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证据的定罪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刑事犯罪趋于隐蔽化,越来越多的“零口供案件”出现,直接证据愈发难以获取,为侦查人员侦破案件带来了非常多的困难,故运用间接证据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定罪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刑诉法解释》第140条出发,尝试说明间接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定罪的重要性并梳理其法律依据,同时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现阶段运用间接证据定罪所存在的一些不足,并为完善我国的间接证据定罪规则提出一些解决策略。

排除合理怀疑的学理理解与司法适用

作为“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的主观判断依据,“排除合理怀疑”从主客观双重维度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作出规范,但如何在中国语境下正确理解与适用“排除合理怀疑”仍需反思与斟酌。与我国类似,日本亦引入“排除合理怀疑”。在理论层面,通过“排除合理怀疑”、高度盖然性与内心确信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澄清日本赋予“排除合理怀疑”之具体内涵;在司法实践层面,透过“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裁判员制度、间接事实认定中的适用情况,可以观察日本“排除合理怀疑”的具体实践样态。我国“排除合理怀疑”的司法适用可以日本法制经验为鉴,结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就“排除合理怀疑”的体系定位、内涵理解及其司法适用进行讨论。

“未经定罪之没收”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将各种没收制度加以类别化的重要判断要素,并对没收程序设计及功能定位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未经定罪之没收"体现于司法解释中原有的相关制度,以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第三章建立的新制度之中。证明标准问题在原有制度和新制度中都是模糊的,影响了特定程序的制度功能发挥及其与特定案件诉讼目的权重的一致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第三章之没收制度的证明标准宜选择立体解决模式:确立与一般民事证明类似的标准,即"高度盖然性",同时完善利害关系人抗辩制度、上诉制度等相关保障措施和救济途径。

非此非彼的“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

诉讼证明的本性及适合于诉讼证明的方法规定了诉讼证明可能达到的程度,此为诉讼证明标准设定的认识论前提。“客观真实说”关于证明标准的观点和关于证明评价标准的观点在诉讼法理上都是不成立的,不具有现实的程序意义。“法律真实”则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法律真实说”关于真实标准的主张也是多余的。只要承认并对自由心证原则予以纯正把握,则两说及其论争可以终结。

刑事错案防范机制之建构——基于诉讼程序与证据制度的分析

造成刑事错案的原因非常复杂,大致可以分为直接原因与深层原因两个方面。要消除导致错案的直接原因,应当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严格落实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第二,强化对科技手段的运用,对尸体、体液、痕迹等实物证据,能够采用DNA鉴定、指纹鉴定等高精度的鉴定方式的,不得采用辨认、血型鉴定等低精度的鉴定(认定)方式;第三,高度重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事实和理由,驳回辩护方意见必须进行充分说理;第四,严格遵循认定有罪的证明标准,规范口供补强规则的适用;第五,严格贯彻疑罪从无规则,对认定有罪证据不充分的案件必须做无罪处理,不得做留有余地的判决。

公诉证明标准探析

公诉的证明标准是指控诉机关决定提起公诉或者维持已经提起的公诉时,控诉证据必须达到的法定标准,是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和要求。我国公诉证明标准与定罪证明标准的关系应如何界定,是当前理论与实务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考察了西方主要国家公诉证明标准的规定,并结合我国实际,认为我国现阶段的公诉证明标准应当与定罪证明标准一致。

宜严或宜宽:公诉证据标准再议

公诉证据标准应当低于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抑或与之保持一致,是谓公诉证据标准的宽严之辩。对公诉证据标准概念的正确理解是讨论该问题的前提。西方国家关于公诉证据标准的规定对我们有所启示,但不宜简单照搬。通过对公诉证据标准宽严之辩的梳理,从公诉证据标准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状况分析,我国应当坚持公诉证据标准与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一致性,同时出于表述上严谨性的考虑,我国公诉证据标准宜适当修正。

