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益概念的扩张与生态刑法的重构

社会利益价值的多元化导致法益概念的日渐扩展,生态法益成为新的法益类型,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应当在刑法中改变现行基本体系和结构另起炉灶。为彰显生态刑法的重要性,生态犯罪的刑法体系应当以现行《刑法》第六章第6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为基本体例。以风险防控为分析工具,改变生态刑法人本中心的价值观,重估生态在刑法法益中的独立意义。在生态犯罪的罪量认定标准上,通过弹性的罪量标准设计,建构多维的评价标准,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未被明确列举的危害行为处罚间隙的问题。

对犯罪中止自动性的再思考

对犯罪中止自动性的判断,我国的通说虽然立于主观说的正确立场,但过于概括模糊。在近来出现的判断自动性的两种新倾向中,规范的观察法从中止犯的立法目的出发是可取的,但其本身不应成为独立的判断标准;主观说与客观说相结合的思路则不具有合理性。自动性的判断应当符合中止犯的立法本意,从行为人的主观角度切入,核心是判断是否是"出于自己意志"的自愿放弃,对此可视犯罪代价有无升高分三种不同的情况来认定。

罪数判断之“罪过”标准论——以想象竞合犯罪数本质的判断为例

在中外刑法理论上,有关罪数判断标准的学说众多,主要有意思标准说、行为标准说、法益标准说、构成要件标准说和犯罪构成标准说。根据行为的层次性安排以及刑法规范的"义务性"特征,犯罪构成标准说相对符合逻辑,但是在我国理论上仍存在理解和运用上的偏差。通过比较分析,犯罪构成的核心是主观罪过,而非传统见解的危害行为。依"罪过"来判断犯罪行为的特殊性质和个数,比犯罪构成更加明确。基于"罪过"标准的运用,想象竞合犯实质是行为人基于数个罪过,实施数个行为而符合数个犯罪构成的犯罪形态,在本质上应属于数罪。

论递进式罪数判断方法之提倡——以想象竞合犯处断原则之重构为例

罪数判断标准是罪数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展开罪数论其它内容的前提。长期以来,学界对于罪数判断标准的争议非常激烈,存在诸多学说,但这些学说要么内容含糊不清缺乏可操作性,要么考虑的因素过于单一。因此,主张将罪数判断分为犯罪成立与犯罪处罚两大阶段,并以一种递进式的方法依次进行触犯罪名数判断、法益侵害性判断、处罚必要性判断,逐步揭开犯罪的罪数本质并确定处断原则。在此基础上,对于罪数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与罪数本质,应当修正以往一概从一重罪处断的简单方式,依据前述递进式的判断方法重新分析其罪数属性,从而视情况将想象竞合犯分别划入实质一罪与科刑一罪,从一重处断或从一重从重处断,极特殊情况下则数罪并罚。

关于抢劫罪“两个当场”的讨论——从洪某抢劫案谈起

本文从洪某抢劫案出发,通过对实践中各种各样的抢劫情形的分析,以及对抢劫罪、敲诈勒索罪和绑架罪的辨析,得出抢劫罪的成立与既遂均不需要"两个当场"。并且提出主张:判断罪数的标准应当是犯罪构成客体的重合性,而不是犯罪构成。

毒品犯罪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探究

毒品犯罪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政府对毒品犯罪的严厉打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许多不足和失误之处。应当将毒品犯罪认定为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走私、制造、贩卖、运输、非法持有毒品中的任何一种行为就构成了相应的犯罪既遂形态; 毒品是否最终流向社会,只能作为量刑情节考虑。在主观方面,除了直接故意外,间接故意也可以构成毒品犯罪。在量刑时,涉案毒品数量不是判处死刑的唯一标准,而应当综合考虑其他犯罪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为了协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和刑法的冲突,建议将毒品累犯扩大至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等五种犯罪,个人和单位都可以构成毒品犯罪累犯。

