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棚模拟条件下角倍蚜春季迁飞数量动态及其与气象因子的关系

2009—2011年,在四川峨眉对大棚模拟条件下角倍蚜春季的迁飞数量及其与气象因子的关系进行观察分析,结果表明春迁蚜的迁飞活动与天气条件密切相关,在迁飞期内,当日平均气温≥9℃、最高气温≥13℃、平均相对湿度≤80%,春迁蚜开始迁飞;当日平均气温≥15℃、最高气温≥22℃、日照时数≥7 h、平均相对湿度≤65%,春迁蚜大量迁飞。在迁飞初期和中期,春迁蚜迁飞数随气温升高而增加。当天气条件适宜时,春迁蚜日迁飞数量的变化为单峰型,前期和末期低、中期高;当迁飞期内遭遇激烈降温,日迁飞数量波动较大,呈双峰或多峰型,同时迁飞期延长、迁飞率和单位面积迁飞量下降。相关分析与主成分分析结果:春迁蚜日迁飞数与平均气温、日最高气温和日照时数呈极显著正相关(P<0.001),与平均相对湿度、最小相对湿度呈显著负相关(P<0.05),与日最低气温和降水量相关性不显著(P>0.1);表明温度和湿度是影响春迁蚜迁飞的关键因子,日照次之。

不同保存方法对角倍蚜性蚜数量和存活率的影响

比较了不同类型虫袋和填充物对角倍春迁蚜产性蚜数量和存活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采用柱状虫袋填充玉米苞皮及对玉米苞皮进行浸泡处理可以提高性蚜的数量和雌蚜/干母的存活数;与传统的三角纸袋填充棕丝相比较,柱状虫袋填充浸泡玉米苞皮的雌蚜数、雌蚜/干母存活数、雄蚜数和性蚜总数分别增加了107.6%、229.1%、71.1%和87.5%,雌蚜/干母存活率提高了21.1%。虫袋内的雌蚜数、雄蚜数和性蚜总数与春迁蚜数呈显著负相关;雌蚜数和雌蚜/干母存活数与雄蚜数、性蚜总数和雌雄性比分别呈极显著正相关。角倍产区的环境因子明显影响春迁蚜的羽化期,但对春迁蚜产性蚜的数量没有明显影响。

蛋肚倍蚜春迁蚜形态、生物生态学特性及丰产性能的研究

本文首次报道了在青麸杨（Ｒｈｕｓｐｏｔａｎｉｎｉｍａｘｉｍ）叶上致瘿成倒卵壮肚形倍的蛋肚倍蚜（ＫａｂｕｒａｇｉａｏｖａｔｉｒｈｕｓｔｃｏｌａＸｉａｎｇ）春迁蚜（具翅性母）的形态特征、生活周期、冬寄主藓类植物、自然分布地理环境、人工培育的产品质量水平。

诱导肚倍蚜春迁蚜上树的初步研究

在早春青麸杨腋芽萌动初期，利用其叶片、果实的９５％乙醇浸提液涂刷在青麸杨主干上，能在倍林中有效的诱导肚倍蚜春迁蚜的回迁上树，使其单株平均上树量分别增加４．３倍、２．５倍；平均单株肚倍鲜重相应增加７．６倍、２．７倍。经ＳＳＲ测验表明，上述处理的诱蚜上树效果与青麸杨叶片、果实、其他浸提液处理及叶柄、枝干各浸提液处理的诱蚜效果存在着显著差异。

主流媒体对农民工的表征及其变迁——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小品节目为例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重要新群体,为社会提供了独特的媒介资源。他们与城市人的融合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媒体的影响。主流媒体对农民工的表征与城市主流社会心态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文章选取了从1983年至2009年的26年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涉及农民工、农民、城市人的小品,通过对三者的对照分析来考察主流媒体对农民工的表征。研究结果显示,春晚小品在农民工的表征模式中最主要特征为:农民工作为个体客居于城市中、以打工的状态而存在,其地位处于城市人之下,并无改变现实的权利,即处于一种"边缘状态";他们与城市人保持着和谐相处、互相妥协、维护与服从的关系;同时,他们身上并未改变的是与农民相似的传统人格——老实、简单、淳朴、善良。文章还探讨了主流媒体对农民工表征的变迁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历史因素和所蕴含的社会意义。

