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混改助力民企创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逆向混改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吗?以A股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资本参股的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后发现:首先,国有资本参股对于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存在异质性影响,即能够显著提高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而对探索式创新投入无明显作用(国企“两利一率”考核压力影响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探索式创新投入的作用);其次,缓解融资约束与提高风险承担能力是上述关系的作用机制;再次,制度环境、行业竞争和技术董事数量等情境因素会影响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治理效果;最后,国有资本参股能够通过提高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方式提高民营企业价值。通过揭示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回应了国有产权对民营企业创新作用的研究分歧,也拓宽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

国有资本入驻是否有助于民营企业减排

国有资本是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国有资本入驻民营企业,不仅可以有效规范民营企业污染排放行为,还可以通过打破民营企业发展桎梏以赋予企业创新活力,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工业企业与绿色发展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考察国有资本入驻对民营企业减排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入驻后可有效减少民营企业污染排放,并且该减排效应在大规模企业、非战略性行业与财政分权水平较高的样本中表现更为突出。机制检验发现,国有资本入驻既可以通过放松企业融资约束与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方式促进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还可以通过将自身所承担的政策性社会目标融入民营企业中,以强化民企的社会责任意识,最终在“技术创新效应”和“社会责任效应”共同驱动下实现污染减排。特别的,虽然国有资本入驻不利于提升企业生产率,但国有资本入驻引致的“技术创新效应”有助于推动民企实现生产效率与绿色化的兼容发展。本研究为完善企业创新激励机制、优化环境治理与实现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供新的视角和动力。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吗?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在此背景下,探究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和提升国有企业资本效率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的非金融国有企业为样本,从外部成本以及内部治理两个层面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结论说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改善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错配,提升国企资本配置效率。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以及改善融资约束,优化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配置。3)从市场、政府以及国有企业自身层面来看,首先数字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能替代外部不完备的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环境中,数字化转型更能改善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错配。其次较高的财政补贴隐含过多的政策性负担,弱化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资本效率提升效果。最后在较高水平内部控制环境中,数字化赋能显著提升国企资本配置效率。研究有助于深化数字化转型赋能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效果和机制,为探究我国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依据及决策参考。

非国有资本参股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国有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在促进自身发展升级时也能产生广泛的社会价值。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对非国有资本参股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情境式困境,非国有资本参股通过加强企业创新动力、激发高管企业家精神与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促进数字化转型,从而实现国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其效果会因国有企业特征、非国有资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有所差异。

“反向混改”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国有资本参股视角

民营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如何推动其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基于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视角,探讨国有资本参股这一“反向混改”形式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该实证结果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有利于缓解民营企业数字化人才匮乏和代理冲突问题,进而可赋能其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小规模民营企业、成长性较高的民营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的民营企业及单一国有股东参股的民营企业,其国有资本参股的数字化激励效应更为显著。该结论为明晰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共同推动数字化发展的联动机理、依托“反向混改”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提供了经验证据和路径参考。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能提高国企会计信息质量吗?

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本文利用手工搜集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数据,以2009—2022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能够显著提高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作用受到行政层级、功能界定与分类、非国有股东治理的影响。本文丰富了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经济后果以及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异质资本持股、内外部治理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鉴于股价崩盘风险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联性,以2014~2020年国有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不同性质的非国有资本参股对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企业内外部治理对非国有资本参股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民营资本参股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机构投资者参股增加了股价崩盘风险,而外资参股不存在显著影响。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仍然成立。就内外部治理而言,内部治理水平仅对民营资本持股比例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外部治理环境仅对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改革研究

我国的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其中,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将加强党的领导与市场化发展统一起来。因此,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方向,采取分类分层改革的方式,以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为重点环节,因企制宜、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改革经历了改革准备、初步酝酿、试水调整、推广深化四个阶段,探索形成了四化管理、自愿转身、灵活市场化、部分市场化等典型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市场化选聘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契约化管理存在难点、差异化薪酬设计不合理、市场化退出机制不完善、监管及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重塑企业文化,增强市场观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弘扬企业家精神,完善治理体系,逐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经理人制度体系。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

国资监管体制已由“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模式向以“管资本”为主的模式转变,这为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代理成本降低与政府干预弱化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水平在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西部地区和金字塔层级低的国有企业中,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其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通过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了国有企业价值。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如何影响地方国企现金持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其中强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统筹是深入推进现代预算制度改革的重点任务。基于此,选取2004—2019年中国A股地方国企与民企数据,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地方国企现金持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增加了地方国企的现金持有,其主要途径源于对过度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的抑制。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效应显著存在于位于国有资本发展程度较高的省份和东中部地区、控制链距离较短、内部控制较弱的地方国企中。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增加地方国企现金持有,能够增加企业创新投入,最终提升企业价值。因此,地方国企应把握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的契机,提高公司治理能力,增加创新投入,实现企业价值提升。