盗窃数额的若干问题

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作为犯罪构成之定量要素的“数额较大”,兼具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含义,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以数额较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客观方面是指目标物的实际价值数额较大。盗窃罪犯罪形态取决于行为人主观上所欲盗窃的价值与客观上目标物的实际价值的结合程序。行为人对目标财物的价值发生认识错误时,按事实认识错误的原则处理,这种事实认识错误的认定有其法哲学根据。

与犯罪形态有关的三个特别问题

由于分别直接关联着共同犯罪、罪数形态和犯罪的阶段形态,故"片面共犯"、罪数标准和"意志以外的原因",构成了与犯罪形态有关的三个特别问题。基于事物的真相,"片面共犯"问题应按共同犯罪定性或处置,而罪数标准问题应以"犯意与刑法特别规定结合说"予以解答。至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对犯罪阶段形态的影响,应立足于"意志以外的原因"作用于犯罪意志的程度及最终结果予以解答。

我国单位受贿罪的立法审思与完善路径

对历次刑法修正进行梳理可发现我国单位受贿罪立法的基本特点,犯罪圈设定较为慎重,仅处罚国有单位的受贿行为。在行为构造上,单位受贿罪保留了自然人受贿罪的痕迹,但又有自身的构造。在罪量因素上,单位受贿罪和自然人受贿罪存在较大的差异。现行立法中单位受贿罪的主体范围过于狭窄,无力解决实践中大量存在的非国有单位受贿问题,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大大增加了单位受贿罪司法认定的难度。单位受贿罪与自然人受贿罪罪量标准的差异,导致单位受贿罪无法摆脱司法认定中唯数额论的困境。此外,实践中还存在单位受贿罪中自然人刑事责任豁免过于随意的问题。刑法立法应当取消单位受贿罪的身份犯模式,协调单位受贿罪与自然人受贿罪之间的关系,调整单位受贿罪的罪量标准,规范单位受贿罪免于刑事责任追究的事由。

论过失犯的注意能力和注意义务

犯罪过失分为普通过失和业务过失,对其注意义务和注意能力的判断也相应的应分别采用个人标准和平均人标准,并在确定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时结合允许的危险理论和危险分配即信赖原则加以综合考虑。

票据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

票据诈骗罪的对象应该是被害人的资金、其他财物或者服务;行为方式表现为利用汇票、本票、支票进行金融诈骗,数额较大的行为;罪过只能是故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既未遂标准是“被害人是否实际损失财物”;共犯与罪数应视情形具体分析。

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若干问题研究

针对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司法认定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阐明了设立本罪的必要性,重新界定了本罪的既遂标准问题,明确了本罪与其他金融犯罪存在牵连关系时的处理原则,阐述了境内合法金融机构与外国金融机构可以成立本罪的合理性。

论“抢劫致人重伤、死亡”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行为人对所造成的重伤、死亡的结果,在主观方面既包括过失也包括故意;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罪数形态,应根据案件的特点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对飞车夺取案件的罪数形态的认定应从严把握;对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应以是否出现重伤、死亡的结果作为加重犯构成的既遂、未遂标准。在法定刑的设置上,不必对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区分故意、过失。

贪污贿赂犯罪最新司法解释的亮点与缺陷

2016年4月18日,两高共同颁布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答了《刑法修正案(九)》实施近半年以来司法实务界、学界和社会大众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疑问。在我国严打贪腐行为,对贪污腐败零容忍的形势政策下,《解释》的出台无疑使贪污贿赂犯罪,尤其是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定罪和处罚更科学、更合理、更符合当前国情。然而,《解释》中存在的体系化漏洞也是不可忽视的,正确认识《解释》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有助于更好的解决贪污贿赂刑事案件的同时,为今后的立法和司法提供指导,更好的推进我国刑事法治的不断发展。

