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尺·营造尺·乡尺——古代营造实践中用尺制度再探

本文结合近年考古实践的最新成果,以尺度的确定和使用作为主要探讨对象,阐述了我国的早期营造尺度的确定方法,历代标准尺的确定及其绝对尺度地变迁状况。在此基础上,重点对古代营造尺的使用,营造尺和标准尺的关系,地域尺度即"乡尺"的应用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和探讨,并对地域尺度的分布范围、使用方式及研究意义的关系提出了相应的看法。

元尺考

元尺无实物传世,以往学者从不同角度推证元尺标准,已取得较多成果,但彼此推证的量值又呈现较大歧异,究竟应如何解释,成为长期困扰学界的难题。据传世文献及实物遗存,可推知元代实际采用的是一种多尺并行且互可折算的复杂尺度体系。可考定的四种尺,包括官尺、营造尺、裁衣尺与天文尺,彼此之间存在精粗不等的折算关系。其中,元代官尺长约35厘米,既是对辽金大尺的大率继承,又有所损益调整,与唐宋尺构成简单比例关系,是一种南北古今的折中方案。

辽代建筑营造“大尺”与尺度构成研究——以独乐寺、奉国寺、开善寺辽构为例

由于辽尺史料匮乏,致使辽尺尺度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影响了辽代建筑营造尺的推算和尺度研究。本文收集三处四座辽构实测数据,在木构建筑设计的整数尺法前提下,通过标准差计算法推测营造尺长,并结合控制性数据加以验证,提出辽代存在长于唐尺、宋尺的“大尺”制度。在此基础上归纳出辽代建筑具有总体规整尺数控制、细部灵活调整的尺度设计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