国有企业在中国房地产业发展中的使命、地位与作用研究

基于历史维度,分析我国房地产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可以揭示出国有企业在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不同时期的使命、地位和作用。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房改之前,国有企业承担了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使命,逐渐取得了绝对主体地位,发挥了房地产生产消费的主导作用。从1978年到1998年房改之前,国有企业新增加了培育市场主体的使命,在房地产行业占主导地位,发挥了控制作用。在1998年房改后的阶段,国有企业增加了弥补市场失灵、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使命,在房地产业发展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发挥了带动支撑作用。

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影响

提升技术创新动态能力是实现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提升差异化创新水平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有正向影响,且这种正向影响在大规模、高新技术和成长性民营企业中表现更加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不仅有助于民营企业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差异化创新水平,还能够强化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导向进而提升其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但过高的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不利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提升,差异化创新水平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对民营企业未来绩效有正向影响。

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

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已成为我国金融领域的重大风险之一,如何有效防控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立足于民营企业,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探究国有资本参股能否降低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能够显著降低民营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机制检验结果发现,国有资本在民营企业中能够发挥资源支持效应和监督治理效应,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问题,改善短贷长投策略和抑制民营资本无序多元化扩张,进而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检验发现,与其他企业相比,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在中小民营企业和位于亲清政商关系更好地区的民营企业中更显著。另外,当企业面临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也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不仅对国有资本参股和民营企业债务违约的相关文献形成有益补充,而且对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重大金融风险提供决策依据和启示。

国有资本参股与民营企业战略选择

本文以2010—2020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国有资本参股能够提高民营企业战略激进度。机制检验发现,国有资本参股通过发挥“资金保障”和“共同保险”机制提高民营企业战略激进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当民营企业所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法律制度环境较差以及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战略激进度的提升作用更大。经济后果分析发现,通过提高战略激进度,国有资本参股能够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价值,且不会导致企业违规行为增加。这表明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既能促进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又能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在场:资本下乡与村落共富效应的路径

资本是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生产要素。在资本下乡背景下,村企如何实现互惠共赢是促进乡村振兴与村落共同富裕的时代课题。资本下乡有序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引导资本市场逻辑与乡土逻辑的有效对接,推动工商资本与村落打造利益共同体。

货币政策、企业经营风险与资本结构调整

本文以2008—2022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交互效应模型回归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债务违约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影响下,货币政策对资本结构具有逆周期调节效应;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周期性调节并不受债务违约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而货币政策对非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周期性调节不受流动性风险影响。结果表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资本结构具有逆周期性调节效应,并且受债务违约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这对党的二十大提出的“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和“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系列改革有重要启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与国有企业去僵尸化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是落实国家战略、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制度,如何精准有效处置国有僵尸企业构成新时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关键环节。本文以2003—2020年沪深两市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立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分步实施的改革实践,研究其对国有企业去僵尸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能够缓解政府不当干预和改善国有企业高管行为预期,从而促进国有企业去僵尸化;异质性检验表明,上述效果在地方国有企业和2015年国家层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后更为明显;动态效应检验表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能够改善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低非正常信贷水平和债务规模,从而降低正常国有企业沦为僵尸企业的可能性,并促进国有僵尸企业恢复正常;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最终对相应国有企业的市场价值、生产能力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不断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清晰界定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权责关系,对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至关重要。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重点。立足中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伟业复兴的关键时期”这一历史方位,分析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鲜明时代特征及丰富理论内涵。在此基础上,结合国有企业的本质属性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要求,探讨国有企业在新发展阶段的定位及功能,据此提出要从四个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一是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二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管理制度改革;三是深化分类改革,推动国有企业产权创新;四是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动高水平开放。

“逆向混改”缓解了民营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吗?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当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和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的时代背景下,其能否缓解民营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不仅关乎着民营企业能否做强做大,更影响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逆向混改”视角,以2009—2020年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且这一作用在国有资本参与度高、地方层级国有资本参股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大时更为明显。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国有资本参股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和“监督治理效应”缓解民营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本文的研究为民营企业如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来完善其投融资行为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有益借鉴和政策启示。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多少”更好?——国企混改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及机制研究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资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基于2011-2022年上市国企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上市公司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后发现:1.混改显著提升上市国企的企业绩效;2.混改力度越大对企业绩效提升作用越不显著,国企实施混改要特别重视“如何混,混多少好”,谨防混改中转移国企控制权;3.国企负债水平对混改提升企业绩效的调节作用明显,国企负债水平越高,其混改对企业绩效提升的作用越明显;4.国企混改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效果在经营风险低的企业比经营风险高的企业显著;5.混改提升企业绩效的渠道有企业创新和公司治理,企业创新通过研发投入和研发人力提升企业绩效,公司治理通过管理费用对企业绩效施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