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years of reform of China's state-owned asset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of China’s state-owned asset management system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reform,but also a key factor in rejuvenating the national economy.In this article,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form,summarized the reform process and discussed related question on how to deepen the reform.

公立医院数据资产入表财务管理路径与框架研究

目的在遵循国家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财政部《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位数据资产管理的通知》的前提下,探索公立医院数据资产财务管理的路径。方法按照《政府会计准则》和数据资产相关业务模式的特性,借鉴企业数据资产入表的路径,构建公立医院数据资产入表、会计核算、报告全流程财务管理框架。结果通过构建公立医院数据资产财务管理框架,切实保障了公立医院国有资产的安全与完整,规范了医院数据资产的财务管理。结论医院数据资产入表的财务管理路径与框架的创新构建,对后续出台相关政策、开展相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与国有企业审计意见决策

如何发挥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以提高国有企业审计意见质量,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亟需研究的问题。以2013—2022年A股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离散选择模型,以投非赞成票代理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越高,越能够提示应计盈余管理风险,审计师越倾向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第一大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混改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越低,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与审计意见谨慎性的关系越显著。经过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不变。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积极履行治理职能导致审计意见质量提高有利于混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实现国有企业混改主要目标。研究结论对于国有企业审计师正确决策审计意见、非国有董事有效维权、政府监管部门和混改国有企业充分尊重非国有董事治理的积极性、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均具有启示意义。

国有资产收益全民分享与共同养老金制度设计

落实以全民所有制为根基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立现实具体的国有资产收益全民分享机制,让全体人民分享归他们所有的国有资产收益。将部分国有资产收益用于建立共同养老金制度,平等地为达到一定年龄(依据国家一般退休年龄确定)的全体老年人发放一份社会主义性质的共同养老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资产收益全民分享的可行方式。以国有资产收益建立的共同养老金制度具有国有企业产品消费倾向增长效应,不仅为老年人提供可持续、均等和稳定的基本生活保障,还能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保证其自身的可持续性。并且,与直接动用国有资本补充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相比,建立共同养老金制度能够有效缓解基本养老保险的给付差距问题。这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混合养老保障体系,即共同养老金和基本养老保险相辅相成的新型养老制度,提出新思路。

利润上缴政策改革与企业金融资产投资

近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一定的“脱实向虚”趋势,对企业的风险管控与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以2003—2019年中国A股中央企业控股公司和非国有公司为样本,本文考察了国有资本管理改革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央企业利润上缴政策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且主要表现为对投机性金融资产的抑制;(2)随着上缴比例的不断调高,政策效果愈发明显;(3)当企业资源丰富、行业盈利能力较弱以及高管业绩偏好较高时,政策效果受到一定削弱;(4)政策实施降低了金融资产中的“投机”成分,进而缓解了企业经营风险。本文从宏观政策角度丰富了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丰富了国有资本管理改革政策经济后果的研究。本文的结论对于完善国有资本管理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具有较为重要的政策意义。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

国资监管体制已由“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模式向以“管资本”为主的模式转变,这为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代理成本降低与政府干预弱化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水平在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西部地区和金字塔层级低的国有企业中,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其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通过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了国有企业价值。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如何影响地方国企现金持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其中强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统筹是深入推进现代预算制度改革的重点任务。基于此,选取2004—2019年中国A股地方国企与民企数据,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地方国企现金持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增加了地方国企的现金持有,其主要途径源于对过度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的抑制。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效应显著存在于位于国有资本发展程度较高的省份和东中部地区、控制链距离较短、内部控制较弱的地方国企中。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增加地方国企现金持有,能够增加企业创新投入,最终提升企业价值。因此,地方国企应把握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的契机,提高公司治理能力,增加创新投入,实现企业价值提升。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企费用粘性——来自“两类公司”改革试点的证据

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下简称“两类公司”)是深化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从成本费用管控视角,利用2008—2021年“两类公司”改革试点数据,探讨以设立“两类公司”为核心的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两类公司”改革能够显著降低控股国有企业的费用粘性,其内在机制是“两类公司”改革通过强化经营预算管理和嵌入党组织治理实现控股国有企业费用粘性的降低。进一步分析表明,“两类公司”改革对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在由多家“两类公司”协同控股、控股链条较短、股权制衡度较高以及所属类型为中央企业时更显著;限制政府债务大规模扩张和加强产品市场竞争,均能有效提高“两类公司”改革对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文章从政治观和经理人观视角揭示了国资监管体制改革降低国有企业费用粘性的内在机理,为完善“两类公司”改革、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降低国有企业费用粘性提供了重要参考。

高校国有资产管理内控建设体系探索

国有资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高校国有资产作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保障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深入探讨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的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内控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旨在提出一套科学合理的内控体系建设方案。该方案不仅能够帮助高校优化资产管理,提高资产使用效率,还能够为高校的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高校国有资产闲置状况分析及盘活策略研究

伴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以及国家对教育事业的大力扶持,高校利用政府划拨的财政资金及自有资金购建的各类国有资产规模不断壮大,各所高校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国有资产闲置的状况。文章通过对国有资产闲置的现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从源头减少国有资产闲置的措施及盘活已闲置国有资产的有效途径,以期为高校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提升国有资产的使用效能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治理创新与提质增效——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回顾与全面深化的思考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回顾改革史发现,1978—1997年的国有企业改革虽不断深化,但仍未从根本上摆脱困境。1997年后的“三年脱困”实质上是一场“出清”,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摆脱了困境,扭转了全行业亏损的状况,开启了盈利能力提升、亏损率下降的时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有工业企业的绩效表现出了新的隐忧。其中虽有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本,但国有企业本身在发展中由行业聚集转向分散扩张的趋势不容忽视。进一步全面深化国企改革应当围绕增强核心功能和提升核心竞争力,以深化功能分类改革为统揽,以持续优化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和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手段,将国有企业的战略使命落实到微观主体的功能定位中,推动国有资产围绕主业定位集中布局,对不同功能类型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分别做出制度安排,实现国有企业经营目标与使命目标相统一。

