-非珠三角的格局演变;上级区域对下级区域的影响仍以回流效应为主,扩散效应逐渐显现;次级区域和外围区域的发展仍受制于行政区划层级的制约,行政区划下的城市等级体系依然显著影响区域经济的扩散回流和市场区效应;下级区域对上级区域的市场区效应依赖于下级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当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时,下级区域难以形成支撑上级区域经济发展的消费市场,广州和深圳2个城市的市场主要是全国和国际市场,珠三角其他城市和非珠三角地市中心城区的市场依然是本地市场。

中国区域技术转移的回波扩散效应研究

在比较分析中国区域技术交易金额趋势特征的基础上,测算回波扩散效应指数,并构建计量模型探析区域技术转移回波扩散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区域技术转移总体上呈现回波效应,部分区域存在明显扩散效应;回波扩散效应受知识吸收能力、经费投入强度、科技进步环境、相对经济发展水平和高新技术企业数等因素影响,且不同因素在不同区域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

东西部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和扩散与回流的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增长极理论构建了空间计量模型对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第一个五年的西部和东部经济增长效益和溢出作用进行比较研究。统计模型估计显示,固定资产的增长是非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西部资产边际产出只及东部的2/3;FDI的效益远高于国内资本,且西进的FDI比在东部有更高的边际效益;西部与东部最大的差别源于劳动力边际效益的巨大差距;西部和东部经济都有显著的集聚倾向。对增长外溢作用的检验表明西部中心城市对县级经济有回流作用,西部中心城市和县级经济都受到东部中心城市的扩散作用,而东部中心城市增长虽比西部快,但是增速却因西部中心城市的增长而相对减缓。本文最后讨论了研究结果的若干政策意义。

扩散还是回流:中国高铁的经济空间分布重塑效应

通过构建包含地理距离、发送能力和开通时间三要素的高铁空间权重矩阵,文章对高铁开通是否会重塑中国283个样本城市的经济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在整体上高铁的开通并不会显著增强城市之间的空间溢出,但却会对中国城市间经济分布格局产生深远的结构化影响。首先,高铁开通使经济资源进一步回流到枢纽城市,由此强化了经济空间分布的极化水平;其次,高铁开通后非枢纽城市经济更多地向枢纽城市"看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同级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最后,对于未开通高铁的城市会造成"孤岛效应",进一步割裂他们与最为重要的枢纽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在政策层面,应该深挖资源向高铁枢纽城市回流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增强枢纽城市向其他城市"涓滴"的能力。同时,更加注重和加快高铁向中小城市的延伸,避免一些非中心城市被"交通边缘化"。

城镇化的回波-扩散效应: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缩小城乡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可行能力的视角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在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共同富裕方面的回波-扩散效应。结果表明:第一,城镇化在改变城乡收入与教育差距方面先“回波”再“扩散”,而对城乡医疗差距并没有显著的回波或者扩散效应。第二,城镇化缩小城乡差距的中介变量为村级公路。城镇化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尤其是村级公路的修建,进而缩小城乡收入、教育差距。

营商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研究——以中国地方行政审批改革为例

企业家精神是实现就业增长和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本文从营商制度环境的视角探索地区企业家精神发展的规律与潜力。具体地,以我国行政审批改革为例,本文实证探究营商制度改革对地区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运用2003-2014年中国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和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本文研究发现:行政审批改革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存在时滞效应,相比设立行政审批中心,行政审批中心的服务范围对企业家精神激励效应更加显著;行政审批改革的企业家精神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相比之下,行政审批改革的政策效果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更加突出;中心城市(省会城市)的行政审批改革对其周围城市的企业家精神产生负向的回波效应,而非中心城市(非省会城市)的行政审批改革对其周围城市的企业家精神产生正向的扩散效应。

增长极理论及其在西部大开发中的运用

西部大开发作为一项基本战略已经开始全面实施。这对于消除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探讨西方经济学中提出的“增长极”理论及其在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实践中的运用以及运用中应避免的问题。