集资诈骗罪死刑废止的宪法学反思

目前宪法学界对死刑存废的讨论,多从"死刑是否违反生命权或平等权保障"角度入手,鲜少将死刑制度或具体死刑罪名存废的合理性,置于宪法层面,进行整体考察。以《刑法修正案(九)》取消的集资诈骗罪死刑作为分析对象,从宪法精神、宪法原则及宪法规范三个层面对该罪死刑废止的合理性进行分析,进而归纳出判断死刑存废合理性的三个判断要素,即是否具有民意基础、是否侵犯生命权和是否违反平等保护原则。在此标准的考量下,我国应当选择"保留死刑、减少死刑罪名、限制死刑执行"的路径,加快对非暴力犯罪死刑的废止进程,同时限制死刑的实际执行数量,推动死刑改革的进程。

以经济指标确定数额犯中概括型数额标准的研究——以盗窃罪为例

数额犯是在我国刑法中一种很重要的犯罪分类。它的主要特征是以犯罪数额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或者量刑要件。在司法实践中,其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带来了很多问题。文章从传统的财产型犯罪中盗窃罪入手,探讨数额犯中存在的概括型数额标准,即"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并探讨如何利用经济指标来确定的问题。

论共犯关系脱离的具体认定与法律责任

共犯关系脱离这一概念,由日本刑法学者大塚仁最先提出,其研究目的在于合理解决在共同犯罪过程中,主动放弃实施犯罪并为阻止犯罪结果出现做出相当努力,但仍未阻止结果发生的部分共犯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我国司法实践中同样存在着共犯脱离的现象,但是在我国刑法中却并没有关于共犯关系脱离的明确规定,对于实践中的相关案件,理论界通常比照犯罪中止的相关规定,按照"一人既遂,全体既遂"的原则进行处理,而脱离的情形仅作为酌定量刑的情节予以考虑。此种做法显然对于意图脱离的共犯者过于苛刻,也有违我国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因此,需要在对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将其引入我国的必要性,并最终作出本土化的制度建设。

罪数形态理论正本清源

罪数形态作为一罪与数罪中诸种复杂的犯罪形态的总称,其既区别于典型一罪,也区别于典型数罪。罪数形态理论既涉及罪数的判定,也涉及罪数的处罚,罪数形态的体系定位应为兼具犯罪论与刑罚论的二元论。在罪数的判断标准上,应注意将形式上罪数的区分标准与法律评价上罪数的处断标准相区别,形式上罪数的区分标准只能是犯罪构成,法律评价上罪数的处断标准则应考虑罪刑均衡、诉讼效益等原则。犯罪构成的复数性、非典型性与法律后果上的不并罚性是罪数形态的两个基本特征。应以有无刑法规定为标准,将罪数形态分为法定的罪数形态和处理的罪数形态两类。

机能的思考方法下的罪数论

奉行"本来的思考方法"的传统罪数论,把罪数视为犯罪本来的数量属性。这种朴素的思考方法造成罪数论庞杂的问题域、双主线的矛盾体系和不合理的结论。移植竞合论也不能摆脱上述困境,因为二者在思考方法上是相似的。在罪数论中应提倡"机能的思考方法",以罪数论在刑法学体系中的机能为导向,限制其问题域,重新确立界分一罪和数罪的罪数标准。罪数论承担的是并罚前的过滤机能:在进入数罪并罚之前,把诸罪名之间存在重复不法评价的情形过滤出来,避免对其进行并罚。据此,只有触犯不同罪名的情形才需要判断罪数;罪数判断并非对犯罪个数进行计算,其标准应是诸罪名所评价的法益侵害之重合性;若诸罪名所评价的法益侵害存在重合,为一罪,反之则一律数罪并罚。

论罪数评价

罪数评价,是指根据一定的评价标准和评价原则,将特定的行为事实认定为一罪或数罪的过程。进行正确的罪数评价是罪数理论研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应以犯罪构成作为罪数评价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重点把握"加减·普通的犯罪构成"在罪数评价中的具体适用,并严格遵循全面评价原则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