增长联盟视角下的中心城区存量国有资产更新——以上海市长宁区为例

我国城市更新具有增长联盟的结构性特征,而存量国有资产更新中的增长联盟兼具典型性和独特性。上海长宁以愚园路和武夷路作为实践区域,为存量国有资产更新提供了不同模式的样本。愚园路案例中,以商铺型区属国有资产为主要载体,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形成了相互塑造的政企合作模式,合作关系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正式特征;武夷路案例中,园区型国有资产在复杂权属关系下产生了各异的使用权获得路径,经历了曲折的联盟组建过程,促成了多层次多面向的政企联合体,在政府更强的统筹力度下体现出多元价值特征。在增长联盟的理论框架和上海长宁的实践基础上,从内部关系、构建过程和多重价值3个补充视角提出中心城区存量国有资产更新需关注的挑战和路径建议。

“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国有资产管理的困境与对策

“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国有资产管理面临新的挑战,遭遇资产管理员队伍建设与学校发展需求不匹配、资产管理信息化水平与智能化管理需求不匹配、学校资产管理内控建设与上级文件要求不匹配等困境。对此,从打造专业管理队伍、强化信息技术融入、严格规范内控制度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报告编报工作的探索与思考

2023年7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工作的五年规划(2023-2027)》出台,对国有资产报告编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各行政事业单位作为编报主体,应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和治理,提高国有资产报告编报水平。以地方性高校为例,探索提升国有资产报告编报质量的实施路径。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综合性立法的逻辑框架和规则构建

国有资产法和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法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综合性立法提供嵌入式立法和独立式立法两种立法路径选择。通过识别立法客体的多元属性特征,明确经济效率、生态安全和社会公平的价值目标,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综合性立法应定位为环境资源法与经济法的交叉法域。立足该法体系定位发现,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综合性立法的本质是绿色经济立法,因而上述两种立法路径均存在合理性和可行性。依循绿色经济的立法路径,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综合性立法应以可持续发展为立法目的,以立法客体的分类为立法逻辑,以经营性、生态性和生存性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分类体系为立法框架,从基本原则和法律制度两方面展开规则构建。

绩效评价视角下高校国有资产管理内部体系研究

国有资产为高校育人奠定了物质基础,确保了高校科研、教学等各项工作的稳步推进。是否能够对国有资产进行科学化管理,会直接影响高校内部的运行成效。对国有资产管理状况开展绩效评价,有助于高校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优化,帮助相关人员树立科学的管理观念,提升对国有资产的重视度。文章以江苏省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现状为例,在分析管理成效的基础上指出存在的不足,并从健全工作管理机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评价结果利用三个方面提出优化策略。

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的经验、困境及对策研究

高校国有资产规模大、类目多、构成杂,管理层级多、随意性大、复杂性高,提升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的质效水平关乎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强国建设。从笔者近半年来对重庆、四川、山东、辽宁、江苏等省份普通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的调研发现,高校国有资产管理在注重合规高效、推进协同共享、强化激励约束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但仍然面临盘活难、入账难、退出难、报废难、追责难的现实困境。深入挖掘发现掣肘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的症结主要在于“缺重视、缺机制、缺人才”。因此,亟待以畅通“五大渠道”为抓手,从不同层级制度间、重点资产跨主体间、不同主体和业务板块间、全链条各责任主体间、专业人才的学习成长渠道上精准发力,助力高校国有资产管理提质增效,切实发挥国有资产保障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更大价值。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保护和使用规划的构建路径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保护和使用规划存在定位不明、层级不清、指标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改革背景下,规划作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基本手段,其制度设计亦需遵循资产性目标和权利式逻辑,面向国家所有者行权需求,应拓展规划制度的资产性调整维度。于此过程中,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保护和使用规划的权源基础需由“资源的行政监管权”(对应于既有规划实践)跃升为“资产的国家所有权”;在“两权分离”的国家所有者行权脉络下,明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保护和使用规划的权益性法律定位、“3+1”规划层级、资产性指标体系、考核约束性法律效力。

国有企业数据资产特征及合规管理改进

随着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改造推进,传统的企业产权转让和企业增资交易中,逐渐出现了数据资产附随转让的情况,发生了多样的风险事件。首先,分析了国有企业数据资产交易合规管理存在的不足;然后对数据资产与国有企业传统资产交易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详细阐述,包括技术进步衍生新的权利、新的权利带来两级交易风险;之后总结了国有企业数据资产的新特征:公益性与福利性、敏感性与博弈性;最后提出,应尽快在企业党委领导下,探索建立数据资产交易专项的合法合规性审查机制。

高职院校国有资产数智治理能力发展研究

新时期,信息技术的发展要求高职院校从原有教育模式逐渐转向数字化、智能化的新模式,以加快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国有资产管理也在新兴技术的支持下得到发展。数字化和智能化丰富了高职院校国有资产管理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职院校国有资产数智治理能力发展从重要性、实例分析以及措施三方面进行研究,以期提升国有资产治理数智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