刑事简易程序定罪证明标准研究

刑事简易程序由于其相对于普通程序更为简易和快速,而受到各国的青睐。在我国简易程序中,虽然在审判程序上予以了简化,但从实践来看,程序简化的运行效果并不理想,以至无法达到快速审判的要求;从理论上看,仅仅是程序步骤的减少也难以为"实质意义的简化"提供有力的支持。而简易程序在实体上对所有案件无差别的适用"证据确实充分"和"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证明标准,无疑是阻碍快速审判的一个重要原因。该定罪标准不仅与证明标准差异化、多元化不符,也不利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疑难复杂案件中。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事实相对清楚,争点也比较小,适当的降低定罪证明标准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并且在降低的同时,可以通过加强辩护权。

认罪认罚从宽证明标准认识误区的驳正

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是否排除合理怀疑的问题,学界存在三种学说:证明标准同等说,证明标准降低说,证明标准折中说。对认罪认罚从宽这一刑事法律制度的解释,既需要体现出该制度的独特价值,又应当大体符合底线正义和对效率的追求。现有的三种学说,皆失之偏至,要么使得这一制度显得冗余,要么为了效率牺牲正义。同等说坚持了正义,却无法解释认罪认罚制度的独特价值,使该制度的存在显得冗余;降低说误以为认罪认罚制度完全是效率思维的产物,忽视了该制度对正义的追求;折中说主张区分不同情况适用不同证明标准,但这种灵活把握的中庸提议始终未能提供合理、可行的区分原则。因而,需要对认罪认罚制度的证明标准既有学说进行驳正,走出关于证明标准的认识误区。综合考量,对认罪认罚制度的合理解释是,检察院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建议仅对法院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有约束力,而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本来就与证明标准无关。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适用情况的实证研究——兼谈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重构设想

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研究的重要课题。调查表明,现行证明标准存在理想化、操作性较差、诉讼成本偏高等突出问题。现行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是实践中由事实认定所造成错案产生的原因之一,但不能盲目地放大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却忽视整个证据规则体系尚未建立和体制积弊、法治有待生成等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因素。统计数据表明,司法实务工作者对"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认同度较高,"案件分类区分标准"观点容易导致司法蛮横对人权的肆意践踏。为了弥补现行证明标准自身不足和解决实践问题,应当在坚持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的、充分"为主体证明标准的同时,建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辅助性证明标准。要明确区分定罪证明标准与非定罪证明标准所适用的事实范围。

减少死刑误判现象之方法初探——兼论完善我国死刑案件证明标准

死刑误判现象的一再发生,损害了公民、社会利益及司法公信力。限制、减少死刑误判应着重完善,甚至改革我国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分而治之"的解决思路在可行性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此,应当通过在坚持"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优势证据规则",细化法定量刑情节,扭转我国"重刑"观念来解决死刑误判问题。

论“比例认定”理论

我国当前三大诉讼法实行的是一元的证明要求 ,但在一些工业事故、交通事故以及公害事件所引起的侵权案件的处理中 ,要求认定案件的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不利于对受害者的保护。我们应当借鉴以自由心证为背景的“比例认定”理论。“比例认定”是指在侵权案件中 ,法官对损害发生的因果关系没有形成完全的确信时 ,按心证程序比例确定损害赔偿额。

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变化谈民事检察理念

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一直以‘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审理民事案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实施后,人民法院以‘法律真实’标准审理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的民事审判监督理念应根据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既要坚持‘客观真实’标准,又要尊重‘法律真实’标准。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之探讨——基于对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区分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是否应当降低,已成为这一制度试点改革的一大难题,目前学界和实务界争论流派众多,令人莫衷一是。然而,作为证据确实、充分之标准的三个条件并未因被告人的认罪认罚而消失,在坚持实质真实原则的前提下,为避免"疑罪从轻"导致冤假错案,对定罪事实及不纯正的量刑事实之证明仍应坚持传统的证明标准,但证据的调查程序和证明规则可从简;而对于纯正的量刑事实证明之标准则可以适当降低,从而达到有的放矢、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之目的。

