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现代化标准判识

民事诉讼现代化是我国民事诉讼发展的方向性命题。民事诉讼现代化首先需要解决其现代化的标准为何。否则,民事诉讼现代化的推进就没有方向。民事诉讼现代化的基本标准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民事诉讼与现代社会的契合;二是民事诉讼与民事权利及体系发展的契合;三是强化民事诉讼的程序保障;四是实现民事诉讼的体系化;五是民事诉讼的科技化。民事诉讼的现代化应当主要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和推进。实现民事诉讼现代化的有效路径是通过借鉴域外国家、地区现代民事诉讼制度,充分结合我国国情,实现中国式民事诉讼的现代化。

通向刑法谦抑的当代叙事:基于程序维度的功能建构

社会变迁促使犯罪样态的结构性改变,后工业社会的风险特征提升了安全需求,刑法观也从消极被动向积极能动转变,与之相应的则是由回应型刑法向预防型刑法的调整。刑法谦抑固然需要继续恪守,但也需要因应时代场景进行语境化调适。现实的治安形势催生了更浓烈处罚倾向的刑事政策需求,而且刑事政策已经渗入犯罪认定的教义学认定过程,以法益保护为导向的功能主义解释成了势不可挡的潮流。基于刑法谦抑所面临的时代挑战,亟需在巩固传统刑事实体法路径的同时,也应重视基于程序维度实现刑法谦抑的路径建构。首先,需要明确一种妥适的刑法价值立场,具体需要处理好三组命题:刑法观的现代转向与古典坚守、保障机能与促进机能的兼顾、保守与激进之间的平衡;其次,对于已获入罪解释结论的行为,还应当从刑事程序层面发挥犯罪的过滤作用,主要从四个方面发挥效能:证据标准的从严把握、酌定不起诉的充分运用、附条件不起诉范围的适度扩大、争议案件社会听证的制度化运行。鉴于刑法解释出罪功能存在极限,故应当重视程序路径对于保障刑事正义的功用。只有前端的刑法解释方法与后端程序法通道的衔接配合,才能最大限度保障刑法谦抑。

当代国际关系下国际私法价值功能的实现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将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生活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正确恰当地处理当代国际关系正成为世界各国以及各类国际组织协调相互之间利益关系的重要纽带。世界市场在产生了新的民商事关系和新的民商事秩序的形势下必然需要创制维护这种新关系和新秩序的治理方式。国际私法是全球经济融合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并不断依据经济发展规律而完善成熟的制度性产物。当代国际关系下国际社会依然存在着诸多不和谐因素需要综合运用包括国际法治在内的多种方式来调整解决。国际私法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占有基础性地位,在处理当代国际关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亦要求国际私法通过发挥更加强劲的价值功能,担当起推进不同国家间民商事活动平等交往进而构建国际民商新秩序的重要使命。

论“和谐社会”的私法构建

“和谐社会”构建理念的提出,意味着它将成为中国社会体制的结构性存在。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的多元、理性、正义、法治、平衡和稳定有序的社会。市民社会的本质与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市民社会应当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私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律形式,是法治社会的基本法。所以,它是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基本法。和谐社会的构建应当以私法构建为核心。私法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发挥主要通过私法的系统结构的功能实现。

和谐社会背景下行政调解制度探讨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建立与完善诸多制度。从灵活、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与纠纷的角度考虑,行政调解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目前,对行政调解制度的忽视,给法治进程带来诸多隐性的不和谐现象,如诉讼观念的极端化、诉讼案件数量激增使法院不堪重负等等。因此,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必须重视行政调解,不断完善行政调解制度,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方面的功能与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以人为本”的法治精神

和谐社会应当是建立在物质文明不断发展之上的社会,应当是把“以人为本”作为终极性价值关怀的社会,应当是以民主与法治为制度基石的社会;此三者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缺一不可。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中国执政党的政治道德责任,又是一种可欲亦可求的社会发展目标。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刑法适用与完善

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层出不穷,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把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机制纳入法制轨道是和谐社会本身应有之意。刑法作为法治社会的最后保障手段,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刑法介入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在介入过程中除遵循刑法原有的原则外,还应特别遵循依法从重从快、惩罚与宽大相结合和充分尊重人权等原则。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机制中完善相关的刑法规定,不仅是法治社会的内在的要求,还将促进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和谐社会建设中法治文化基本问题研究

运用比较分析、语义分析和规范分析的方法,以正义为视角,研究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法治文化的基本问题。结果表明:法治文化不同于法律文化,它是以正义为价值取向、规范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理性法律文化状态;它有利于公民遵守法律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法治文化的构成体系是以制度正义和个人正义为核心形成的有机文化联系整体。以上基本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为法治文化的建设指明路径。