首都圈产业分布变化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基于制造业从业人数的实证研究

使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技术,对首都圈制造业空间分布及其变化的地域与行业特征进行了研究,并建立空间计量模型重点分析了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对产业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2001-2009年,多数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表现出不断地加强的趋势,而且分行业的发展热点区在空间上有变化和迁移的现象,总体上工业发展表现出由中心向外围扩散的趋势,临近中心城市的外围郊县区成为工业集聚与发展的热点地区。中心城市发展对区域内的空间溢出效应是推动首都圈产业空间分布变化的重要因素。北京、天津两个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影响也因产业特征与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及发展阶段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北京整体的发展环境相对有利于对资本、技术、人才需求较高的科技、资本密集型产业,北京本身这类产业的发展会袭夺外围地区的生产要素,引致负面的回流效应;而天津还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无论是经济总量增长还是分行业的发展对外围地区的空间作用并不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扩散回流与市场区效应

本文综合增长极理论和中心地学说构建了扩散回流和市场区效应空间计量模型,使用全国除西藏以外的2169个市县数据对2000年至2007年的各市县非农业产出、就业和资本增长所受到的溢出效应进行计量分析。联立方程估计表明,虽然各级市县产出、就业和资本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要素投入和产出规模以及人力资本和地方要素,但是不同等级的城市间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互作用。其中,省会和地级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对下级市县有显著的回流效应,而下级市县的经济增长对位于市场中心的上级城市有明显的市场区增长作用,同级市县经济增长有互相促进作用。本文最后简要总结了研究结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策意义。

中国中西部发展中城市的增长极作用

为了分析增长极在中部崛起和西部开发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对我国中西部地域相连、经济水平接近的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四川、重庆、陕西1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942个市县2000～2007年非农业GDP和就业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模型估计表明,中西部地区各市县非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自身的投入,同时,中心城市也存在明显的扩散和回流效应。地级市的非农业GDP增长对县级市有扩散效应,意味着城市间经济有一体化趋势,但是地级市的就业增长对县级市有抑制作用;地级城市对相对更不发达的县镇的GDP和就业增长同时具有带动作用;相邻的县级市相互间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是对邻近县镇却有抑制倾向。

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都市圈经济辐射模式研究——基于珠三角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为了探究都市圈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对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和溢出效应孰占主导,本文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基于2001—2020年中国沪深板块上市企业数据,通过份额移动法构建工具变量缓解反向因果问题,实证分析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经济辐射模式;进一步将珠三角城市群划分为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都市圈,研究单个都市圈内部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模式。结果表明:中心城市收入、就业和资产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带动周边城市经济发展;同一城市群下不同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经济辐射模式呈现异质性,广州虹吸效应占主导,深圳和珠海溢出效应占主导,其中深圳溢出效应更强。

中心城市回荡扩散效应框架下城市间政府竞争的演化——以长三角都市圈为例

本文将＂中心-外围＂体系表示为在初始条件上中心大城市的资本回报率领先外围城市;政府竞争模式被刻画为在降税和加强公共基础建设中选择以吸引投资、促进增长。理论模型和经验实证表明,当前长三角都市圈可能处于由回荡效应向扩散效应转换的初期;与＂中心-外围＂体系中要素流动的回荡、扩散和均衡三阶段相对应,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经济有着各自不同的演化规律;中心城市上海在整个长三角都市圈的政府竞争中处于支配地位,并不需要参与税收竞争来争取资源,随着第二产业向周边中小城市扩散,相应的生产要素也向外扩散,从而会降低上海的拥挤效应;周边中小城市的竞争策略包括在回荡效应期降低税负和在扩散效应期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如上所体现的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间竞争,使得上述要素流动三阶段周期的运行速度加快,即从回荡效应的初始状态到均衡期的最终状态所需的时间缩短。这导致该地区增长时间压缩、年增长率提高,这也为中国经济奇迹提供了一种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