迈向“最佳解释确信”的司法证明

面对日益复杂且趋于技术性的案件事实与证据,传统司法证明方式在探求真相与实现裁决公正的目标上力有未逮。国内学者开始转向哲学领域的解释性理论,以期获得证明方法上的启示。作为解释性理论应用于司法证明领域的标志性成果,相对似真性理论基于自然认知理性,通过赋权诉讼当事人与比对和判断的方式,可以对事实争议予以有效解决。然而,其仅从外部层面解释证明标准,未进一步区分辩方的具体抗辩类型,忽视了事实的“未知空间”,并面临科学化调查方法的挑战。结合信念解释理论和技术性证据的标准化解释流程,对相对似真性理论进行改良,在此基础上,可提出司法证明的最佳解释确信理论。该理论既观照了中国具体司法语境,又弥合了自然理性与技术发展之间的鸿沟,深入反映了司法证明对信念程度的要求,更加符合诉讼认识规律与庭审运行特征,能够有效实现科学、准确以及经得起检验的司法证明。

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

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围绕应否降低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产生了一定争议,而多数试点地区出台的实施细则实际上降低了证明标准。在美国的答辩交易制度下,因法官对有罪答辩"事实基础"的司法审查过于宽松,导致一些没有实施犯罪的被告人受到有罪判决。德国关于认罪协商的立法和判例并未降低定罪证明标准,但实践中有法官基于司法便利忽视对被告人当庭认罪真实性的审查核实。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法庭上的举证责任及其证明标准被显著降低,但法院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心证门槛不能降低。坚持法定证明标准并不妨碍检察机关就证据较为薄弱的案件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进行认罪认罚协商,也不意味着法院不可以根据案件特点、证明对象的不同进行灵活把握,更不意味着把法庭审判阶段的证明标准简单地适用于审前阶段。法庭应当一并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合法性与真实性,确保法定证明标准得到落实。

从定罪的“证明标准”到定罪量刑的“证据标准”——新《刑事诉讼法》对定罪证明标准的丰富与发展

1996年刑事诉讼法只有定罪的证明标准,没有规定量刑的证明标准。多年来,理论界围绕定罪的证明标准展开热烈的讨论,实务界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对"证据确实、充分"从三个方面作出解释。本文认为该规定已从原来定罪的证明标准发展为定罪量刑的证据标准,是新《刑事诉讼法》对定罪证明标准的丰富与发展。

排除合理怀疑等于内心确信吗?

对于两大法系证明标准的比较研究,学界倾向于从最终的心理状态进行对比,进而得出两者等同的结论。这种"静态局部比较论"缺乏对制度运作环境和事实认定过程的关注,其结论的准确性不足。事实上,从证明标准的适用程序范围和待证要件范围以及"剩余怀疑"的风险分配来看,作为两大法系代表的美德两国均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使字面上相同的标准产生完全不同的规范效果。导致这种差异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诉讼构造、诉讼职能、犯罪构成的基本要素和证明责任分配机制等差异,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两大法系诉讼目的观的差异。这对于如何完善我国证明标准的配套制度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刑事定罪证明标准类型的哲学辨析

在特定的意义上,诉讼证明中的事实确信,可以区分为两种确信类型,一种是客观的确信,一种是合情的确信。这两种确信可以分别用来说明中国多年来在规范上坚持的证明标准和西方国家的一般定罪标准。近年来中国学界在讨论证明标准改革问题时存在着许多哲学话语的误用,改革论者多不当地抹杀了中西证明标准的实质区别,而坚持论者则滥用了哲学主义话语。我们需要将已有的论争从哲学话语迷雾中解救出来,开展真正重要的工作,即:分析两种确信在具体认识论逻辑上存在的不同以及所带来的法律效应,进而以此解析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刑事诉讼法规定和实践上的许多重大差异,以及中国法律的诸多变革所需的认识论前提。

论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的正确理解与把握是防止认罪认罚案件发生冤错案件的重要保障。认罪认罚案件从定罪要求来说不仅要求制定科学的、反映诉讼客观规律的证明标准,而且要求在实践中坚守法定的证明标准。法律界对认罪认罚案件应适用何种证明标准存在较大分歧,形成了证明标准降低说与证明标准同等说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认罪认罚促使程序的推进方式发生了变化,但这并非降低证明标准。基于职权主义的诉讼价值追求,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当坚持法定证明标准,而不能因为庭审程序简化而降低。这是确保认罪认罚符合客观真相的关键所在,也是证明标准一元化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与简易程序及速裁程序证明标准相协调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