人与自然和谐:和谐社会的基础

人与自然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这是由生态规律与生态经济规律所决定的。人类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但可以通过制度创新,约束人类经济行为选择方式,使经济增长的规模与速度同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相适应。通过技术创新,改善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提高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人类合理经济行为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

论我国体育社会化与产业化的和谐发展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2008年的奥运会,又为我国体育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应抓住时机,通过制定"两化"指标体系来定位新的体育发展目标与体系。既应从和谐社会对体育的要求,服务于小康社会体育任务,国际体育经验,我国体育的现状及发展策略,来确定方向性和内容性的指标体系。这样,就勾划出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路线图,利于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体育运行,会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化和产业化的和谐发展。

构建和谐世界视阀下的区域法治研究和建设

区域法治是建构世界法治秩序以及深化依法治国方略中的一种崭新的法治形态。开展区域法治研究和建设,不仅有利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切实的法治保障,也是为建立和形成"国际区域法治秩序"以及"世界法治秩序",进而为顺利建设和谐世界所必需。为此就应积极开展国际区域法治研究和建设。

全球化视野下中国发展循环经济之经济法思考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和超越。在和谐社会的精神旨趣与思想内蕴下,充分考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特征,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的内生与外在因素,分析认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应对与经济法作为,即市场规制法作为、宏观调控法作为、可持续发展法作为。这不失为中国发展循环经济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论和谐社会与法治

和谐社会与法治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是社会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本文阐释了和谐社会与法治两者的内涵,探索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审视,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运用法治来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路径。

传统刑法与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含有人道主义、人本精神、人性、人权的丰富内容。“以人为本”的说法最早出自先秦法家管仲之口,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在历代刑法思想、刑法制度,以及刑法条文中都有深刻的反映和具体的体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值得我们借鉴。

“和谐社会”理念对完善我国自然资源权利制度的启示

自然资源权利制度的完善应当以和谐社会的理念为指导,因为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我国现行的自然资源法律制度存在着种种不和谐。本文阐述了“和谐社会”理念下我国自然资源权利制度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分析了我国自然资源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与成因,提出了以自然资源权利制度为核心,构建和谐的自然资源法律体系的建议。

法治背景下“利益”再审视与和谐社会构建

"利益"因素历来是社会成员关注的热点,社会成员尽其所能追逐利益的时候,需要有强制性规范来约束,法律的介入变得尤为重要。本文以法治社会为背景,重新审视利益的本质属性、利益矛盾的表现形态、利益的调整机制,提出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要逐步实现让权利入主而让权力退场,通过法治抑制公权的膨胀,赋予社会成员以权力即通常所说的自主权,将利益纳入法治化的博弈渠道;通过社会成员相互间自由竞争、博弈,促使社会成员和谐共存。

人工智能开发的理念、法律以及政策

当人工智能因深度学习而从他律系统转化为自律系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连锁反应不断进行的情况下,黑箱化和失控的风险会不断增大.'透明社会'与'黑箱算法',这是数据驱动社会的一对根本矛盾,对国家治理方式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为此,如何对人工智能进行适当的、合理的、充分的规制,确立人工智能开发的规则、伦理以及政策就势必成为极其重要并非常紧迫的一项课题.国务院印发的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国式制度安排以及九条主要原则,与国际社会已经形成的基本共识是相洽的;但在不同价值取向发生冲突时,怎样决定取舍的元规则和优先顺序还有待进一步明确.为了在甄别和防范风险的同时保护人工智能开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必要更多地采取软法方式,而不是简单地提高硬法的惩戒力度.

构建和谐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控制模式选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在各种社会风险中,其中有一个因体制转轨所造成的特殊风险,就是社会控制的弱化。因而,健全社会组织机制,完善社会管理,建立完备的社会控制体系,防范社会风险,维护社会安全,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外部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保障条件。如何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控制模式,建立完善的社会控制机制,是当前我国在加强社会管理方面应着重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在阐释社会控制的含义,社会控制的手段、方法和途径,社会控制与社会秩序建构关系的同时,对当代中国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进行了探讨。

论和谐社会的法治保障

和谐社会需要通过法治来实现并保障其运行和发展,其本质上是法治社会。法治对和谐社会的保障体现在:法律是现代社会社会调控的基本依据和社会和谐的评价标准,社会民众的普遍守法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国家权力的依法行使是社会和谐的关键,通过法律的途径公正地解决社会冲突则是社会和谐的最后保障。

三位一体——美国环境管理体系的构建及启示

美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其三位一体的环境管理体系。以环境为中心，该体系包括三个部分：全面而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它为美国环境保护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武器；基于《国家环境政策法》所设立的环境法执行机构，它为美国环境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实施主体；预防与惩罚相结合的法律运行机制，它保证了美国环境法的实施效果。正是上述三者的结合，美国在当今环保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它堪称西方世界的典型，其成功的经验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