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心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博弈: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共同领事保护制度

欧盟共同领事保护制度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不断发展,《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创造了共同领事保护的概念,《里斯本条约》赋予了欧盟理事会保护第三国境内欧盟公民的立法权限。欧盟共同领事保护制度属于与国家主权密切相关的“高政治”领域,其推进深受国家中心主义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看,欧盟成员国通过政府间谈判,平衡成员国之间的利益诉求,使欧盟共同领事保护制度建立在互惠和可持续的基础上。同时,欧盟成员国的理性选择为欧盟共同领事保护制度指引发展方向,使其展现出强大的功能价值。从消极方面来看,欧盟成员国对国际谈判的必要性认知不足、对主权让渡的敏感以及国家利益优先的思维制约着欧盟共同领事保护制度发展,造成共同领事保护制度的国际谈判进展缓慢、超国家机构的作用受限和国籍歧视现象的发生。为此,欧盟通过推进共同领事保护制度的国际谈判进程、完善其参与的共同领事保护格局以及优化共同领事保护的范围与保障机制,减少国家中心主义的消极影响,推动共同领事保护制度向更深入的一体化方向发展。欧盟共同领事保护制度为破解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困境提供了重要经验启示。

霍耐特对主流正义理论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所长霍耐特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主流正义理论进行了批驳:主流正义理论以分配范式作为正义理论的主题,局限于消极自由的实现,无法解释人们对益品的共同兴趣;主流正义理论将程序主义作为正义理论的建构方法,无法充分阐明实现个体自由所需的社会前提条件,导致社会分析与规范分析的脱节;主流正义理论将国家作为实现正义的唯一机构,没有意识到国家无法解决所有领域的正义问题。霍耐特对主流正义理论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对我们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国家出资公司治理模式选择与法律制度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新一轮修改引入“国家出资公司”可以促进公司法的功能扩展和回应国企改革发展需求,但也凸显出既有公司治理的规则局限与法理匮乏,修改草案相关制度设计尚不完善。国家出资公司的治理模式选择应当跳出本位与主义之争的窠臼,建构和完善以董事会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在此理念下,宜将董事会定位为国家出资公司的“决策机构”,以利于其扮演好多种角色。董事会中心治理模式的法律制度保障,需要厘清公司法作为“公开运营法”之功能,以促进公司制企业从“暗箱”变为“明箱”;同时以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机制建构的重心;在立法技术上以机构间分权为手段,对董事会采取概括授权,对其他机构采取限定授权;并且,为避免多头问责的弊端,应构建统一的监督问责机制。

核威慑的道德价值取向探析

不同于核讹诈,核威慑是国家主体用核武器来保卫自我或他者以防御敌人进攻。核威慑的道德价值取向是协调“暂时拥核”与“立即废核”两种不同价值主张的价值基石,它是在价值分歧之间构筑价值共识的道德基础。核威慑主体应该不伤害平民并尊重生命尊严,强化人类道义的宰制与整体责任的承担,重视核战争风险的防范与人面向未来的完整性,关注利益主体的诉求与国际正义的维护,增强公共理性与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核威慑的道德价值取向之内核在于以人类整体价值为根基,超越狭隘的国家中心主义。在人类无法彻底废除核武器的历史阶段,核威慑的道德价值取向具有一种工具性价值,其目的在于增强人类对核威慑的价值理性,为世界无核化创造精神条件。

区分即融合:西方“边境区”概念的学术史梳理

作为现代国家关系之下的一个分析概念,"边境区"一词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作为潜在概念的阶段、概念的正式提出、概念的普及与深化这样三个时期。"边境区"一词的出现和普及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关于国界和边疆等问题的研究视野的重要转向:它既是对在这些研究领域中所盛行"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批判和反思,也是对全球化之于国界和边疆所造成的冲击的重要回应,亦是对发生于世界各地的各种跨境互动与合作的理论分析;既意味着对传统空间理念的理论重构,也意味着对于新的权力结构的学术关注。