农民工的春晚镜像——媒介与权力合谋下的群体性身份再生产

农民工是一个群体性身份。央视春晚舞台上的农民工形象随着官方对现实中农民工问题和议题的认识及变化而变化。春晚对农民工形象的再现从建构其身份意义入手,实际上是运用符号明示义到隐含义的转化和置换这一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所代表的青年亚文化实施吸纳、恢复与规训。而究其根本,则是在媒介文本生产中,文化霸权利用符号暴力削弱其他阶层话语的内在机制在起作用。央视的这一话语权力在社会变迁和媒介变迁的现实中遭遇了困境,其困境的根源是二元户籍制度。

对春运“民工流”人口迁移的探讨

春运"民工流"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产物。作为春运主体,民工流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传统文化对人们行为选择影响的表现。民工流的迁移变化既是经济状况的反应,又深刻影响地区经济的发展。一年一度的春运带来多种社会问题。春运问题的核心并非"人多",而是"集中"。因此对春运难题的解决不能单纯地依靠运力的增加,而要通过深刻挖掘分析春运民工流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进行综合治理。

央视春晚中农民工形象的变迁与影响因素探讨——基于媒体建构的视角

从媒体建构视角出发,运用内容分析法对1983-2015年间央视春晚中农民工节目进行分析,发现春晚中的农民工形象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形象缺失——被嘲讽的"边缘人"——开始被接纳赞颂——农民工精神风采绽放。农民工形象的变化与国家政策、农民工自身的变化、春晚自身的生存发展需求及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目前看来,春晚中的农民工形象有失片面化,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其面临的困境和难题需要被正视和呈现,使农民工生存质量得到实质性提升。而要提高农民工生存质量,需要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提高农民工社会地位,改善农民工生存境况,促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

从“刚性支配”到“技术治理”——社会学视野下的30年春运

春运是时代的缩影,春运变迁的背后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以春运的变迁来探讨相关治理模式的变迁,旨在以一种社会学的视野透过春运来观察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逻辑。通过对中国30年春运进行回顾,将春运的治理模式分为刚性支配、市场逻辑和技术治理三个阶段并进行了详细分析;随后梳理了春运治理模式转变的基本路径,着重分析了技术治理产生的内在动力、实质、特点,并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探讨了技术治理的效果以及问题,最后提出技术治理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需要重新审视当前的社会治理模式。

农民工春节“归家族”人情负担及其治理——基于西安Y县的调查

基于陕西西安Y县127份问卷调查数据发现,农民工春节'归家族'人情消费对象包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属,同村邻居、同乡,务工结识的同事、同乡和朋友等四类。人情支出比重大,人均人情负担3 515元,占全年务工收入的19.5%;礼金标准大多在100~500元之间,500元以上的也不在少数;人情消费频率高,难以承受。春节人情负担加重了农民工的物质和心理负担,弱化了农民工家乡认同,疏离了农民间亲熟关系,扭曲了农村原有的人情关系。只有营造节俭办喜事的氛围,创办农村人情类民间组织,引导农民工春节'归家族'带头移风易俗,才能有效治理人情异化现象,抑制人情的负效应。

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基于农民工个体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21年春节假期农民工个体调查数据,通过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劳动合同签订状况对农民工就地过年决策的影响,从而反映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状态。实证分析发现:通过签订劳动合同形成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对农民工选择就地过年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特别是对第二产业就业的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更大;将工资、社会保障、工作时间和工作稳定性作为中介变量,检验劳动合同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内在传导机制发现,工资、社保、工作时间和工作稳定性起到部分中介调节效应,工作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最为明显。因此,应推动劳动合同法的全面执行,有效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切实维护农民工特别是新就业形态从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从“草根”上春晚审视电视栏目的定位

在兔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西单女孩"、"旭日阳刚"组合、深圳民工街舞团等"草根"纷纷亮相,堪称一大创新,给央视春晚带来了不少新看点。于是,许多地方电视台的电视栏目纷纷打出"草根"牌,目的就是使节目引起观众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从而扩大影响力、提高收视率。由此可见,电视栏目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以达到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