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

本文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提出了不同于英国-美国的商人阶层主导式现代化、法国-德国-日本的官僚体系主导式现代化,俄国-中国以及很多后发国家走了一条政党组织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并据此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在理论上,政党中心主义将是对长期主导国际社会科学的国家中心主义、尤其是社会中心主义的挑战。在国家治理层面,本文提出发展道路的不可复制性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的平衡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或缺性。

全球化与文化研究范式的转换

全球化作为当代人类生活的发展趋势,不仅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人类文化的发展。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发展呈现出以往所不具有的新特征和新趋势,也使传统的文化研究的弊端暴露无疑。全球化对传统文化研究中民族国家中心论的理论范式提出挑战,这要求我们开放研究视野,转换理论范式。

国际组织自主性行为研究述评

国际组织自主性行为研究的兴起得益于国际制度基础性研究进展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化转向。考察国际组织自主性行为的主要路径有二:一是国家中心主义,二是国际组织中心主义。这两种分析框架对国际组织自主性进行了有益的学理探索,但每一种框架都存在难以克服的缺点,未能对国际组织自主性行为的根源和本质以及其对全球治理的现实意义作出让人满意的学理性解释。如何整合不同的分析框架,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国际组织自主行为的根源和本质及其对全球治理的现实意义,仍将是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要研究课题。

中国史研究中的后现代倾向

在历史领域,后现代主义通过对现代西方史学及其历史观念的全面批判与反思,使人们日趋看到在现代性遮蔽下的历 史样貌,并逐步建构出一个后现代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体系。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些具有明显后现代倾向的中 国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将其史学实践与理论体系进行双向分析的可能。从此路径,我们大体可以窥见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史领 域所具有的问题意识、研究视角以及应用的界限与限度。

作为主导现代化进程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

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是经典意义上的国家现代化主导范式,二者分别侧重社会和国家作为主导性力量来推动整体性现代化进程,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构成了现代主流发达国家的历史演进主脉络。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赶超型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前两种范式的解释力遇到了挑战。一种以政党为中心主导的,先由体制外产生的政党通过构建民族主义价值体系、规范体系与期望体系,实现新式权力结构革新,进而助推国家现代化的"政党中心主义"新范式逐步登场,并彰显了极具潜力的理论和道路力量。

转型中国的政治发展与美国的政治衰败:基于政党中心主义的比较分析

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是政治秩序发生变动的两个主要走向。在过去30年,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的政治秩序都发生了变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经历了长足的政治发展,而不断探索后现代社会的美国却出现了政治衰败,中美两国在政治秩序上的差别表现可以通过政党要素进行比较分析。作为先锋队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党的建设,通过提高政党适应力来推动领导力的巩固和提升,并且最终推动了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而坚持竞争性政党体制的美国则把两党竞争退化为政党恶斗,从而导致否决体制的出现,最终引发了美国系统性的政治衰败。政党中心主义的比较分析启发我们要持续关注政党与政治秩序的关系。

“民族国家”的迷思与现代中国的形成

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民族国家形成路径,远非普遍适用于世界各国历史的认知范式,尤其不能简单适用于数世纪以来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现代中国规模之"大",既有清朝以前的历史和人口作基础,也是清朝国家对边疆的整合和有效治理的结果,而现代中国结构之"强",是18世纪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关系辩证运动的历史产物,其产生路径迥异于西方所谓"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过程。

中国与亚洲诸国宗藩关系的历史渊源探析

历史上,中国与亚洲诸国之间的宗藩关系是中国王朝内政在国际舞台上的延伸,是封建君臣关系在外交上的投影与折射。它的基本轮廓肇始于西周时期的宗法分封制及藩服制度,其基本精神来源于春秋战国时的"华夏中心主义"意识,并最终从汉唐时期的"华夷秩序"中脱颖而出,成为一种外交关系。

新《公司法》下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理论证成与法律实现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和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需求,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机制亟待改革。国有独资公司运行中的经理中心主义模式存在治理行政性、权力集中性、业务维稳性和决策短视性等特征,不利于公司的科学决策、治理制衡、市场创新以及持续发展。而从市场经济国际化发展的视角出发,董事会中心主义作为一种合理选择,有助于保障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提升公司治理效率并促进市场化科学决策。故而,2023年修订通过的新《公司法》不仅在宏观立法目标和理念上强化了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治理中心思想,而且在公司经营职权和相称性义务与责任等具体制度安排上也给予了更多的供给和突破。这种趋势还有可待完善的空间,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强化方案旨在构建一个高效科学的公司治理框架,要求调适与普通公司同质化的机构职权配置模式,明晰国有独资公司及其行权代表机构的权利边界,突出董事会的经营核心地位,尤其是独立的经济决策,并致力于培育和健全职业经理人市场。为此,在制度实现上可以确立专门立法的思路,规范国有独资公司的组织形式,特色化各组织机构的职权定位,赋予董事会高度经济决策的职权类型,并建立配套的国有独资公司职业经理人选入机制。

新政治发展观与全球治理困境的超越

全球治理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主权国家一直秉持"国家中心主义"理念所造成的,正是这种理念使得主权国家采取孤立式或趋利避害式的行为对待全球治理,从而导致全球治理中出现参与赤字和责任赤字。通过分析国家政治发展观的变迁,不难发现,传统政治发展观以主权、领土为界限将世界划分为"我者"与"他者"的思维方式便是"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集中体现。这种传统政治发展观在世界范围的蔓延为"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盛行提供了土壤。要解决全球治理困境,就必须克服"国家中心主义"理念。从政治发展观的角度来讲,就需要国家放弃"国家中心主义"主导下的传统政治发展观,进而采取一种开放的、负责任的政治发展观。

国家中心主义及其法理学倾向

国家中心主义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突显出来的理论反思形态,它通过主权概念把政治、社会、法律等社会关系通过其地理性的理解而渗透到各个学科当中。这主要表现在以主权和市民社会为主题的法理学研究中。某些自然法、实证法以及法律社会理论都显现其倾向。

朝贡制度的理论渊源与时代特征

朝贡制度曾是中国历代王朝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之一。源自先秦的华夏中心意识、大一统理念及“事大字小”的交邻之道虽为朝贡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朝贡制度如何实施并在多大程度上奏效,则与当时局势和国力的强弱密切相关。因此,朝贡制度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

比较视野下的中心主义国家政治形态在中国发现政治普遍性

中国对人类政治普遍性的卓越贡献不应被长期埋没或抹杀,在中国发现政治普遍性是中国政治学的新使命。作为人类政治普遍性一种基本形式的国家政治形态,一般可分为两种类型: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心主义国家与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非中心主义国家。从时间和结构互嵌的意义上看,一方面,二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明显的区隔和竞争,又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显现了某种互鉴互补的发展趋向;另一方面,二者不仅在人类政治史上体现为长期的对应性存在,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意识形态二分和政治制度诸多二分的某种超越。二者的长期共存彰显了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统一性中的基本差异性。历史地科学地总结和阐释这种政治普遍性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心主义国家政治形态的普遍意义,对丰富当代政治学理论以及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价值。

国家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农民工身份城市化

国家作为集体行动者,有其自身的偏好和目标。国家根据战略目标的调整决定农民工城市化的宏观政策。地方城市政府作为国家农民工政策的实施主体,既受国家农民工宏观政策的约束,又兼顾其自身的责任和目标。国家农民工政策对地方城市财政和居民利益的冲击,会直接影响地方城市政府对国家政策的执行力。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化及责权的非对等性,使地方城市政府在国家政策执行中与国家目标相偏离。作为行动主体,地方城市政府以自身责任目标的实现为原则,对农民工城市化政策采取区别化对待、选择性吸纳、逐步开放部分社会保护项目的政策路径。现代社会的交互主体性和农民工身份城市化的复杂性决定了国家中心主义下政府政策的有限性。